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徒爸爸，信徒媽媽，通靈哥哥，和導演我──專訪盧盈良《神人之家》

2021 年初爸爸離開後，盧盈良在臉書上寫下一連串的感謝，正面讀起來是父慈子孝，但他心裡清楚，那只是因為他不想再讓怨懟綁住自己了。

「他都已經走了，有關於他的回憶，我盡量讓自己可以轉換到一個好的角度。比如說我提到他會讓我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事實上那是我自己的轉譯，因為他沒有辦法去顧我們，所以他也只能任我們自己去探索。」

對記憶加工，於是再想起來的時候，就能夠好過一點。至於那些不想面對的真實，他都收進攝影機裡，等待終於能夠直視的那一天。

2018 年，他帶著攝影機回到嘉義民雄的老家，用整整三年的時間拍成紀錄片《神人之家》。鏡頭裡是這個家庭未經修飾的面孔：嗜賭的爸爸敗盡家裡所有的積蓄、默默承受苦難的媽媽將安慰寄託在神像上、擁有通靈能力的哥哥現實生活裡一事無成。還有站在攝影機後，逃家 24 年的自己。

許多事情他不想再回想，但有些快樂的回憶還是真實的，只是那都是好久好久以前。五六歲時爸爸帶他去練賽鴿，他在車上邊唱歌邊模仿高凌風⋯⋯

想起那時候爸爸還會和他一起大笑，哥哥也還沒聽見玄天上帝對他說話。

神人之家

關於哥哥的通靈，他始終也不曾真正弄清楚。只記得從某一刻開始，家裡的頂樓神壇每到晚上就會開始有人聚集問事，一群大人圍在哥哥身邊求身體健康求事業發達，他也曾經見證神蹟——但更多時候，那裡只是一群想求明牌、解籤詩的賭徒。

每到彩券開牌，同樣的大人又準時到家裡報到，連同爸爸也一起加入，泡茶飲酒中笑罵夾雜：「我這擺閣無簽到，伊香灰就是彼三號啊！我閣真正點袂出來！」（我這次又沒簽到，它香灰就是那三個號碼啊！我還真的沒看出來！）對這群賭性堅強的人來說，上帝公說的不會錯，錯的永遠是會錯意的凡人。

那一年盧盈良國小四年級，哥哥則是六年級；他還是凡人，而哥哥已經成了被簇擁的神人。

「我後來想想，我哥幾乎沒有童年，他就要混在大人的世界，然後這些人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跟願望，我覺得對一個小孩子來講其實很可憐、很殘忍。」

但國小時的他，在出了家門後有意識地避談這件事，那當中是有對家人的保護，還有一點自我的恥感。「因為我很怕同學或朋友知道後，會覺得我們家是那種騙人家錢的，我很怕我哥被貼上神棍的標籤，所以我都不太想要去參與這些事，也不想跟人家聊，因為要解釋很多。」

事後回想起來，這大概是他對家最早的疏離。

進入青春期他開始習慣往外跑，既然不知如何面對家裡的種種問題，只好把自己丟到電動間或撞球間裡，眼不見為淨。「我較早足放蕩、足匪類 ê。我做囝仔是真正不乖，去外口佮人定定有一寡無拄好，無拄好就會相打。」

（我以前很欠管教、不學好。我真的是很不乖的小孩，出門在外常常跟人有一些處不好的時候，處不好就會打架。）

整個家開始走向崩毀的邊緣。避談家中信仰，也是因為他心裡知道，信仰從來沒為這個家帶來過美好的事。

從小到大，鄰居鄉親來到家裡尋求上帝公解惑，但在神壇的背面，自己家的問號卻越積越多。被神明選中的家，保庇卻沒有隨之而來——爸爸越賭越執迷，欠債與貧窮的陰影長年籠罩；哥哥長大後發現自己空有通靈能力，做任何事卻總是不順遂，連種小番茄都能遇上天公作大水。信仰帶來的不是祝福與救贖，反而把他們拖進逃不出的泥濘。

「神明有幫過我們這個家嗎？真的有神嗎？」要怨的人太多了，那就怨天吧。

信仰讓我們不喜歡自己

前幾年盧盈良拍攝同光同志長老教會的紀錄片《牧者》，為了作功課，他起先讀了創辦人楊雅惠牧師的自傳，也訪問幾位陷在信仰困境中的同志基督徒。民間信仰家庭出身的他，第一次察覺信仰之於信徒，也是一種綑綁，被教義定罪的同志基督徒們，既身在其中又被排斥在外。

