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速公路下的失速真相——專訪《大路朝天》導演張贊波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28.03.2017

好的紀錄片，還是要能嚇人的。

專訪那天，當張導出現在咖啡廳外的石子路，他那一身青春勁裝，儼然是個在台北走動的年輕人。他客氣地跟我們打招呼，坐下來接受我的提問，興致高昂又得體地針對每一題，給予舉一反三的答覆。兩個小時過後，他再度輕巧地離場，我望著他的背影，心想這個年紀看起來跟我差不多的中國藝術家，已經有這麼多的歷練，這樣深沉的眼界和對體制的醒悟，「果然，環境對人的塑造可以是天壤之別啊⋯⋯」我這麼感嘆著。就在此時，一旁的朋友說了：「導演真是凍齡，跟三年前看到他一模一樣」，我好奇問：「他到底是幾歲？」結果對方回答：「他今年四十六了。」

什麼？！

那當下我驚訝的，不只是自己的無知，還有原本以為的「少年老成」，突然變成了萬千風霜不留痕。這無關什麼保養得宜，而是人要有多清澈的意志力，和內在的挺拔，才能頂住那麼多驚惶和失望，沒有被磨掉熱情？我隱隱約約想著：兩個小時的對話裡，張導確實一再地強調他跟當今巨大的中國電影工業的決裂，不參與也不屑看，不招惹可是也不低頭。但那股傲氣，是透過不太激烈的言辭自陳的，沒有憤世忌俗，也沒有怨懟和委屈，只有偶而閃現的鬥牛似的魂味，被藏在三月天的台北涼風裡，和咖啡店的餅乾香之中。

這也證明了，為何他可以隱身「臥底」在底層，在紀錄片的現場忍住那些「想丟下攝影機幫忙護樹、或參與幹架」的時刻。張贊波透過影像，讓犯錯者所受的不是現場回擊的痛，而是永恆的恥辱的傷。他把那股尖銳暗藏，在不論是電影工業，或作為紀錄客體的國家／權力者／資方的結構性巨獸面前，都不直接衝撞，不是化身焚燒的蛾，而是把鱗粉灑在那些現實中，用淡淡的電影語言雕琢成藝術，成為真正的不滅之火。

於是那天專訪的前面大半，我們都在聊著對紀錄片的定義和認知。不過幾天前，在和記者／作家房慧真的對談中，這兩位分持自己的武器（鏡頭和文字）記錄現實、對抗遺忘的戰鬥者，都慷慨地形容自己是「毫不避諱主觀」的。但在我看來，張贊波的《天降》和《大路朝天》（一如許多這些年的中國獨立紀錄片）比起很多經過設計而很「好看」、甚至是有點懸疑性的英美紀錄電影，還是很「旁觀」的。我好奇背後的動機，而他想了一想回答：這是環境使然。「當前中國主流媒體的紀錄片，很多都是憑空在解說，沒有事件細節也沒有人物關係，只藉由背後那個頌揚的聲音把原先扁平而單薄的東西，說得慷慨激昂，賦予宏大的意義。」這一套讓他們很煩，就有意識地警惕這種強行教育觀眾、賦予信息的方式。

他們選擇什麼都不說，「不著一言，卻道盡了萬語千言」。但他接著強調說，這只是一種選擇，不等於這樣的手法比較清高。「不論哪一種表達形式，或電影方法，只要跟內容是『匹配』的就沒問題。」他說起所謂的直接電影，那種要「抹去自我成為牆上的蒼蠅」，還要遵守四不原則而不參與、不介入、不評價、不解說等等的，那變成原教旨主義者了。「手法的本身並沒有罪，主動解說是可以的，作者也是可以跳出來的，關鍵在於你用在哪裡。」

這讓我想起他在不同形式的作品中，自由切換的觀點與距離。2009 年，張贊波以紀錄片《天降》揭露了九零年代至今，中國發射衛星的殘骸一再掉落在湖南省綏寧縣數十次，不但毀田壞屋，還砸死過一個少女；那之後 2010 至 13 年，他再「潛入」一個高速公路營造的承包商，將底層的勞工處境與相應的管理方／資方／官方的行徑通通紀錄下來，寫成了紀實書籍《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也拍成了紀錄片《大路朝天》。對出身中文系，碩士轉讀電影的張贊波而言，第一人稱的文字和第三人稱的影像其實是同一脈藝術的兩面，重要的不是形式，是核心的思想和情懷。「有些以前看過我寫的詩歌的密友，現在再看我的片子，說那裡頭隱隱的詩意，還是很相像。」他形容自己的作品是有「修辭」的，當中有隱喻也有對比，「這些都是文學帶給我的。」

然而紀錄片的意義在揭露，不論是針對不堪，或對真善美的呈現和傳播，都在弭平大眾認知和（某種）真實之間的落差。生在這個「現實如此冷峻，還藏滿豐富信息」的時空，張贊波與他的同行們（如果有的話）得以不發一言，就辦到了讓人驚嚇，或心疼，或憤恨。但這樣的關懷也引來了「意圖抹黑國家，故意只看社會陰暗面」的批評。

