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跳舞｜歌劇院裡的腦洞：哲學與預算
我坐在大都會歌劇院一樓 Orchestra 席，心裡知道這個位置的票一張要一百四十美金，今晚上演的劇目叫做《來自遠方的愛》（L'Amour de loin），一名划著輕舟的吟遊詩人在數十條 LED 燈組成的地中海之間，來回傳話，一邊是王子（是一名很壯碩的男中音）、一邊是女伯爵，雙方都拼命想像、不斷美化對方，又患得患失，這部戲在西元兩千年首演時，被說是對保守國家主義的反思，但在我看來，這根本就是當代最重要的議題之一：靠著 messenger 傳話維持的遠距離戀愛啊。
這是一齣法語歌劇，我面前有個小螢幕，提供四種語言的字幕，我選擇了英語，但這樣一來，當我看著台上時，視線就掃不到面前的螢幕，稍微有點困擾，但想想這故事簡單緩慢至此，其實也漏不掉什麼劇情的。幸好從小就懂得自開腦洞，靠著這項才藝，我長大成為一個在劇院裡很能撐的觀眾。
我這個外行坐在位置上，既不懂作曲好壞、也不懂唱腔優劣，面對一個空虛的舞台與單薄的故事，我只好想著，曾經有一個晚上，巴賽爾大學一名前途大好的年輕哲學教授，前往德國拜羅伊特（Bayreuth）歌劇節欣賞華格納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的首演，那不但是華格納耗費二十六年、賭上一世英名的作品，也是國王為華格納建造的歌劇院啟用之夜，吸引了不只是歌劇愛好者，還有大量的報紙記者跟各界高尚的知識菁英。年輕的哲學教授曾經喜愛歌劇、仰慕華格納、還熱情推廣拜羅伊特歌劇節，但在那個眾星拱月的文壇盛會上，他說他看見了「醜惡、怪誕、像是被最強烈的胡椒給嗆了」，他被苦澀的失望纏身，中途離場。那名哲學教授叫做尼采，那是一八七六年八月，從此以後，尼采對華格納的憎惡有增無減，他甚至氣到寫了一本書《華格納事件》（The Case of Wagner），如果這書名還不夠具有針對性，那就再加上副標「一個音樂家的問題」，那年是一八八八年，隔年尼采就瘋了。
看戲人並不是天天都能拿尼采當藉口，但今晚剛好可以，華格納的問題之一可能想給的太多，而今晚我面對的則是相反：空洞。
中場休息，燈沒亮就有人往外跑。
如果你都進到歌劇院了，中場休息二十分鐘還坐在位置上滑手機，那簡直是錯過了歌劇院最精華的戲碼了。中場的大廳中庭，水晶燈從五樓一路垂吊而下，照耀著在這寒冷冬夜精心擠進華服，露出肩背的婦女們，其中某些過度努力的愉快神情，透露出一種贍養費的光暈，而我的直覺果然正確。
「等會，別讓那個女人看到我。」跟我同行的 M 說。「那個穿紅色的是我朋友的前妻。」
「朋友的前妻又不是你的，怕什麼。」我說。
「但是她真的很煩，很做作，關心的只有錢，我不知道我朋友幹嘛要跟她結婚。」
我看著那位太太，她看上去四十多歲，紅色的捲髮中間插了兩朵小紅花，穿著有皺褶的細肩帶紅色緊身短洋裝，在這種天氣裡，好像穿得太少了。
這裡的酒廊，一杯葡萄酒要二十美金，是外面的兩倍價錢。M 說若是他一個人來肯定中途就回去了，我心想，尼采應該也是自己一個人去看歌劇的吧。
「所以下半場怎麼辦呢，還能撐下去嗎？」我問。「我可以。」
他說他也可以。
