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封面故事．輯三｜
我準備好回到瘋狂現場：寫字的攝影師張雍

採訪當天，和張雍約在他北投的奶奶家，這位長年旅居東歐的攝影師，難得帶著全家人回台灣，這一次還多了個活潑可愛的新成員——出生不到六個月的小女兒 Pina，圓滾滾的臉頰與眼珠，看見陌生人一點也不怕生，露出嬰兒那無所顧慮的燦笑。時常出現在張雍攝影書裡頭的大女兒 Sonja，如今已是眼神靈動的女孩，拉著她媽媽 Anja 的手，好奇地觀察著眼前這群人。張雍的奶奶家，是他從小常來拜訪的地方，小時候的暑假，總和兄弟姊妹們一起在這房子裡玩耍。張奶奶雖高齡九十多歲，但身體依然硬朗，笑咪咪地歡迎著大家。留著一臉落腮鬍的張雍，回到了奶奶面前，變回了當年那個貼心的大男孩，適切地安排著一切，溫柔地對著親愛的人們說話。

我想講的是人的故事，不是難民的故事

張雍，旅居東歐多年，捷克布拉格七年、斯洛維尼亞七年，現在往返於台北和歐洲兩地工作與生活，持續以文字和影像搜集著故事。他是當年少數前往東歐學習攝影的台灣人，擅長以紀實攝影與帶有人文關懷的文字，關注被主流社會忽略或誤解的邊緣人。2017 年五月出版的文字攝影集《月球背面的逃難場景》，見證了 2015 年張雍在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和奧地利邊境與這一大批逃離家鄉、嚮往著能進入西歐重新建立家園之人群相遇的故事。而這本乘載了許多辛酸血淚、各種絕望盼望的巴爾幹人離鄉之書，卻將這位前往前線採集故事的說故事者引領回家鄉，讓這些人們與相距幾千公里外的台灣有了關係。

關於張雍在斯洛維尼亞邊境、難民區的境遇，他在《月球背面的逃難場景》一書中皆以文字或影像的方式描述得很詳細，我感興趣的倒不只是他在那地所經歷的，而更是他如何看待帶著相機進入現場的經驗，以及當現場的事件過去、拉開了些時空距離之後，他如何以不同的媒介，來理解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樣的驅力，促使著張雍一次又一次地走出溫暖的家，走進與他不同的人群之中?

因為，那些被滯留在邊境的難民們，正讓他聯想到多年前初來乍到的自己。當時為了申請學生簽證，就已經遭遇種種不舒服，現在即使生活在斯洛維尼亞多年，黃皮膚、黑頭髮的長相讓他註定被不同的眼光看待：「我深刻感同身受那移動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對那些難民來說，移動的自由是困難的，取得人生存的基本物質——例如食物、水，也都是不自由的。我當下是以同為移民的角色、父親的角色、人的角色進到當地。我要講的是人的故事，不是難民的故事。」拍攝者的在場，捕捉、記錄下的影像，是一種在事件發生現場的證明，意謂著他在事件發生的當下便有意識的帶著相機，親臨現場。張雍自身移動的經驗，以及讓所有人的面目更加清晰的渴望，就是驅動他到現場的動機。

人比照片重要，真實的相處勝過快門的捕捉

張雍對於「人」的重視，早在他先前的作品中便展露無遺，對他來說，人永遠比照片重要；即使在工作、受訪時，他最在乎的並不是從觀景窗望出去的人，而是那個活生生就在面前的人。訪談的當下，有好幾次他都停下正在進行中的談話，轉過頭去關切著奶奶與女兒的需求，相較於鏡頭捕捉的瞬間，他更在乎每一段相處的過程，那些攝影照片凝結之瞬間以外的過程。

好幾個白天黑夜，張雍都跟著滯留邊境的難民們一起，等待著那不可知的未來。可困難的恐怕不是該如何進入現場，而是該如何從中出來。從難民聚集的南方邊界到張雍和家人一同居住的斯洛維尼亞首都盧比安納，開車車程頂多一個半小時，但這一個半小時、台北新竹不到的距離，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市中心的繁華與歡樂，難以想像在不遠的地方，有一大群人正餐風露宿、充滿恐懼地等待著不知何時才能安適的生活。

