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拿一塊冰塊敷眼睛叫我起床欸──專訪戴佩珊 👼台語片忙內👼

戴佩珊說，訪問前幾天，她才剛和一群台語片的影人們聚會吃飯。

好奇問她有誰，她索性直接把群組訊息秀給我們看，裡頭的名字一字排開就是一部台語片影史：主揪的周遊和李朝永夫妻、演員張敏和吳敏、歌手紀露霞，連以演國語片和電視劇為主的林小樓也來湊一腳。

像這樣的聚會，早在三十年前就開始了。1997 年辛奇導演和蔡揚名、高仁河等人一同發起「台語片影人聯誼會」，3 年後組織擴大，改名為「台灣影人協會」，由辛奇擔任首任理事長，直到 2004 年周遊接手第二任理事長，便一直由她主持至今。

聚會目的不在其他，只是讓這些隨著台語片退場的前輩影人們，還能有個機會見面寒暄。套句戴佩珊的話說，「就是一個老人家的聚會，只是大家在懷念而已。」

三十年前，戴佩珊是陪著爸爸戴傳李參加聚會的。三十年後爸爸離開，剩下自己一個人赴約，她誠實地說：「其實我跟他們不同掛，因為差了一輩。她們是當時的女主角跟歌星，我是這個⋯⋯」她用手比了個「小朋友」的動作。

5 歲出道，12 歲告別影壇，短短 7 年裡拍攝超過 15 部電影，戴佩珊的年紀幾乎和 1956 年誕生的台語片一樣大。今年台語片 70 歲了，如今碩果僅存的台語片影人們動輒八十歲起跳，只有她還不到從心所欲之年。在台語片的世界裡，戴佩珊是最年輕的小孩，永遠的忙內。

一塊冰塊敷眼睛

1962 年，戴佩珊人生第一部參與演出的電影《舊情綿綿》上映，開拍時台語片忙內只有 34 歲，飾演男主角洪一峰失散的女兒慧珠，在電影裡什麼都不用做，除了站著坐著和走路，就只需要哭。

片中一幕，和長輩走散的慧珠獨自一人在台北街頭尋找媽媽，小童星驚天一哭，哭得觀眾印象深刻，哭得戴佩珊自己都有了陰影：「在中華路哭到死、哭到慘的那一場，我媽就跟我講我不要你了、把你丟出去，一直講一直講——我哭死了。我永遠都記得。」

矛盾的是，當初戴佩珊之所以能夠站到攝影機前，是因為她不哭。

3 歲的事戴佩珊當然記不得了，但爸爸戴傳李當年的口述歷史留下了重要的證據：當初《舊情綿綿》在阿里山拍攝，劇組在嘉義當地的戲台找了個活潑的小女孩飾演女兒的角色，沒想到一上鏡頭，小童星就怯場放棄了。劇組空轉了一天，戴傳李於是問身邊的女兒要不要試試看——「試了一下，很不錯，她膽子很大。」

雖然更小的時候，也常常跟著爸爸到片場，但演戲還是第一次。臨危受命，觀眾的那些掌聲和評價戴佩珊都沒有印象，唯一記得的是，不喜歡演戲。

問她為什麼不喜歡？答案對一個 3 歲的小孩來說再理所當然不過：「很辛苦啊，真的很辛苦的一個行業。」

「尤其是要熬夜。因為以前拍片就是趕 24 小時的，所以你 24 小時真的就是在拍戲。有一次一個親戚在問我媽，說小孩子睡著了妳怎麼把她弄醒？我媽就說，啊就提冰角來共伊焐目睭啊（啊就拿冰塊冰敷眼睛啊）。他們就說，妳怎麼這麼狠！那後來我媽就改了，她說沒有，我用那個溫水的毛巾給她焐目睭——那一樣嘛！還不是要把我弄醒。」

《舊情綿綿》之後，隔年的《流浪三兄妹》又是另外一種辛苦。《流浪三兄妹》是自家公司永達和麥寮拱樂社合作的電影，古裝歷史劇結合歌仔戲元素，主角三兄妹中的大哥是由當年 10 歲的許秀年反串演出，戴佩珊和另一位童星肉圓則飾演兩個妹妹。