這時靠近我的四名穿晚禮服的女性拜託我幫她們合照，我等她們站好，四人中有的皮膚光滑緊實，有的則完全選錯了禮服的顏色，但她們都陶醉在這偶一為之的戲劇化氛圍中，歌劇院的戲不只在台上進行，包廂、大廳、階梯、酒廊、甚至廁所裡，都是舞台。我可以嫌棄歌劇故事太單調，但絕對不能責怪歌劇院浮誇，因為鋪張本來就是歌劇的本性，「魅力、刺激、魔幻」，大都會歌劇院的文本這樣寫著。
我原本是與歌劇無緣的人，既沒機會看，也沒興趣。在台北長大，幾乎甚麼戲劇舞蹈都能看到，唯獨歌劇很少，即便住到紐約，林肯中心有三棟建築，最豪華氣派的就是正中央的大都會歌劇院，每季上演不同的作品，我依舊只是個過路人。
阻擋在我與歌劇之間的一道高牆就是票價，歌劇的預算規模龐大，維運歌劇院的成本也比其他劇場昂貴，我在 City Center 花 35 元能坐到舞台角落的位置，在歌劇院呢？上網查了一下，看來這齣全新製作比古典作品《阿伊達》還花錢，想跟一樓沾上邊，最少得花上 85 元，那麼最高貴的票價在哪呢？第一排正中央的票價是 315 美元，但這還只是第二昂貴的，最貴的二樓正對舞台的包廂，一張票 460 美元，每個場次的五樓便宜票 25 元左右都還剩很多，但是最貴的票是絕不會剩下的，這就是歌劇，或者說，這就是奢華，這個晚上，有人會選擇吃掉一塊 460 元的牛排，也有人會選擇買一張 460 元的歌劇門票。從十六世紀末歌劇在梅蒂奇豪門盛世的義大利萌芽以來，就是在婚禮上拿來炫富的娛樂。坐在二樓包廂的華服貴族們，生活百無聊賴，坐在包廂裡互相眉來眼去，不但看戲，也享受被看，然而真正把金權掌握在手中的，永遠是那位按時進歌劇院包廂打瞌睡的老夫人。
中場休息時並沒降幕，那幾千盞 LED 燈組成的海，流洩著蓋滿舞台，在全黑背景中更加閃亮，只有海中央豎立一具現代感十足的天秤式爬梯，看樣子這五幕劇是打算一景到底了。
耳邊很多人說，這個舞台看起來很貴，用 LED 燈幾千盞聽起來很酷，但真的比較貴嗎？
這齣兩小時多的五幕劇只用了一個數位化場景、一具很像從 JFK 機場借來的爬梯，加上小船與船槳，三個主角，服裝毫無特效，連拿出來幫男主角蓋的被子都有點不夠長，合唱組出現時間不到五分之一，看起來都是很省錢的安排。
歌劇的成本除了舞台、服裝、聲光的製作費，還要支付藝術家的酬勞。這齣劇要支付費用的主要對象，包括作曲家 Kaija Saariaho 女士、指揮家 Susanna Mälkki 女士與交響樂團、還有舞台設計是 Robert Lepage 的設計公司 Ex Machina。女作曲家配女指揮家，是這檔戲的宣傳重點，大都會歌劇歷史 136 年，總共只演過兩位女性作曲家的作品，上一次則是 113 年前。
藝術家收多少費用是藝術界永遠的謎，我唯一確定的是：大都會歌劇確實有省錢的計畫。
2011 到 2012 年間，大都會歌劇院搬演的是（把尼采氣到中途離場的）《尼伯龍根的指環》，當年在紐約製作這個舞台的也是 Ex Machina，這齣戲沒有別的，就是花錢，光是演完一輪全長就要花兩天，2012 會計年度裡，大都會歌劇院的收益共約兩億三千六百萬（美金，真的），但是支出卻是三億一千七百萬，有八千一百萬的赤字！同一年度，隔壁棟的紐約愛樂收益是一億九千六百萬、支出是六千八百萬，同樣是歌劇院的舊金山歌劇，收益是一億五千萬、支出是七千萬，管理階層與董事會都表示：我們該省錢了。