這巨大的反差，讓張雍有好長一段時間都難以從中脫離，但生活必須繼續，女兒們需要父親。因此，書寫，成為張雍重新整理自己、好獲得再一次進入現場之能量的方式，「透過書寫，讓我自己準備好可以再一次回到那瘋狂的現場。我都會跟我自己講，我知道什麼時候必須要離開，繞到旁邊、躲到沒有光的地方，然後把筆記本找出來，寫點東西，讓我可以繼續回去拍攝現場。我不是以文字工作的人，但是我喜歡寫。而這種再次描述的過程對於我心情的適應幫助很大。」

既非補遺也非註解，文字與影像皆是獨立的存在

初看《月球背面的逃難場景》這本文字攝影集，勢必會對佔去不少版面的文字描述感到驚訝，張雍的作品，並不單獨仰賴影像，而是兩者的比重相稱，甚或是文字在書中佔的份量遠多過影像。但有意思的是，這些文字並非是影像的補遺、註腳，更非圖說，與其搭配著影像觀看，它更適合獨立閱讀，這在整本書的圖文編排上可見其思量；它乃是攝影師離開現場、回到家中，甚至是拍攝的現場已恢復平靜之後，才緩緩搬動著文字方塊，召喚起回憶，一一敲擊著鍵盤而完成的。

「對我來說，照片是比較直觀的，我跟它的關係是很直覺、很緊密的，當下是什麼樣貌就是什麼樣貌，但文字不一樣，文字很容易進到修辭、選字裡頭，但影像是沒得選的，影像是種反應，兩種是不太一樣的思考。在拍攝現場是蒐集跟反應，如果要捕捉畫面，就勢必得在現場。」文字書寫與影像，雖然同時存在於張雍的作品之中，但卻是不同階段、在不同狀態下的產物。

「影像，在事件完結後便結束產生了，想拍這些題材、畫面，得到其他國家去。但文字卻延續了很長的時間，拍攝結束之後，我花了至少一年的時間書寫。書寫的時候，正好經歷歐洲的夏天，那是歐洲人度假的季節，我們住在市中心，外面到處都是演唱會、狂歡派對，人們完全忘記在邊境的事件才剛發生，在市區裡的人與邊境的難民，完全是兩個世界，好像我是這座城市中唯一對這個故事還耿耿於懷的人。」結束在難民區現場的拍攝後，這一年多重新整理、書寫的過程，對張雍來說像種「治療」，是最便宜的心理醫生，不用花錢，就把那些經驗與感覺寫出來。

「我後來找到一種工作的方式，晚上八九點就睡覺，一方面配合孩子的作息，然後凌晨兩三點起床開始寫作，外頭都很安靜，夜晚酒吧裡的人也都回家去了，我會從三點寫到六、七點。有意思的是，這時間跟我在邊境拍攝時的作息一樣，我都是趁凌晨兩三點的時候混進難民區；拍攝時是這個時間，寫作時也是這樣的時間。大概整個社區只有我跟另一個人醒著，那就是城市的清潔隊，他們都在半夜收著前一晚人們狂歡後留下的垃圾，某種程度我好像也是清道夫，我透過文字和影像，一一撿拾著人們迫不及待要丟棄的『垃圾』，他們收的是具體的空酒瓶，我收的則是當時的記憶。」

持續當一個記憶的拾荒者，收藏時光的人

採訪當天，張雍帶了許多他年輕時的個人物件，那些很可能在一次大掃除中就被視為無而丟棄的物件，卻被他仔細地保存了下來——高中時的書包、裝了一鐵盒的照片與不同階段的證件、當兵時寫的莒光日記，裡頭整齊的字跡寫了滿滿一頁又一頁，不時還貼有年輕張雍的生活照片穿插其中，像是生怕文字的記載不夠精彩、人物的細節與狀態遺落在文字的間隙間，抑或是單純地希望這些人、這些時光，能夠伴隨著由文字寫下的回憶，永遠留存。

這些私人收藏，在在透露出張雍是個念舊的人，是個希望能留住一切在時光之流中注定會被沖刷的記憶拾荒者。那一幀幀影像，代表的不只是按下快門的瞬間，它乘載了那許多家庭與個人在每一次短暫停留、眼神交會之間所傳講的生命經驗和故事；而《月球背面的逃難場景》正是張雍再一次地以他的方式對抗著某種集體與個人的遺忘，溫柔而堅定地傳講著他在月球背面所經歷的那場瘋狂的偶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