直到開始拍《神人之家》之後，他才發現自己和這群同志基督徒沒有分別，名為信仰的緊箍咒恆常作痛。

「我的部份不是信仰強加給我的，而是信仰在我家人身上產生的這些作用，造成我們生活上很多的困頓跟盲點。但其實我跟《牧者》裡面的主角，我們都是因為信仰，才變得很不喜歡自己、沒有辦法接受自己，或是自己的原生家庭。也因為信仰這件事，讓我們不知道怎麼樣去愛自己。」

《神人之家》裡一幕，盧盈良開口問腿腳不好、每天艱辛地爬上爬下頂樓神壇的老母，「妳可不可以不要再拜了？」這幾年裡，他不斷反覆問著母親，也像問自己：「這樣拜都沒有用，為什麼你們還要這麼信？」

「我一直說，妳敢會當莫拜啊，妳按呢拜敢有效？嘛無效啊，妳看恁尪嘛是按呢啊，阮哥嘛是按呢啊，啊有啥物路用？」

（我一直說，妳可不可以不要拜了，妳這樣拜有用嗎？也沒用啊，妳看妳老公也是這樣，我哥也是這樣，拜有什麼用？）

——或許也不是沒用。

然而對不問明牌、不求發達的媽媽來說，彼時還要不時到學校或警察局領人的孩子，最後沒有變成歹囡（pháinn-kiánn），已是玄天上帝最大的保庇。

「我媽就會說，她只要求大家平安就好，然後我在外面也順利、平安，這樣就好了。所以她覺得她的拜拜是有起作用的，她還是會自圓其說地認為，至少我後來沒有變壞。」

對這一家人向來吝嗇的神明，最終把祂的大方都給了媽媽。

第一次看海

相隔 24 年，回想最初帶著攝影機回家，是媽媽突然在電話裡告訴盧盈良，想讓他為自己拍一張遺照。向來只把願望跟神明說的媽媽，難得對自己的孩子許願。

從兒子的角度看去，他彷彿也在重新認識媽媽——從來不善於表達內心的傳統農村母親，憂悲苦樂開始不經意從願望的縫隙間掉了出來。

紀錄片裡媽媽說自己從來沒看過海，兒子第一次聽到時不敢相信，「這件事讓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因為那是很簡單的事情、是我可以幫她達到的事情，所以我才會想要帶她去看海。」

2020 年 11 月 26 日，盧盈良人生第一次和媽媽一起旅行，兩人搭火車到宜蘭海邊，媽媽腳踩在灰色的沙灘上，她回頭看向兒子的攝影機，沒說什麼話。

倒是回到嘉義之後，哥哥和姊姊告訴他，媽媽那陣子和鄰居聊天，三句不離「兒子帶我出去玩」。

「伊就厝邊頭尾去共人展，『啊你這幾工哪會攏無看著人？』『無啦，就阮囝𤆬我去宜蘭，去海邊仔走走。』『遮有孝喔？』伊就足歡喜。啊無就人敲電話去，講『你去佗位𨑨迌？』「啊就彼工阮阿良𤆬我去宜蘭海邊仔走走，去食海產啦，啊彼个飯店足高級，去蹛一暝。』」

（她就到處跟鄰居炫耀，「啊你這幾天怎麼都沒看到人？」沒有啦，就我兒子帶我去宜蘭，去海邊走走。」「這麼孝順喔？」她就很開心。不然就有人打電話來，說「你去哪裡旅遊啊？」「啊就那天我們阿良帶我去宜蘭海邊走走、吃海產，啊那個飯店很高級，去住了一晚。」）

他簡直能想像媽媽到處炫耀的笑臉，於是自己也在心裡許願：「我要再帶妳去看海，然後一定要帶妳去拍照。」

拍照是媽媽的另一個心願。盧盈良特地帶著爸媽到專業攝影棚裡，一輩子沒拍過幾次照的鄉下老人顯得有些不自在，攝影師要夫妻二人牽手，她說不要。要母子二人牽手，她也說不要，語氣堅定。

