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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戰那一天》：不知為何而戰，不知為何而死

作者BIOS 選書

日期17.01.2018

編按：第二次世界大戰，距離我們有多遠？翻開歷史課本，我們背下 1945 這個年份，只因知道它有很高的機率會出現在下一份考題的選項裡，渾然沒有意識那不過是幾十年前的事，一些經歷過的人，還活生生地呼吸著。終於，《終戰那一天》以文學筆法包裝歷史事實，紀錄下大戰背後人物的真實故事，志願兵、少年工、醫療者、記者、音樂家，甚至是圍繞在這些人身邊的其他人，當時是如何活著的，讓我們有更好親近的素材，一窺二戰時的這塊土地。BIOS 選摘這篇〈終戰〉，還原體內流著臺灣人的血液，卻以皇軍身份為日本效勞的景況與感受。

終戰

一九四五年六月，日軍收到盟軍將登陸北婆羅洲的消息，下令沿岸地區戰俘營向南方移轉。柯景星所在的古晉戰俘營，原有兩百多名戰俘，但補給斷絕以致戰俘的待遇愈來愈差。餓死的戰俘愈來愈多，部隊開拔時只有半數活著，移轉到半路更只剩數十人。此時部隊長官杉田軍曹眼見存糧即將見底，決定放棄戰俘。

杉田軍曹對著部隊官兵說：「上級曾下達過『盟軍登陸時，俘虜的管理原則是伺機處理』的指令，『伺機處理』，就代表上級同意我們處決戰俘！」

柯景星謹慎提問：「但是，我看過國際公約說，俘虜是不能處決的……。」

杉田：「河村，你給我閉嘴！」

看到臺灣監視員的猶豫不決，杉田軍曹舉起手槍對空擊發，並且高喊：「還有意見的人視同臨陣脫逃！裝子彈！」

杉田軍曹堅定下達指令，柯景星等人則異常緊張。他們雖然身在前線，但畢竟不是戰鬥部隊，從未有過殺人經驗，更何況是要殺這些手無寸鐵、骨瘦如柴的戰俘。監視員內心糾結，只能硬著頭皮開槍射向眼前的戰俘。

其他戰俘見同伴被殺，驚恐跪地求饒，但終究還是在陣陣槍響之下，陸續倒臥血泊。

處決戰俘完畢，杉田軍曹下令銷毀所有證據。柯景星等臺籍監視員，於是挖開幾個大洞，丟進戰俘的屍體，以及他們的兵牌、資料、用品，能埋的埋、能燒的燒。

婆羅洲的山打根戰俘營，也展開了慘無人道的「死亡行軍」。日軍押解二千六百多名戰俘出發，撤往二百公里外的內陸，所經之地都是充滿瘴癘的熱帶雨林。日軍對待戰俘如同驅趕牲畜，沒有正常的食物和飲水，每天都有驚人數量的戰俘死去。日軍沿路拋下屍體，仍然繼續前進，到達目的地時，活著的戰俘只剩六人。

這些戰俘多是澳洲士兵。雖然日軍試圖滅證，扯說戰俘乃是自然死亡。然而種種的虐殺暴行，終戰後仍被憤怒的澳洲人揭發。

八月十五日這一天，多數帝國的民眾靜靜聽著天皇玉音放送，宣布無條件投降。而這些太平洋戰場的日軍，卻依然在前線掙扎。有些人在雨林之中狼狽行軍，有些人在饑餓與疾病之間掙扎求生，有些人則奉令在埋葬戰俘的屍體，還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已經投降，在叢林繼續忠誠地作戰。

臺東阿美族的高砂義勇隊成員，日本名叫中村輝夫的史尼育唔，是最後投降的傳奇日本兵。他一個人獨自在叢林生活了三十年，一九七四年底才由印尼當地居民發現。史尼育唔這時才知道，日本已經戰敗。

簡傳枝跟著部隊在叢林一直走著，每天作戰的對象都是饑餓與疾病，三個月後，終於到達了目標營地。整個行軍期間，他們只看過盟軍飛機灑下的勸降傳單，與外界斷絕聯絡，對戰況一無所悉。因此當部隊抵達營地時，第一件事是詢問作戰指示。

「現地自活！」上級回覆的指令竟是自行謀生。眾人無法理解為何收到如此消極的命令。

「前一陣子，天皇親自宣布，日本戰敗，已經無條件投降了。」

才剛慶幸活著抵達營區的將士們，一瞬間目瞪口呆，驚駭之情好像又要走回來時的地獄叢林。不久有人開始哭泣，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有一名軍官悲憤不已，當場拿出短刀，委託友人介錯，切腹殉國。

