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台灣電影的開發不到 1%──國家影視聽中心，與尚待找回的 99%

一個台北影迷離小川紳介和勞勃阿特曼的距離有多遠？

答案或許是， 12 分鐘——那是從台北車站搭機場捷運到機捷新莊副都心站的單趟車程時間。這幾年裡，無數影迷是踏著這條路來看電影的。

2021 年，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正式從青島東路的舊址畢業，並在同年底轉移到新莊的新場館落地。從啟用最初的「去新莊看電影好遠」，到如今的售票即秒殺，仰賴的是那些讓人無論如何都願意跑一趟的名字：小津安二郎、增村保造、克里斯馬克、尚雷諾瓦、香妲艾克曼和韋納荷索，從早期法國電影到三〇年代好萊塢有聲電影，那些過去影迷們不曾想像能在大銀幕上看到的電影，都在影視聽中心一一發生。

而早在將近五十年前，曾經的台灣影迷也是從這裡看見世界電影。

自由看電影的地方

1978 年，青島東路 7 號的空間落成，隔年一月正式對外開放。當時那個看起來與一般辦公室無異的場館還不叫影視聽中心，而是叫電影圖書館。

開館之初，影視聽中心董事長褚明仁才在讀高中，立刻就加入電影圖書館的會員，回憶起當時的放映室依然印象深刻：兩間房間打通的空間，室內頂多能容納三十人，沒有固定座位，而且房間裡還有兩根突兀的柱子擋住視線。

「我記得當時看《去年在馬倫巴》，裡面很多雷奈的那種對稱畫面，常常另一半就被柱子擋住了！」

然而即使只是一半的雷奈，也足夠讓當年求電影若渴的影迷滿足。

在電影圖書館誕生的前一年，電影戲劇協會舉辦三次「當前電影問題座談會」，所謂「當前電影問題」包括如何提升國片水準、國片今後應努力之方向、大學生為什麼不看國片⋯⋯最終會議的結論是，為了培養愛好電影的年輕人，以及透過電影研究激勵國片發展，台灣需要有一座電影圖書館。

因此電影圖書館的存在，最初就是為了讓影迷看到更多電影。

1979 年開放以來，電影圖書館陸續舉辦李行、約翰福特、宋存壽、白景瑞和胡金銓等影人專題展，同時也有法國電影節、獨立短片影展。隔年電影圖書館主辦第一屆「金馬獎國際影片觀摩展」，規模超越以往小小的專題影展，夜排等買票的大學生從電影圖書館一路排到如今的喜來登飯店。

此後三十年，金馬影展成為台灣最閃亮的影展招牌，然而最鐵的影迷依舊死守電影圖書館的每月放映活動：奧森威爾斯、梅爾維爾、溝口健二、黑澤明，在那個小小的放映室裡輪番上陣。

褚明仁說，「即使這麼克難，大家對那種國外藝術片還是很渴望。我們小時候在《影響》雜誌裡只聞其名不見其片，一直很饑渴，終於有機會看了，就這樣去吸取養份。」

更何況那還是個存在電影審查制度的年代，不只院線放映，各種通路流傳的拷貝也可能被電檢插手。褚明仁曾經問過電影圖書館的首任館長徐立功，對方回覆他最大的原則是：「不能剪。」

曾經有選映的國際名導作品送交電檢審查，結果從海關領出開箱後，片頭直接一整片紅旗飄搖，然而徐立功手段靈活，面對審查見招拆招，才讓多少電影得以倖存。「你想想看，那個年代還有一個嚴格的《電影檢查法》，可是那時候電影圖書館和它策劃主辦的金馬影展，就有這樣的一個特權。」

至少那時的台灣，還有一個能夠自由看電影的地方。

老電影，還有芭比與哥吉拉

1989 年，電影圖書館更名為電影資料館，逐漸卸下最初培養觀眾電影藝術美學視野的使命，往後很長一段時間，每年的金馬影展繼續熱鬧，但後期的電影資料館和更後來的國家電影中心不再有常態的對外放映節目。

一直到影視聽中心落地新莊，2021 年底以「島嶼江湖：武俠在台灣」影展打頭陣，重啟常態影展節目的放映。

至於為何重啟，研究策展處處長的林木材說，答案很單純：「因為我們要經營兩個電影院。」

新莊的新場館裡一大一小的兩間影廳，與過往青島東路裡視聽教室的放映規模不可同日而語。林木材回憶當時場館落成之前同事來場勘，回去後興奮地和所有人報告：「我們終於可以有自己的電影院了！」

然而此時的台灣早已不是八〇年代的電影荒漠，一年裡超過一百個影展輪流在台灣各地不間斷地發生，更別提還有線上串流能夠解放空間限制，影視聽中心要如何走出一條不同的路？

「有一些事是只有我們、也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林木材舉例，「比如台灣電影——因為我們自己也有定期修復電影，所以每年至少會有兩檔是跟台灣電影，或台灣電影史相關的專題。今年因為是台語片七十週年，比例甚至會更高。」