一百多年前的大都會歌劇是怎麼工作的呢？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大都會歌劇院一百年」這本手冊中，第一頁便這樣說：「因為第一季上演義大利歌劇賠了好多錢，所以接下來七季都搬演德國歌劇⋯⋯」，原來歌劇院赤字已是悠久的傳統，而為了省錢而演出的德國歌劇第一發是哪齣呢，呃，是《尼伯龍根的指環》中第二部《女武神》 （Die Walküre）──為什麼今晚處處鬼打牆都會碰到華格納的指環呢？一八八三年啟用的舊歌劇院在時代廣場旁，那時當然沒有 LED 燈，舞台布景一切靠手工，演出也是人力密集，後台不但充滿齒輪機械、還得靠人手動操作，演出時甚至有專人躺在桌下不斷對著鍋爐吹氣。
一九六六年歌劇院搬到林肯中心，那一年演出的是史特勞斯的《沒有影子的女人》（Die Frau ohne Schatten），故事設定在神秘未知的南方島嶼上，主角是半人半神的女王，必須在許多幻想場景之間變換，對舞台設計是巨大的挑戰。當然一切背景還是手工畫的，歌劇院五樓的塗料室沒有大到可以讓舞台布景平鋪，所以得分成四塊拼起來；舞台上的布景是真的雕塑，換場景得靠好幾個人推動，排練時導演跟工作人員都在上面跳來跳去，想到這裡，我眼前的燈海閃耀著七彩光芒，五十年前的舞台人員絞盡腦汁用摸得到的東西建構幻想場景，而五十年後同一個舞台，設計師輕巧地用光影仿造海洋。
散場後，我跟著一襲金光閃閃、足以藏進一隻袋鼠的裙襬進了女洗手間，這是近來我唯一進女廁沒見到長龍的一次劇場經驗，我挑了一間空的廁所關上門，發現左手邊的金屬衛生紙座上竟然內嵌一體成形的菸灰缸，曾經有閒階級女士人手一菸，菸甚至跟衛生紙一樣重要的時代，現在劇院已經全面禁菸，但這舊時代的金屬化石卻沒有那麼容易消失，並不像 LED 燈一樣可以說關就關。
我忍不住拍了一張照片傳給戒不了菸的編舞家，他說他想要這個。
「好啦，下次我若有幸再來歌劇院，我就帶一隻羅賴把進來，拆一座這個給你。」
尼采對自溺於殿堂的華格納深刻失望，卻又在比才身上找到了希望。在《華格納事件》一開頭，他說自己聽了第二十遍比才的《卡門》，每一次聽都覺得自己變成了更好的哲學家。就算只是發瘋前的那幾年短短的時光，比才讓尼采知道自己還能喜歡歌劇，知道歌劇還能承載真摯的人性，真正拯救了他的心情。
那天晚上回家後，我便夢見了自己到歌劇院偷拆菸灰缸紙座，有些人偷仙桃、有些人偷火種，而我則是到歌劇院偷菸灰缸，大概這就是屬於我的風雅。
第二天，報紙藝文版對此劇一片好評，票房還不錯，希望歌劇院今年不要再赤字了。
【有時看書／有時跳舞】
從大動物園畢業之後，女作家開始關注人類的世界。
繞道十四個動物園後，回到美國紐約居住，「有時看書」、「有時跳舞」。這個「一動一靜」的專欄，主要目的是在作品與文獻資料中尋找、拼湊，建構出藝術家們在生活中的形象，換言之——找出藝術家們的「萌點」。
萌，日語漢化之後的動詞，簡言之，就是「被可愛的特質所吸引」。
【何曼莊】
1979 年生，台北人，著有《即將失去的一切》（2009，印刻）、《給烏鴉的歌》（2012，聯合文學）、《大動物園》（2014，讀癮），是作家、翻譯、紀實攝影師、數位媒體製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