#拜託已讀要回｜盛浩偉讀《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文學與生命的答案，都是一場徒勞？

作者盛浩偉

日期25.03.2019

在我們既定的認知裡，似乎總容易將「嚴肅」和「娛樂」切割開來，就像是純文學和大眾文學的對立，或菁英文化與流行文化的對立一樣，彷彿，只要通俗又受歡迎，就一定缺乏深刻思想；事實上絕非如此。嚴肅又帶有娛樂性的作品確實少見，但少見的原因不是因為這兩者互相抵觸，而是因為要兼顧它們並不容易。在這層意義上，東山彰良《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可說表現得相當傑出。

這本小說雅俗共賞，有精彩且千萬不能透露半點線索的劇情，所以在這篇評論裡只能暫且按下不表，但除此之外，它內含的元素也琳瑯滿目。故事主要舞台設定在八〇年代末老台北，特別是西門町、小南門一帶，以青少年那時而童稚天真時而成熟敏銳的眼光，撫觸了當時臺灣社會的風貌，也討論到本省與外省的族群議題；不過整本小說的場景卻不限定於此，在劇情副線裡，還橫跨至美國、中國，更攝入現實的事件，展現了廣闊的視野與大膽的想像力。而就內容而言，有青春成長小說的迷惘，有動作與推理等類型的緊湊懸宕，還涉及性別、性向議題，難能可貴的是，這些紛呈的元素隨著劇情的進展，在某個點上全都自然而然地融會在一起，也讓故事更加飽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這本出自旅日臺灣人之手的作品，竟遙遙地和臺灣文學史上的一個主題相互呼應。

說到九〇年代之後的臺灣文學史，總脫不了「眾聲喧嘩」一詞。這個詞自有其深刻，尤其放到歷史脈絡下來看，確實是要等到了解嚴以後，政治箝制鬆綁，沒有哪股力量能再成為主導，文學與藝術才彷彿算是獲得了完整的自由，遂頓時百花齊放。然而，如今已將近三十年後，再回頭反省這樣的文學史描述，也不免感受到這個說法的侷限：

說這個時代的文學主題什麼都有，就跟說這個時代的文學沒有主題，是一樣的——當然，這不是事實。至少，在我自己的閱讀裡，就隱約感受到一個，姑且稱之為「直子之心」的主題。

敏銳的讀者肯定已經直覺聯想到駱以軍的〈降生十二星座〉。這篇發表於九〇年代的作品，揉合電玩、星座等次文化元素，透過帶點魔幻寫實的筆法，描繪了當代人對自我存在的質疑，以及內心的迷惘虛無。小說裡，駱以軍向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致敬，挪用其人物名與情節，在遊戲「道路十六」裡設定出了一個名為「直子之心」的彩蛋。它象徵著他人之心的難以進入、難以理解，甚至就算得以進入，也只會發現一片虛無，一個彷彿隱形的主體；同時，在面對到他人內心的真相時，也不禁會令自我主體驚覺：是否我自身也是如此虛無？

這個「直子之心」主題的表層，其實是當代情境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寂寞。正因為感受到與他人的距離、感受到他人種種行為的難以理解：「為什麼他會那樣做？為什麼他要那麼做？」進而有了索尋解謎的動機；而在駱以軍那裡，這個主題走到深層的答案是：原來疏離與寂寞，都是出於每個人自身的空洞與匱乏，最終化為對存在的疑惑。此後，這個主題遂在臺灣文學或長或短的小說裡反覆出現，時而深刻，時而閃現，它又經常與他人莫名的「自殺」或「死亡」相關，近期表現得較為明顯者，例如何致和《花街樹屋》或吳明益《苦雨之地》，都將這份對他人的困惑推到了前景。

然而，這個主題似乎太必然走向虛無的結尾，畢竟，還有什麼比讓人困惑起自身存在還要虛無的事情呢？只是，文學，或說創作，人們之所以願意投身於此，難道只是為了得到一個虛無的答案？即使那確實就是生命的謎底，生命的真相。回過頭來，《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呼應了這個主題，精巧設置了一道關於他人人心的謎，但在解謎的盡頭，敘事者終究只是徒勞，無從改變什麼。不過在這裡，故事響起了「直子之心」的變奏。在結尾，小說寫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