當時電影裡有大量的外景鏡頭，都是在台中的野外取景，「我後來看電影才知道，我們在山路都是赤腳走！然後我們在溪邊，真的就是讓水這樣沖妳——當然旁邊是站滿了人，可是妳那麼小，我那個時候 5 歲而已耶。會怕。真的是會怕。」

另一部和哥哥戴哲欽一起演的《尋母三千里》（1963），光是片名就是滿滿的辛酸苦累。「我拍那部戲真的有夠辛苦。那部片子就是有花蓮的橫貫公路，走到腳都破了、沒水喝，還要原住民去幫我們挑河底的水上來給我們喝。然後兩個小的真的走不動了，他們就用竹籃子背我們。拍戲中間還要去睡類似工寮的地方。」

再長大一些，還有辛奇執導的《冰點》（1966），那年她 9 歲。「裡面我們一天到晚去予水濺（tsuānn）有沒有？其實那個都是請消防局，吸大水溝的水來噴妳。」片中一幕颱風天大風大雨，曾經有日本人對辛奇讚嘆場面逼真，「真的是颱風天拍的！很殘忍吼？」

訪問前一天，她特地問了也曾當過童星、演過幾部戲的弟弟戴哲煌：「我說你當時有拍好幾部片，後來是你不想拍，還是爸爸沒讓你拍？他說是他不要拍。」

那一次是弟弟難得外借，為另一位台語片製片傅清華拍戲。過去拍自家的戲，工作人員多少會體諒三分，然而外借給其他製片廠就未必了——盛夏裡要裹著厚棉被拍冬天的戲，片場燈光直照，熱過了頭，弟弟就決定從此不再演戲了。

聽到弟弟這樣說，戴佩珊有點氣惱：「那個時候小孩沒有 say no 的！我不知道可以這樣，早知道我就說不了。」

她以為當童星演戲就是身為電影製片廠二代的命運。從 3 歲那年被帶到攝影機之前，一站就是整個童年。

「我今年滿 68 歲了，我就開始在回憶我的人生，沒有一段是想再回去走。很辛苦。尤其童星真的是——你的人生一開始就這麼辛苦。」

天才童星

但也不是不能理解爸媽為什麼讓自己繼續演戲。第一部戲《舊情綿綿》雖然戲份不多，但當時是寶島歌王洪一峰第一次演出電影，上映後大受歡迎，小童星戴佩珊也跟著闖出名號。

隔一年《流浪三兄妹》上映，戴佩珊用一種陳述事實的口吻說：「我一炮而紅。」

據電影學者蘇致亨在《毋甘願的電影史》中描述，《流浪三兄妹》「電影轟動全台，就連日片發行商都不敢與《流浪三兄妹》打對台，擔心影響票房。全片大約只 35 至 38 萬的製片成本，最終票房回收竟超過 180 萬，戲院爭相搶映，戴傳李後來便順勢建立起台語電影從南到北的發行院線，光是每天輪值站在戲院門口監票的職員全省就有十餘人，從此逐漸打下戴傳李永新影業在台語影壇穩坐發行『托辣斯』的半壁江山。」

然而歷史資料上的數據，不滿 6 歲的孩子當然不會有任何體感，「其實你說哪一部片子很紅、還是很賺錢，那都是事後我爸跟我們說的。」

那後來爸爸是怎麼說的？「我爸只會形容一部，叫《尋母三千里》。這部片子當下讓他賺了三百萬。然後我來形容這是多少錢好不好？三重，一間透天、三層樓的房子，三萬。」

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電影宣傳本事或報紙廣告上，戴佩珊的名字前頭多了四個字：天才童星。

在台語片盛行的年代，「天才童星」往往是行銷上的重點宣傳，尤其當年台語片氛圍大多苦情催淚，更少不了這些能催逼眼淚的孤兒、受虐兒、流浪兒和苦命兒，能夠自由控制淚腺肌肉（同時催動票房）的，就是天才童星。

電影學者林奎章在《台語片的魔力》一書中考據，1958 年是台語片童星被宣傳的第一波高峰，第二波更高峰則是 1963 至 1964 年，代表人物以許秀年和戴佩珊為首。最後一波高峰則落在 1966 至 1969 年，此後台語片整體逐漸沒落，也不再標榜童星演出。