部隊迅即恢復秩序。軍官研商之後，認為可能在島上困住好幾年，與其無助悲傷，不如設法活下去。於是日常操課恢復，開始闢墾耕地、種植糧食，白天則是自由活動，以利採尋野菜、蒐羅柴火。戰敗後一切命運都是未知，再來只能等待戰勝者的安排。

戰爭結束，未必是這些士兵苦難的終點，反而是另一種戰爭的延續。他們後半輩子的人生，都受到心理創傷和戰爭責任的持續折磨。

特別是臺籍日本兵。他們不像日本士兵明白自己為何而戰、為誰而戰。臺籍日本兵既是戰爭被害者、也是戰爭責任者，他們的認同在終戰那一天起更加找不到歸宿，他們若成為死難者，也不知道英靈應歸向忠烈祠、祖靈之邦、或是靖國神社。

日本敗戰之後，投降的日軍成為戰俘。柯景星等人也是。他們被送到婆羅洲外海的納閩島（Labuan）羈押，一夕之間從戰俘監視員變成戰俘，等著接受盟軍軍事法庭的審判。

盟軍的軍事審判將戰犯分成 A、B、C 三個等級。A 級戰犯是「違反和平罪」（crime against peace），遠東區大審在東京進行，專門針對策劃戰爭的高層，例如日本前總理大臣東條英機、陸軍大將松井石根等人。B、C 級戰犯處理在戰爭中施加暴行的指揮官或士兵，B 級是「傳統戰爭罪」（conventional war crimes）、C 級是「違反人道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由同盟國各地的軍事法庭審理；柯景星屬於 C 級戰犯，由澳洲軍事法庭審理。

澳洲因為軍隊傷亡慘重、戰俘飽受虐殺，因此早在一九四三年就開始蒐證戰爭暴行。臺籍監視員在澳洲的 B、C 級軍事法庭也逐一遭到起訴。最終有九十五名臺灣人被澳洲軍法法庭判刑，其中七人為死刑，都是各盟國審判結果中臺灣人人數最多的。

納閩島的軍事法庭，雖指派了日籍律師為臺籍監視員辯護，但似乎礙於政治壓力，辯護律師全程幾乎一言不發。有些日本軍官甚至向下推託虐殺戰俘的責任，以致許多監視員都被判死刑。

在審判的過程中，澳洲士兵逮到機會就要凌虐日本士兵。私下打到鼻梁斷裂、倒吊起來泡水折磨，都聽說過。有一日，柯景星同房的軍醫被澳洲士兵叫了出去。

澳洲士兵問軍醫：「為什麼我哥哥在戰俘營裡生病的時候，你沒有替他看病！」

軍醫回答：「我不記得了……」

憤怒的澳洲士兵不管答案，揮起拳頭就是狂毆，揍得軍醫滿地打滾。這位軍醫後來遣送到摩羅泰島，與下令殺害戰俘的杉田軍曹一起被槍決。

柯景星原本也是死刑。上訴之後，因為杉田軍曹承認下令處決戰俘、願意承擔罪行，柯景星才死裡逃生，改判十年徒刑。而同行的監視員李琳彩就沒有如此幸運了。他因為一名戰俘脫逃而氣急敗壞，擔心長官重懲，因此抓到人之後就狠狠動手修理。結果這名營養不良的戰俘就此奄奄一息，李琳彩沒有送他至醫護站治療，事後遭控凌虐戰俘致死。李琳彩於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於新不列顛島北端的拉包爾（Rabaul）受審，判處死刑。

臺籍監視員的答辯狀都強調行動出自日本長官強迫，但澳洲法官認為監視員不僅選擇服從命令，凌虐手法更超乎命令，因此仍有罪責。

自知難逃一死、難返故鄉的李琳彩，在處刑前夕咬破手指，在衣衫上留下血書：

遺衣言：母親大人尊前兒大不孝平常膝下
民國卅五年丙戊歲
九月二十二日子時歸終
二十七歲李琳彩

他將血衣交給判處有期徒刑的獄友，隔天含悲走上絞刑臺，死在異鄉新幾內亞。七年後獄友陳金榮刑滿回到臺灣，才將血衣交給李琳彩的母親。原本還有一絲期待兒子生還的老婦，一見血衣，哀慟欲絕。

這一批臺籍戰犯，最終一七三人判決有罪，其中二十一名戰犯判決死刑確定。沒有命喪沙場而死於法庭，這個怪誕的戰爭邏輯，李琳彩的母親永遠不會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