面對這些評論，或甚至是官方的質疑，張贊波說他可以輕易地反駁：「我跟那個光鮮的高層的東西，本身就沒有對接，我拍不了他們我也不清楚他們。」出身自湖南鄉下的張贊波，父母是幾乎沒有文化的農民，這讓他稱呼自己和他筆下／鏡頭下的人們是命運共同體。「我只能同理那些邊緣和底層的，被損害跟被壓迫的，關注他們就是關注我自己。那樣的艱難是從物質條件到社會地位，都毫無尊嚴可言的。」

在《大路》書中，還有一段讓我印象深刻，是他寫和宿舍的工人們聊到格達費，說他出動直昇機掃射平民，而他們的看法是：「哪有政權不殺人的，統治者為了維護他的統治而殺人，這完全可以理解嘛！」「非常時期採取暴力無可厚非，國將不國了，就應該果斷地鎮壓！」——在此，他和他的同伴們有著巨大的思想落差，這讓我忍不住好奇，他自身的自由派價值，又是從何培養而來？

張贊波回憶道：從小所受的當然還是主流的紅色教育，包括民族主義和對黨的認知，這一切在上了大學遇到比較開明的老師，及在圖書館讀了很多書之後才產生變化。「我們形容這過程叫『吐狼奶』，把哺育我們的那匹毒狼的奶一點一滴吐掉，才能真正像個人，開始重新成長。」而這樣成功啟蒙的知識份子，在中國雖然越來越多，但礙於現實的壓力而不敢表達，甚至違背自己去順應體制的人，當然也很多。「其實大家都是聰明人，你要是私下跟他們聊，他們什麼都懂。但能夠真的去背離，去改變，去付諸行動的，少之又少。」

這樣一個魔幻寫實的中國，帶給張贊波巨大的沮喪，拍《天降》之初還以為能帶來改變，結果不但官方的政策不動如山，片子本身也沒有渠道流傳，連豆瓣上的條目都變成了 404。「殘骸甚至還越掉越多，讓我意識到我只能是個見證者，無法是推動者。」這麼說的他帶著滿滿的無力感。

但話鋒一轉，他說也有些小小的跡象，讓他稍感寬慰。「譬如官方賠的錢變多了，關於衛星砸壞的土地和房屋的數量，也開始會公布。」譬如《大路》出版之後一直在暢銷榜上，雖然最後被禁了，但至少賣了一萬本，「加上電子版和網路盜版，估計有數萬人讀過這本書。」再譬如各種分享的場合，都有工程界的人來告訴他：「你所寫的，跟我工作的環境一模一樣！」甚至還有中國官媒的記者來感謝他：「你所做的這些本來是我們應該要做的。真的謝謝你⋯⋯」

他也坦言，這讓他對大眾的認知有所修正。從前以為年輕人都只愛快餐文化，逃避面對比較嚴肅的、尖銳的東西，「看來是我太絕對了，他們不是不關注，是媒體掌握在官方手裡，這一部分被消聲了。」在這同時被放大的，則是歌詠國家的主旋律敘事：我們看到《天降》裡的觀測站軍官，雀躍地對著鏡頭說明這些衛星上太空，都是為了轉播 2008 年的北京奧運。同樣的興奮也瀰漫在綏寧當地，那些「受災戶」即使沒有電視可看，都仍在說起祖國的時候，顯得與有榮焉。

這些被剝削者的無知於階級，加劇了作為一個紀錄者的張贊波「融入現場」的戲劇性。這也呼應著他在書中的形容：身為紀錄者的「張贊波」和化名潛入的「張贊」，兩者是互補、互換和甚至互相營救，彷彿兩個相對立的身份。但他又說了：其實日常生活裡，這樣不同程度的扮演，也是必要的。「這些意識形態的東西如果不在某些時候避開去談論，避免去爭執，我生活中的關係就完全無法維持了。這其實也是『我』的一部分。」再把這概念投射回紀錄片的形式，張贊波相信：即使鏡頭裡的人意識到自己在「被拍」，甚至變得有點表演性質，那樣的反應也是真實的一部分。「畢竟人是一個寬廣的面，有時候這樣的細節還會成爲片子裡面最有趣，最有意藴的東西。」

然而在戲外，片子完成之後，這些被埋伏／被拍的主角們的反應又如何？張贊波說，那些收賄或嘴臉難看的，因為事證勝於雄辯，所以也無法多說什麼。反而是單純在底下做事的，都覺得「哇！你還真的拍了部片子喔！你還真的寫了本書喔！」

這其中，最動人的是老何。這位在無數個工地間流浪的小人物，在書裡得到的篇幅也是就事論事，且不乏調侃和批判。這讓張贊波當初寄書給他的時候，不免有點忐忑。然而他發現：像老何這樣的底層人物，對於能被寫到一本書上，是感到無上光榮的。「我這次去浙江看他，他把那本書用從超市撿來的廣告紙很珍惜地包起來，上面還有各種美容品和美女的頭像，還寫著『要留給後世看』。我的書從來沒有享受到這種待遇，來自一個最底層的人，這快樂超過了榮獲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由總統頒獎給我。」

這樣的張贊波，口裡說著「我只有敵人沒有盟友，我也不需要盟友」的張贊波，讓我想起西部電影中那些原野孤騎，你看著他的背影，知道他要風塵僕僕地趕往下一個村莊，去解救不知道是誰、但一定需要被解救的人們。只是這樣的他，又不是眉頭深鎖的，在他臉上只有很純粹的，對自己所做之事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