1965 年由《台灣日報》主辦的台語片影展，戴佩珊獲選最有希望童星，同時位列寶島獎五大童星。那年她也出席頒獎典禮了。

戴佩珊指著照片裡一行排排站的小童星：香菱、陳明利、小龍、王美瑛，站在隊伍最右邊的台語片忙內，個頭硬是比別人都要矮一截。

但這些虛名，說起來大多只是困擾。《舊情綿綿》之後推出續集《何時再相逢》（1963），身為前一部班底的戴佩珊也參演了，六〇年代的台語片市場流行隨片登台，演員會在電影放映中段，登上戲院舞台唱歌表演，看起來像是如今演員跑映後的前身，也是當年台語片在宣傳管道有限的情況下，少數能夠吸引觀眾進戲院的宣傳方式。

雖然當年戴傳李在口述歷史中提到，自己其實討厭隨片登台，但是在不得已的商業機制下，還是讓演員們登台過幾次，其中也包含自己的女兒戴佩珊。

戴佩珊還記得當時跟著洪一峰隨片登台，每天早上起來就得先和樂隊練唱，一旁其他演員唱得熱鬧，而她永遠只有一首同樣的歌反覆唱。

登台帶來的副作用，是更多人認識她了。走在路上有人指指點點，「以一個小孩子來講會覺得，哪會按呢？連吃個東西，隨時就有人找妳簽名，那很累啊——而且你看我的名字那麼多筆劃，我那時候還很小耶！」

在學校也是如此。前幾年小學同學會，大家聚在一起聊往事，戴佩珊一頭霧水：「遮我哪會攏毋知影？（亻因）講啊你毋捌來讀書啊！」

拍電影忙，跑宣傳、甚至參加大人應酬更忙，小童星缺課是家常便飯，難得去一趟學校，也沒有好日子過。《燒肉粽》（1969）上映那一年，班上的男生拿著打掃用的鐵桶，模仿戴佩珊在電影賣肉粽的可憐模樣，一邊裝模作樣地喊：燒肉粽～

「你在下面，你覺得作何感想？」

鬼女的願望

但難道，拍電影都沒有快樂、或是有成就感的時候嗎？

讓台語片忙內選一部自己最喜歡的電影演出，她停頓了幾秒。「我應該是比較喜歡《地獄新娘》。」

說到《地獄新娘》，心裡就有一口氣想要發洩：「我小時候演的戲都好可憐，每一部都穿得破破爛爛，都要到最後那種爸爸媽媽都在的場合，才讓你穿得漂亮。」小小孩心裡有所求，「所以在《地獄新娘》這一部，我就特別要求我爸爸，我說我要演那個千金小姐。我爸說不行。」

為什麼？「他說演千金小姐不討好，就叫我一定要演那個奇怪怪的，頭腦有點問題的那個。」

以後見之明，爸爸的眼光還真沒錯。如今提到《地獄新娘》中的兩位童星，被提及最多的不是飾演千金小姐淑媛的吳小慧，而是演出管家孫女阿蘭的戴佩珊。有著和其他角色一樣的苦情底色，但戴佩珊的演出讓阿蘭多了一絲與眾不同的陰森。

拍片現場，辛奇和她講戲、解釋阿蘭的心理狀態：家中只有老闆娘疼自己、但是老闆娘被害死了，阿蘭是目擊者，她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老實說我也不知道當時可以怎麼樣去詮釋。」但當戴佩珊往空房間裡一站、眼神哀怨地唱起歌，畫面立刻鬼氣森森。

她語氣自豪，「我也覺得我演得好。」

但電影好也不只是自己的功勞，幾個合作過的導演裡，她最喜歡一起拍《地獄新娘》《難忘的車站》《燒肉粽》的辛奇，「因為他會講戲。」但非戰之罪是，早期和邵羅輝導演合作的那幾部片大多是 7 歲以前，誰會去對一個不到 7 歲的兒童講戲呢？

因為是戴傳李的女兒，片場裡也沒人會對她大小聲，唯一最感到折磨的合作對象，是《七歲逃犯》（1966）的導演鄭義男。

「我覺得跟他合作是最痛苦的，整個過程拍得很辛苦，重來又重來——那個重來絕對不是我們的錯，是他的錯！因為我們已經拍這麼久，都有經驗了，你跟我講什麼我不會聽不懂的。」