又或者，「我們是國際電影資料館聯盟的成員，而電資館之間互相借片，基本上是免收錢的。所以我們十月就有『新的老電影』單元，會針對全球電資館的節目、或是影展的修復單元去找片。」

除此之外也有外界的期待，比如影視聽中心作為國內少數還能放映 35 mm 膠卷的影廳，不少資深影迷希望中心能夠有更常態的膠卷放映。然而對新世代的影迷而言，膠卷並非日常看電影習慣的媒材，「他們會覺得為什麼這個畫面糊糊的、或是它有很多髒點和刮痕⋯⋯所以後來我們會有片頭字卡去說明素材的狀況。」

短短四年裡培養出一批固定的觀眾，同為策展人的楊皓鈞體感明確，票房顯著成長的轉折點在 2023 年——先是六月的小津安二郎影展，然後七月到九月的楊德昌回顧展大爆發，最終在十一月的哥吉拉主題影展達到高峰。

彼時正值金馬影展時期，哥吉拉影展像是另闢蹊徑，在傳統的影展觀眾之外開拓另外一座賽場。林木材說，「你知道這段時間影展圈會發生什麼，你就要找一個王牌投手出來。」而比王牌更王牌的，是除了放映之外，大廳還搭配巨型哥吉拉模型展覽，怪獸迷慕名而來，「你去 Google TFAI 會有很多哥吉拉的照片跑出來，甚至現在還會有民眾跑來說，怎麼沒有哥吉拉！」

至今哥吉拉仍是影視聽中心節目受歡迎度的紀錄保持人。

放映突破影迷間的同溫層，如今的影視聽中心接起更多想看電影的觀眾——週日早上固定的老電影免費放映，多的是在地社區長輩早早就來排隊；而每個月的童心電影院單元，柯南芭比和哆啦A夢輪番上陣，大有一群專程帶孩子來看電影的親子觀眾。

林木材說，「之前童心電影院 1.0 的時候，我們挑過柏林影展 Generation 單元的影片，我去看了三場放映，發現好像不是這個路線⋯⋯。」後來改版，讓大家較熟悉的作品回到電影院，孩子和家長才真正開始走進影廳。

這是現在的影視聽中心——不急著認識影展、不急著面對大師，那也都沒關係。至少在這裡，所有人都可以先認識電影。

在荒地裡重建

2026 年的影迷得以在影視聽中心靠近全世界的電影，然而作為一個國家電影機構，影視聽中心試圖拉近的，還有一個台灣影迷和台灣電影之間的距離。

2022 年的「再新電影出發的時候」影展，嘗試展現過往台灣新電影論述中甚少提及的那些邊角；而後從女性導演切入的「她的新電影」，又或者奇異如《浪女神龍劍》和《給逃亡者的恰恰》，許多台灣人是第一次看見：原來台灣電影還有這種樣子。

台灣電影裡，當然也包括台語片。

1989 年，電影圖書館改制為電影資料館，首任館長井迎瑞發起「如何保存台灣電影文化資產座談會」，邀請李行、李泉溪、邵羅輝、辛奇等台語片導演，以及台語片演員小戽斗、陳秋燕等人參與。座談會上，井迎瑞如此宣示：

「如何保存台灣電影文化的資產，顧名思義，就是要將台灣本土從日據時代的電影、光復後的電影、1949 年國府遷台以後所拍攝的電影，包括台語片和國語片，加以蒐集、整理且予以保存。題目雖很浩大，卻是電影資料館未來的工作重點之一，因此我們將這個題目視為今天對自己的期許。」 

尤其是台語片。

井迎瑞點出那個時代對於台語片保存的困難，包含蒐集上的困難，過去台語片製片公司不復存在，底片或拷貝被隨意丟棄；再者持有台語片素材的藏家，往往對公家單位懷抱戒心；以及彼時台語片拷貝為了保存而多次複製，翻印一次就要花上台幣四十萬元，對電影資料館來說是個沉重的負擔。

在館長一句「電影資料館決心負起保存與研究台灣電影文化資產的責任」的號召下，電影圖書館時期「以外國佳片提升大眾電影美學素養」的目標，正式在電影資料館轉向為「搶救、保存及修復本土電影」。1990 年，台語片搶救小組正式成立，整整十年的努力，為台灣電影找回了林摶秋、辛奇、何基明，還有許許多多的名字和膠卷拷貝。

從 1955 年第一部 16 mm 台語片《六才子西廂記》、1956 年第一部 35 mm 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算起，近三十年裡台灣拍出約一千兩百部台語片，然而三十年的追尋，如今存放在影視聽中心庫房裡的台語片，也不過兩百多部，當中有不少甚至並不完整。