做兒子的心裡明白，媽媽甩掉自己的手多半出自反射，那是傳統家庭不輕易表露情感的直覺反應。但是面對老伴，當中的情感自然又有一些不同。「我覺得是因為她不知道怎麼樣去衡量她對我父親的感情，到底是愛多一點，還是恨多一點——又或者不能算恨，是愛多一點，還是拖磨多一點。」

在盧盈良眼中，爸媽的婚姻當然是失敗的。因相親而認識結合的兩人，只能從日常生活中一點點累積感情，然而婚後爸爸只顧自己的花天酒地，媽媽則把一輩子埋在三個孩子身上，沒有多餘的空間能夠生出對彼此的情感。

爸爸生病之前，媽媽對這個拖磨自己一生的冤親債主早已充滿怨言，尤其爸爸個性又「足歹款待」，在生病漸漸失能之後，她照顧冤家雖然無微不至，心裡卻越發酸苦。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他走了以後，她又開始會想念他，常常會說，『這馬若恁爸佇咧，伊就會載我去予人看，啊我就有伴矣』（現在如果你爸還在，他就會載我去給人看醫生，我就有人陪了。）——就覺得很矛盾，那妳對他的感受到底是什麼？」

「但我覺得也不需要去得出一個答案，因為情感這種東西，本來就是很複雜的。」

我也傷了她

而在願望的背面，他也漸漸拼湊還原媽媽心中從未說出口的傷痕。她對拿著攝影機的兒子說，過世以後，骨灰隨意撒在海裡就好。語氣像夏日海面一樣波瀾不驚。

但他聽得出來，媽媽的心裡話是，死了之後就不要再有關係了吧。鏡頭後的盧盈良沒有問出口，只是一股心酸鬱結——「我在想究竟是什麼原因，會讓我母親對這個家這麼排斥？」

儘管心裡也有個聲音告訴自己，這個從沒發生過好事的家，是他也不想再和這個家庭有任何牽扯，但內心的虧欠感卻隱隱發作：「我那時候一方面是感到欣慰，就覺得好，那這樣你就自由了。但另一方面會覺得說，是不是我有做了什麼事也傷了她。」

「但其實我自己知道，我不回家這件事，已經傷她很深。」

18 歲離家的前一天，盧盈良跟媽媽說要上台北，當天晚上包袱款款，隔天就一個人搭車離開嘉義，到台北找了個製片公司的工作，從此遠離。

他迫不及待離開不知如何面對的家，而家人也知道挽留不住。

「說實話，我爸媽他們顧生活就已經自顧不暇了。從小到大，他們其實很少有其餘的心力可以放在小孩子身上，只能讓我們可以吃得飽、有錢去上學，其他就是你看你自己的造化。」

只是他從來沒想過，留下來的人心裡也有缺口。「我永遠不知道，我媽原來對我也永遠有虧欠。」

那一天媽媽提起他的不回家，他以為她會埋怨，但媽媽只是道歉，「她會覺得，我不回家是因為家裡沒有溫暖，也看不到希望。所以她覺得離開也好，因為她知道自己沒有辦法栽培我——她希望每個孩子都好，但是以她的能力她做不到。」

攝影機後的他已泣不成聲。

而同樣是留下來的人，哥哥也沒有埋怨，只是看著弟弟能夠遠走追求理想生活，說不羨慕是騙人的。「但是他覺得他做不到，因為他放不下我媽。而且他覺得我爸媽把最好的都給我，包括我的腦袋我的基因，讓我有那個意識可以去多學習，然後自己想要走的路。而他必須擔起長子的責任，傳統價值把他和家裡綁得更緊。」

對這一家人來說，在命運之前，他們沒有選擇答案的權利。命運似乎就是答案。「是留是走，不會有一個圓滿的答案，只是我們都做了選擇，生命就這樣散開了。」

拍一捲自己家的 home video

然而那個離開二十年的人，現在帶著攝影機回來了。

在這個不曾有攝影機存在的家庭裡，即使有過快樂也無法被保存，久了甚至要懷疑只是記憶錯置。長大後盧盈良看過許多家庭紀錄片，羨慕 home video 記錄下家人互動的靈光瞬間，於是時隔多年的回家，攝影機成了第七位家庭成員。而當時他甚至還沒有動念要拍一部紀錄片。

「我一方面也可以躲在攝影機後面，就不用跟他們大眼瞪小眼，避免尷尬。因為我們家人太容易吵架了，要不就不講話，要不一開口就很容易會有摩擦跟衝突。那我覺得有一個攝影機在中間，對我和對大家來講，可能會比較舒服一點。」

