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不同的自己——明清時期的扮裝文化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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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5.09.2019

找尋自己，一直是古代至當代的人們皆最常碰觸也無法避免的命題。「扮裝」作為一種可能，為過去那些受困於性別框架中，因為個人特質或其他因素無法成為自己的人們，找到了自我安放的途徑。本文從明清的歷史、社會，深入小說、戲曲文本的耙梳，引領我們觀看明清文人的創作關懷與明清時期扮裝文化。

［文｜吳岳霖］

所謂「禮教」，是中國傳統社會用以鞏固統治階層、支配個人的方式，並建構「上與下」、「尊與卑」的二元關係，相對忽視「個體」的獨立存在。「男／女」亦在這樣的規範下，不再只是生理性別，而自成一套因先天而牢不可破的秩序。

「扮裝」的出現，意圖通過外在形貌的改變，達到性別、身分的轉換，向固著的社會打開一點破口——縱使撼動制度談何容易。

特別是在明代以來，受李贄、徐渭等人對個人意志的鼓吹，擾動原本禁錮的心靈狀態，並進一步從士人階層影響到民間，再加上清代之後的娛樂發展，戲曲不乏男旦（男性演員扮演女性角色）演出；於是，扮裝現象的風行也就涉及文化、文學、表演藝術與社會風氣等面向。

翻轉身分與情慾完成：「女扮男」的可能

提及「女扮男」，最容易想到的是代父從軍的花木蘭，從南北朝的敘事詩《木蘭辭》到雜劇《雌木蘭替父從軍》（再到更為大眾熟知的迪士尼電影《花木蘭》）。她藉軍人身分，完成本為女性所無法盡的孝道。暫不管制度為何，軍人帶有的「剛強」形象，正是成為男性後同時被賦予的。於是，《拍案驚奇》的謝小娥、《聊齋誌異》的商三官便以男裝達成身分與性格的轉換，為父／夫報仇。

同時，在文字的虛構裡，男裝也讓（被迫壓抑才華的）才女得以現身、走出閨閣，驗證自我價值，跨越性別窠臼。但，也不免看見如清代才女吳藻一般，只能從自己書寫的雜劇《喬影》裡的謝絮才，對著自畫像哀憐無法翻越的性別高牆。

「女扮男」開啟「翻轉身分」的可能——即使將性別做為一種「工具」，得以因外在的改扮突破社會體制；但，不就是無力扭轉父權結構，她們才得「成為男性」嗎？

而在李漁筆下，「女扮男」情節倒也流淌出女性／同性情慾。《憐香伴》的第十齣〈盟謔〉，心儀彼此才貌的兩位女子箋雲和語花竟從結拜改為拜堂，於是箋雲扮為男裝，舉行一場假鳳虛凰的婚禮。循著異性戀婚姻制度，兩人的情慾以裝扮轉換撐開空間，乍現「酷兒」（Queer）雛形。

陽具，作為扮裝的物件：「男扮女」的情慾與權力

相較於「女扮男」，為的是在改扮性別、翻轉社會身分後能獲得自主性，「男扮女」則在充滿情慾張力的文字裡，看似補充「情慾書寫」與開放「性別認同」的選擇，卻在反轉裡更加強化了「上─下」的權力結構。

王驥德改寫〈陳子高傳〉為雜劇《男王后》，貌美的陳子高藉服裝的置換進而穿透性別建構，周旋於臨川王與其妹之間；乍看「王后」的身分，讓他獲取社會地位，卻仍舊是上位者宰割的對象，只被索求情慾而非滿足。

其實，文本書寫與社會風氣是相互滋長的，誠如「男色書寫」與「男風」。晚明以來的男風盛行，在《萬曆野獲篇》多有記載，這些現象反映在小說創作，如《石點頭》、《龍陽逸史》與《弁而釵》等。到了清代，更因戲曲展演的限制，促成「男旦」的出現，在「伶」與「妓」的模糊界線間，再開啟書寫可能，如《品花寶鑑》寫下「卑賤／醜陋」與「高尚／貌美」兩種男伶寫照，作為才子佳人小說的另一種形貌。男旦現象除在清代花譜（點評戲曲演員的筆記）裡展現，更在清末的報章渲染間達到巔峰，如四大名旦。

「扮裝」指的多是服飾、髮型等進行的性別置換；但，李漁再次語不驚人死不休地讓「陽具」也成為一種可被更換的物件。〈男孟母教合三遷〉裡的尤瑞郎為了報答許季芳的恩情，在青春期來臨時將自己閹割，以求永遠陪伴左右。然而，其驚悚不在閹割本身，而是閹割之後，「他就像有神助的一般，不上月餘，就收了口，那疤痕又生得古古怪怪，就像婦人的牝戶一般。」扮裝不只發生於服飾、名字（從瑞郎改為瑞娘），器官也能變形，實踐了「性別」的可以表演與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