典藏修復處的邱繼諺還記得，當時即將熄燈的萬代福戲院釋出一批影片拷貝，他滿心期待能在其中找到散佚的台語片。現場其中一部外盒寫著「阿蘭」的電影，他起初以為是台語片紅星小艷秋主演的台語片《阿蘭》，結果帶回中心簡單數位化後，發現原來是另一部國語片《阿蘭的故事》。

「如果真的是小艷秋的《阿蘭》，那也算是找到一個珍寶啦⋯⋯可惜不是。」面對消亡邊緣的歷史，往往是失望多過收穫。

「因為台灣的典藏相對來說啟動得晚，而且不少台語片因材質的關係是會自然毀滅、銷毀的。這是一個沒辦法的狀況。」

幾年前影視聽中心在舊金山的老戲院裡尋獲林福地導演《夕陽西下》和《琉球之戀》的珍貴孤本拷貝，然而奇蹟不會天天出現，近年收進中心片庫的台語片，僅僅只有鄭東山導演的《人害人不死》和《媽媽萬歲》兩部預告片。

即使只是預告片，對於重建一片荒地般的台語片電影史而言，也已經足夠重要。

台灣電影曾經有過

2009 年，影視聽中心完成第一部委外修復作品《街頭巷尾》，彼時距離電影資料館全力投入搶救老電影，已經過了 20 年。

時間不是不為，而是不能。典藏修復處的處長李仲豪解釋，「數位修復這件事情也是跟著時代進展，因為以前沒有那麼強的數位科技，過了 20 年，時機跟技術才自然成熟。2008、09 那時候台灣開始有民間公司可以修，我們就委外修復，但自主修復是比較後來，因為也是要花時間去學習、建立這樣的技術。」

而數位修復的基礎仰賴實體的典藏與保護，邱繼諺說，「實體面的典藏修復是最重要。今天會需要數位修復，很大的程度是因為保存得不完全，最終得被送去修復。所以我們早期電影資料館時期，比較著重在所謂『實體』的整理。」

李行的台語片《街頭巷尾》修復完成之後，截至 2025 年，影視聽中心完成修復的 109 部影片中，有 29 部台語片：林福地的台日合拍片《夕陽西下》《琉球之戀》、至今歌曲仍然傳唱的辛奇《燒肉粽》、少見的台語諜報片《天字第一號》、宛如邪典的《大俠梅花鹿》和《泰山寶藏》，以及台語電影史上僅存的三部假面特攝片《神龍俠三部曲》⋯⋯

是這些修復電影，一一拼起台灣電影史裡始終殘缺的那一頁。

從 2006 年開始，每一年影視聽中心都舉辦台語片週年活動，從五十週年、六十週年走到如今的七十週年，2026 年以「寶島特產：世界ê台語片」為主題，所有朝向的終點，是為了讓台灣人看見：原來我們曾經有過——

邱繼諺說，修復人員曾經在其他電影膠卷裡發現 1966 年的台語片《飛天三輪車》殘片，「那是一個結合賽璐璐片所拍的特效片，其實我們可以去探討，當時是怎麼拍攝三輪車在天空飛的。雖然它非常短，是不到一兩分鐘的殘片，可是對台語片來說都是好事。」

這幾年裡，研究出版組看過太多台灣電影珍貴的線頭。組長陳睿穎問：你知道台灣有《閃電五騎士》嗎？「是特攝片，就是台灣版的 《假面騎士》。」還有《魔輪》，「因為那時候《E.T外星人》很紅，電影就跟 BMX 極限單車團體合作，拍了一部結合了外星寶寶和極限運動的電影。」聽起來簡直不可思議。

《魔輪》的陣容裡，有如今大家熟悉的小彬彬和歐弟，然而說出片名，能有共鳴的大概寥寥可數。時代把台灣文化的痕跡漸漸抹去，至今人類對台灣電影的開發仍不到百分之一，僅有那些殘存的線頭，指向我們曾經擁有那百分之九十九。

但至少，我們還擁有線頭。

當年第一部 35 mm 台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失落多年，直到 2013 年才被尋獲，然而找到的拷貝卻是當年客語配音的版本，就連原片的台語歌仔戲，也都重新配成客家戲曲——找回了第一部台語片，卻沒有找回台語。

唯一的線頭留在當年電影的宣傳小冊裡，還保有歌曲的簡譜，原本是為了讓觀眾能像流行歌一樣四處傳唱。而研究出版組抓住線索，找來樂師、戲班演員，從樂譜中嘗試靠近歌曲最初的樣貌。在台語片七十週年的活動裡，影視聽中心將典藏的《薛平貴與王寶釧》歌譜透過現場表演重現，讓一部台語電影找回它原本的聲音。

而那也是屬於台灣人的聲音。一個台灣人與台灣電影的距離，就從這裡開始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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