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的影像復興正要開始： CNEX 創辦人蔣顯斌專訪 （上）
從哪裡來，該往哪裡去？
有人說，人生每七年就會停下腳步，重新開始一次職業規劃，對蔣顯斌而言再真實不過。「我從大學開始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浮到水面上看看自己的方向。確定以後再繼續游下去。從 95 年創辦新浪網，一直到 04 、05 年那個時間點，感受到自己還有些願望沒達成。」蔣顯斌說，在台灣長大，一直到大學畢業時期的年代，台灣蛻變的過程驚心動魄，但有關記錄卻相對很少。「華人世界當初正面臨巨大轉型。台灣是民主轉型，大陸是經濟和社會的變革。但過程中媒體並沒有給年輕的一輩、或者是我們這一輩足夠的養分來充分思考。」蔣顯斌因工作關係常來往兩岸三地，以文化作為工作邊界。「全世界看待華人世界崛起的過程，對外人來講是來勢洶洶的經濟體跟文化體，但華人向內的自省卻不是很多。」影像時代的知識分子在消極批評外，是不是可以再積極做更多事情？
「最早我和文化圈的朋友在 04 年討論這件事，想拍一部紀錄片，從政經、文化的層面去紀錄華人社會，從哪裡來、該往哪裡去。」但後來發現，一部片的力量不夠，應該要成立機構去推動這件事， CNEX 於焉誕生。「我們有個比較樸素的願望，以十年為一個單位，一年十部片，十年能有一百部片，記錄華人世界的變化。每年挑選一個我們認為重要的大哉問對時代提問，用這個主題找到十部關乎華人變化的故事，讓紀錄片導演與我們對話，交出我們的文化脈絡。」每隔十年 CNEX 再重複一次十個問題，製造時間跨度。
用真誠的態度創造有厚度的作品
每年一個大哉問， CNEX 藉題目激發不少獨立導演回應。原本蔣顯斌擔心提問的方式會讓成果顯得像命題作文，然而有趣的是，後來發現真正優秀的題材背後，導演通常已耕耘多年。「並非看到題目才開始，而是私底下他們的抽屜早已堆滿三五年以上的故事，但找不到機會完成。我們就像是 wake up call ，給予資助讓導演對最新狀況補齊時間跨度，完成非常有厚度的作品。這樣不為金錢的行為，產生的文化利益卻是很大的。」導演們秉持著最原始的關懷，甚至是個人生命經驗引發出的關心，自發地為紀錄片努力。因誠摯態度引起對事件的跟蹤力量，畢竟是簡單商業操作達不到的。
「獨立導演在華人世界是很珍貴的寶藏，但因為紀錄片的周邊系統還不盡完善，挖掘的過程比較辛苦…所以很多導演都在單打獨鬥。」 CNEX 利用 open call 平台的方式，每年會收到上百個作品提案。接著經由評委制度分兩輪篩選，最後再由五個評委公正選出十個導演並參與監製。「這樣的公序已實行六年，我們也找到規律。真正做下去才發現華人世界裡有很多很棒的故事，如何把故事說好，則是修練過程。所以 CNEX 找優秀顧問、導師等來開工作坊，接觸國際買家，透過很多正面力量讓華人創作者盡可能受更多刺激、培植，挑戰更多觀眾。」 CNEX 採取「介入並非干擾而是幫助」的監製原則，在導演原先的工作中加進幾個重要的溝通或檢驗，確認創作方向走在共同認定的軌道上。
紀錄片，一種新的視覺文明培育
「當你看慣了劇情片，紀錄片並不容易進入。它沒有清楚的故事線和主角群，對已經習慣被導演帶來帶去的觀者而言，焦點是要自己掌握的。」商業市場要求娛樂性，而記錄片走的是知性路線，捕捉不在主流媒體鏡頭之下的種種，補強、平衡社會的能見，作為社會發展中的免疫系統，是一種新的視覺文明培育。蔣顯斌希望紀錄片的作用除了記錄之外，更能對社會或多或少產生衝擊：「衝擊未必能帶來答案，但至少能向社會問一些問題。有時候解不開的問題倒不一定是找不到答案，卻可能是問題沒問對。每個世代都有不同困境，紓困則是跨世代的工程。世代間需要某種媒介來傳遞，而紀錄片便扮演這樣的腳色，屬於溝通而非娛樂介面，不跟隨主流節奏行進，自己擁有耐得住的、獨特的節奏。我們希望藉此作為商業、政府以外的第三種力量來紀錄、反思與支持社會。」