雖說經驗豐富、又是有過票房保證的天才童星，戴佩珊的電影產量其實比起同輩演員來得少。尤其因為大多演出自家永新、永達製片廠的台語片，甚少外借演出，是靠著量少質精才搏出頭天。

「大部份童星一個人都是外借好幾部電影，要不然怎麼生活? 童星像我這麼少產的很少耶！我聽到人家都是拍三、四十支，我才拍了十幾支。」

產量少，也是因為背靠家中製片廠的餘裕。「其實在當下，這些童星很多都是要養家的。我記得我們一個童星，一部片的片酬大概是三千，那個時候請一個家裡煮飯的才三、四百塊——所以你知道童星的片酬很高。我還記得我外借那一次是八千，不過我一毛錢都沒拿到。」

小時候當然也不知道要向爸爸要錢。算一算，還是爸爸靠著她省下不少片酬，問她長大後有何爸爸提起當年消失的八千元嗎？台語片忙內搖了搖頭，小孩子畢竟人微言輕。

比較有 class

12 歲演完《燒肉粽》之後，戴佩珊考上初中，順勢從台語片畢業。

對外的說法是為了升學教育，這倒也不是謊話，戴傳李出身知識份子世家，重視兒女教育，甚至曾經有意資助當年合作的許秀年讀書。彼時華視剛剛成立，有意簽下戴佩珊當基本演員，一個月六千元的報酬，「但我就跟我爸講我要唸書，我爸也就尊重了。」

但真正的原因只有自己知道。「我自己也會照鏡子啊——第一個我身高不夠，你知道以前的演員絕對是外貌協會嘛。再來就是我媽跟我講的，我像爸爸，臉寬。她說以前小銀幕還可以，而且小孩子嘛，只要可愛、會哭、有人緣就可以。那長大就不一樣了，整個銀幕就都看到妳的臉。」

「而且其實我非常不喜歡當演員。我不喜歡被指指點點那種感覺。」

也是在不演電影之後，家裡的電影事業開始走下坡。

七〇年代之後，台語片迅速衰亡，短短幾年裡從一年上百部的產量，直線下滑到一年不到二十部。作為製片人，戴傳李不是沒有在這波台語片消亡的浪潮裡轉向，中間永新和永達也曾經製作過幾部國語片，七〇年代末戴傳李甚至想要拍攝《流浪三兄妹》國語版，嘗試複製當年的票房榮光，然而花費 360 萬拍攝的《流浪三兄妹》國語版因資金短缺無法沖印發行，戴傳李最終在 1980 年收起電影事業。

當時沒有人想到，戴傳李的電影王國從《流浪三兄妹》起飛，最後也終結在《流浪三兄妹》。

但那幾年台語片忙內也才是年紀輕輕的少女，不懂商場也沒有什麼文化抱負，只為家裡的電影感到可惜，可惜的是，這麼精緻的台語片少了人欣賞。

戴佩珊回憶，小時候爸媽兩人常常蒐集國外的好作品，研究當中是否有可取或是能夠改編之處，說起自家拍的台語片和其他時下的台語片有什麼差別，戴佩珊聲音拔高——

「當然不一樣啊！就是比較有 class，這是事實。我們的成本很高，包括我爸對劇本、對演員的要求，我們應該是台語片第一家有基本演員的，還有他會注重配樂。憑良心講，他後期為什麼會失敗，就是因為後期比較隨便。早期很嚴謹的。」

但再好的電影，沒人欣賞終究會凋零，尤其在戴佩珊的觀察，台語片的觀眾始終限縮在台語族群，難以跨越門檻。「當時的環境是大部份都是這樣。外省籍的會看國語片、或是一些外國片，但他們比較不會欣賞這些本土的東西，不會來看台語片，他們聽不懂。」

聽不懂的不只是語言，而是電影裡的生命經驗，本來就和他們隔著一座海峽的距離。「台灣那個時候是滿苦情的社會，對那些外省人來說，他們不太了解。我後來在想，是他們不太知道原來台灣社會是一個這樣子的狀態，所以他們對於演出這些社會真實的東西比較沒有感覺。」

語言隔閡之外，電視台興起、國語片彩色電影的優勢，都帶給台語片多重打擊。但戴家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身上還多背著一道政府的枷鎖。