頭一次有鏡頭闖入生活，家人起初也覺得彆扭，但問他有沒有慶幸拍下的珍貴畫面，他回想起在拍攝初期，有天他拿著攝影機拍媽媽換護膝和襪子的畫面，平常不怎麼說話的媽媽那天不知為何笑得好開心，一邊用很不好意思的語氣對他說，「你莫翕啦！這你嘛欲翕，這有啥物好翕 ê！」（你不要拍啦！這你也要拍，這有什麼好拍的！）

他發現自己已經很久沒看過媽媽這樣笑了。

或者有時姪子會湊過來看，「你是咧創啥？你這馬咧翕啥？」（你在做什麼？你現在在拍什麼？）然後盧盈良手把手教他用攝影機，摸著鏡頭學變焦，或是他會耍屁孩扮鬼臉，錄下來自己看得呵呵笑。

「我覺得攝影機讓我們多了一個溝通的連結，生活變得比較潤滑、也變得比較有趣一些。」久了之後，發現家裡開始離不開他和他的攝影機。「我在家的時間大家就會，盡量不要去傷害彼此，因為大家希望我回去高高興興就好了，不要在那個時候再去講一些不好的事。」

「所以我才會想說，回來拍這些 home video，好像也沒有什麼不好。」

以前媽媽偶爾打一通電話，有時來要錢，有時只是簡短地說，「玄天上帝交代你這幾天騎車要注意。」總之都是些聽了就想逃的麻煩事。到現在家人們養成了報告的習慣，隔幾天就打來問他，接下來要拜拜要辦事了，你要不要回來拍？

盧盈良當然聽得懂，那是在問他要不要回家。

他發現他不再害怕回家了。

與 18 歲道別

拍影片到一半，媽媽私下問他，哥哥的事業不順利，可不可以先幫忙負擔家裡的開銷，那時盧盈良才決定把這些私密的家庭影像做成完整的作品。一開始是短片，拿到的補助和獎金盡量都給了哥哥，後來他自己也想知道，哥哥得到幫助後生活會不會有所改善，於是決定繼續往紀錄長片的方向前進。

只是還沒等到生活給出答案，他先感到自己心內的傷痕被修補了。

電影裡他跟哥哥說，因為拍片，他感覺自己漸漸完整，不再是一個人。二十幾年來，遠方的他缺席整個家庭的日常，而家人彷彿也從他的生命中斷離，從此留下一塊缺空，並且禁止觸碰。直到攝影機讓彼此重新接上線。

「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說，原來我心裡面一直住著一個 18 歲的我，他一直被我擱在那邊，因為我並不想回去再看到這個年輕的我，背負了太多我不想面對的東西。但在拍攝的過程裡面，我重新讓這個 18 歲的我回到可以看見的地方，然後去理解我當初為什麼要離開。」

而在那片小番茄田裡，哥哥回他，「你原本就不是自己一個人。」

他看見那個 18 歲還沒有離開、還不是一個人的自己。「我覺得透過這個歷程，某一部份的我可以好好跟那個年輕的我 say goodbye，然後放過我自己。」

甚至他也可以告別紀錄片了。

親身成為電影裡的一份子，才讓他意識到紀錄片之於被攝者，可以產生如此巨大的能量，並且再也難以複製。「我不太有可能將自己的這種經驗，去投射到其他的主角身上，然後要求別人完全地交給我，這樣的想像太多了。」

「因為這部作品，讓我覺得在紀錄片這方面的階段性功課，我可以先放下來了。」

紀錄片的任務告一個段落，但神人之家裡永遠還有新的課題。

「我覺得雖然說這是一個回家的故事，而且我現在也感覺比較完整了，但是我們都知道，當你回家之後，還會有更多的問題要再重新去面對。」

家人的關係確實改善了，但家庭的經濟狀況還是在懸崖邊緣，哥哥的事業仍舊尚未穩定，而媽媽的身體狀況也隨著年紀明顯下滑。還有那些因為親近而產生的新的問題，那都不是說解決就能解決的。

畢竟他們也都習慣了，這個家終究不會有什麼幸福快樂的事情發生。生老病死、爭吵衝突，還有藏在縫隙裡不時扎人的邊角，那才是生活的樣子。

「這些東西總歸來講都不是什麼愉快的事，但至少現在我不會覺得不愉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