「最早我有意識看紀錄片，是在大一。那時候很亂，從戒嚴到解嚴，很多人離開台灣。我自己也覺得很焦慮，不知道該怎麼看待一切。我接觸到小野的《尋找台灣生命力》，總共分四集的紀錄片，把台灣那段時間作了梳理。在那之前我身陷其中，這部片給了我一個比較乾淨的位置去看整件事情。我很感激，從此以後我有了另一種視角和思考。但一部片其實很容易被時代淹沒，所以必須成立一個機構去保護這些片。每代人不該忘記另一代人的故事。這讓我們更有能力重新定義一些事情。」華人世界屬於應用型社會，太習慣應用別人的觀念去處理、不追根究柢，這樣沒辦法自己走出一條路。現今資訊傳遞迅速、彈指可得，但從「知道」轉化為「知識」卻是費力的過程。「我現在已經有某種強迫症，一旦發現有我不知道的事，就會先查查看是否有紀錄片。對我而言想把事情搞清楚，這是最有效的學習。身為世界公民，應該藉此作為吸收知識的重要手段。」
即使紀錄片目前仍是小眾，這幾年卻漸有進展，台北電影節甚至連續三屆百萬首獎皆為紀錄片。為了成為未來和大眾溝通的媒介，紀錄片進行了自身革命──製作越來越精良、不再板起學術臉孔，而願意走出來面對群體，以富有感染力的方式言說，讓原本沒有接觸這些題目的觀眾能在最短時間內了解現狀。
既然欲作為世代溝通媒介，勢必將嘗試走入主流市場，開始運行帶有商業元素的市場體制。當一個獨立拍片者踏入商業機制，是否會抗拒、或影響到原先拍攝視角的獨立性？當商業資金流入製作當中，會不會讓民意觀察的原意和純粹廣告宣傳的界線變得模糊、甚至使紀錄片變質？蔣顯斌認為這是要靠導演自己把握的事情。「並不是刻意避開品牌就代表中立，擁有品牌也不表示你不中立。端看導演創作核心本身會不會受到資方左右。當然很難讓品牌在作品中隱形，重點是成品能如實反應出影片核心。品牌已經成為和政府、宗教並駕齊驅的一種力量，要完全從創作中退出不是很現實。我們也並非在真空狀態下生活和創作，所以我個人沒有這種潔癖。其實資本背後的意志是相當強的，但 CNEX 支持的案子有大前提即是資金對內容不能有干涉，所以如果導演想反映一個現實，就要很清楚地把資本意志和影片創作中間的事講明白，只要雙方都有默契就 OK 。」
台灣記錄重點：如何對「幸福」達成共識
CNEX 希望以紀錄片做為華人文化傳承的載體，但就算是華人，兩岸三地針對同一主題的文化紀錄重點也大有差異。「台灣已經經歷過最劇烈的社會變革和轉型過程，現在追求的是變革之後的完善；反觀大陸的經濟、社會秩序和公民意識才正要起步。但台灣並不完美，社會分配、貧富差距、民族民權民生等等問題的改善還有很長一段路，如何讓大眾對於『幸福』這件事達成共識，還有好幾代人要努力。」蔣顯斌發現，包括劇情片在內，台灣導演多關注內心世界，比較像心理學家，紀錄如何能把生活品質跟正確性做到更好；而中國大陸的導演像是社會學家，作品關注的議題是從生存角度出發，捍衛生存權利並重整社會價值，紀錄重點則多在群體世界。哪怕僅是一個人的故事，背後可套用的數字都可隨意乘以三千萬。大陸的導演容易從小故事將問題視角擴大至宏遠趨勢，又因為趨勢發生的基礎數量驚人，這股力量是世界不容忽視的。
Filmmaker to Change maker
紀錄片對社會的影響可以多深遠？做為特定社會現象的反映，導演呈現出處境，但不一定做出宏觀現象的歸結，而僅是停留在一則生命敘事。紀錄片能不能為議題找出解決方案？
蔣顯斌坦白說，我們無法期待紀錄片工作者為議題達到什麼程度。「導演拍完片後已經氣喘吁吁，不應該把社會變革的責任也丟給導演。要使紀錄片形成一顆砲彈，而讓社會中所有願意關心的人共同使力製造更大顆、更震撼的砲彈，去推動整件事情。國際間已有連結紀錄片工作者與 NGO 的平台，找出社會上的利害相關者，讓對話發生。這過程像是在拼拼圖吧，之後發現，自己能做到的原來有這麼多。如何讓 Filmmaker 成為 Change maker ，需要另外的力量，和專門做社會變革的 NGO 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