已經不容易了

戴佩珊記得，從小家裡門口就常看見站衛兵，每回搬家，管區總會上門關心。小時候不以為意，「因為我覺得我們家很特殊，所以 OK。我以為大家都這樣、而且那個時代不是常常這樣嗎？」

她沒有想到，那樣的特殊不是拍電影、做生意的特殊，而是政治的特殊。

戴傳李出生政治世家，親舅舅是蔣渭水，親姊姊則是日後嫁給鍾浩東的蔣碧玉。戴傳李自己在讀台大時參加共產黨地下組織，思想開始左傾，連帶介紹姊夫鍾浩東加入。1949 年基隆中學事件爆發，戴傳李和姊姊、姊夫三人都被逮補，最終鍾浩東被槍決、蔣碧玉遭判處管訓半年，戴傳李自己則在台北和綠島兩地入監兩年。

出獄後戴傳李從此遠離政治，日後做電影也是像是政治受難後的不得已：「依他這麼高的學歷，他根本就是被封殺的，因為他有政治問題啊！所以當時只能進入台灣省地方戲劇協進會。」

但認份做電影，政治的陰影還是如影隨形。戴佩珊回憶，家裡「旺」的時候賬簿會被查、片檢老是不過，「但我爸也是厲害人物，他後來拍《桃太郎大戰魔鬼島》，他知道一定會出事，所以從南部先演，因為南部比較不會那麼被關注，先把錢都賺回來以後，台北真的不到三天就被禁了。」

只是再有手段，最終也難以逃離時代。台語片沒落之後，戴傳李做過其他行業，甚至開過酒家，但都沒有當初電影事業輝煌。她說：「其實他不是一個生意人。」

九〇年代的搶救台語片運動，當時電影資料館的台語片搶救小組找上戴傳李，一代製片彷彿找回當年的神采，急著想要重印名片介紹自己。「他甚至還跟我講什麼你知道嗎？他說，現在政府有補助，我們再拍一支電影！」

電影當然是沒有拍成。與其說要找回什麼，戴佩珊更慶幸的是，還有留下些什麼。

以前中山北路的家裡，前院蓋了一間庫房，收藏自家出品的電影。後來搬到公寓，當年的台語片拷貝都寄到大都影業存放，沒想到後來大都發生火災，台語片歷史從此殘缺了大半。「如果大都不火燒厝，我們家單是版權費就不得了。」

即使如此，戴佩珊演出的十幾部台語片，至今仍有 6 部留存於世，當中《流浪三兄妹》《難忘的車站》《地獄新娘》《燒肉粽》，這幾年經過國家影視聽中心數位修復完成，戴佩珊成為當年台語片一眾忙內之中，電影保存最完整、能見度也最高的童星。

2026 年，台語片比戴佩珊早一步邁向 70 歲。影視聽中心籌辦的台語片 70 週年系列活動，和台語片一起長大的她也有一份——最新由影視聽中心修復完的《舊情綿綿》，即將在 2026 年十月進行戶外放映，那是台語片忙內的起點。至今戴佩珊也還不時在電視上看到自己小時候的演出，數位修復過後的電影光芒更加閃亮，她也連帶驕傲：「不是我在自誇我們永新啦，很多家台語片的素質差很多，有點像是硬湊的。」

但被台語片餵養長大的忙內還是補了一句——「留下來已經不容易了，我們都還是要用欣賞的眼光看。」

後記｜忙內與金孫

台語片忙內從台語片畢業之後，不演戲了。

考聯考的時候，原本想讀的音樂系差一分沒上，最後選擇到世新大學讀電影製作，就這樣又重回電影的懷抱。

但要說重回懷抱也不太準確，戴佩珊在世新幾乎隱姓埋名，身邊沒有人知道這位同學是來自電影世家、大名鼎鼎的台語片忙內，只有她一個人讀電影讀得如魚得水，像是回家。

世新畢業之後，人生也跟電影沒什麼相關。直到幾年前，兒子考上世新廣電系電影組。又是電影。

不一樣的是，「我那時候是照分數分配的，但我兒子是對電影有興趣。」

台語片金孫後來曾到當時的國家電影中心、現在的影視聽中心打工。戴佩珊忍不住笑意，「他們讓他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去整理我爸爸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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