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訴說那些人們迴避的真實，才可能想像共同的未來——專訪 TIDF 策展人林木材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26.04.2016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下稱TIDF）邁入第十屆了。從 2014 年起，這個華語區唯一的大型紀錄片影展首次自台中遷移到台北舉辦，並由國家電影中心編制的常設單位負責籌劃執行。過了一年半之後，第十屆 TIDF 將於 5 月正式播映，BIOS 邀請策展人林木材談一談這段時間內與政府之間的合作關係，以及今年值得注目的節目亮點。

政府與策展團隊，關係「微妙」

就在去年底，上任不到一年的台北電影節主席李烈宣布請辭，在 Facebook 上公開聲明，當文化局要棄文化而選擇商業，那她寧願卸下主席、回歸電影工作者的身份去監督政府，後續也引發影視界發表聯合聲明，共同捍衛電影文化的多元性與獨立性。

政策干預，是所有政府扶植藝術發展的單位，害怕卻無法擺脫課題。

林木材自 2014 接任 TIDF 策展人之後，同樣不斷親身試驗藝術單位與政府之間的微妙關係，列舉了所謂的官方補助機制之下的藝術單位，在執行上會碰到哪些難題。

其一，要和誰合作，必須送至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影視局）核可。影展目前談企業贊助的方式，是由策展團隊與企業談定合作內容後，回頭報告影視局、取得核准的許可，才可簽約執行，要是不幸被否決，那團隊先前談判的努力就形同白費。「這個回報指導單位的機制，導致團隊在對外尋求贊助與合作時缺乏彈性，難以在洽談的當下給出明確答案。」

林木材說，這對策展團隊來說是一大困難，因為 TIDF 不像金馬影展和台北電影節有這麼多明星和媒體焦點，「有企業願意拿錢贊助是很難的，曾碰過有公司有意願，但聽到很多條件及規則，還要影視局同意才行，程序冗長，決定放棄。」

至於票價的設定，目前是每張 100 元，但低廉的票價則要回到當初 TIDF 還在台中舉辦的時候說起。當時每張票只賣 30 元，「初次回台北舉辦時，我們認為這價格會完全破壞台北的影展市場！但有官員則擔心票價太高沒人願意來看。」金馬影展、奇幻影展、遊牧影展和女性影展都是靠票房收入作為執行費用，隨便打壞行情可能影響他們的未來發展。另外，當初對外談廠商合作都是等價交換，要是一張票只值 30 元，得給出 100 張才能換到 3000 元的等值贊助。其二，是執行預算和票價。每一屆影展是由文化部先編列一筆預算補助，影展的票房收入則全數收歸國庫。換句話說，影展可使用的金額多寡，完全仰賴當年政府的預算分配，「相較於劇情片和其他的影視活動，紀錄片影展相對小眾，預算若被刪減並不意外。」

除此之外，和政府合作的關係，還有很多細碎的小事情要留意，像是報備評選會議辦在哪一天、重要活動的流程、記者會要邀請哪些長官、是不是要致詞等等，都會消耗掉團隊籌備影展的精神。

不過令人意外的是，選片和策展的主題，官方極少干涉。林木材解釋，TIDF 不是由地方市政府出資的影展，自然不易受到政府行銷城市、推動觀光的政策影響，就算當初在台中舉辦，也是用國立美術館的預算，屬於中央單位。「中央無需行銷特定的城市，即便真有此考量也是要行銷台灣。這是接受國家補助的大型藝術活動，都免不了的責任。」這並非是要在紀錄片中宣揚台灣有多好，而是好好地維護影展價值、累積國際評價，之後才能一併帶動台灣在國際上的知名度，「TIDF 是華語世界唯一大型紀錄片影展，他能夠展現的價值，像是言論自由、多元和包容，就代表了台灣的一部分。」

有不少國際影展在政府補助下依然維持了藝術地位，像是坎城、威尼斯、柏林、鹿特丹都有極具聲望的國際級影展，因為影展做得夠久、夠權威，政府認為把錢投進去會有好處，每一年還是能取得一定補助。日本山形影展的作法也很值得參考。2007 年成立一個專門策展的 NPO，脫離公家機關跑流程中的種種障礙，市政府還幫山形以紀錄片之名申請了世界遺產城市，足見紀錄片在當地社會的地位，「獨立運作的好處是主導權回歸策展團隊，只是如果錢不夠，就要自己再想辦法籌劃。」

林木材認為，台灣不是沒有機會為 TIDF 成立專屬的組織，「只要有幾個企業願意每年投入一些錢，以及讓票房回歸影展預算，政府補助的金額佔比降低到 50% 以下，就有機會獨立運作。」

可是，如果影展播放的片子完全背離官方想像，甚至完全站在對立面，難道不會有任何的阻止嗎？「老實說，這是 TIDF 執行時特殊的地方。我們在選片時，只會單就藝術層面選擇值得播放的紀錄片，如果裡面包含政府不想面對的事，依然期待能夠秉持言論自由的精神，才能真正體現出影展的價值。」他說，TIDF 就是要放那些反潮流的作品，當觀眾和社會帶著主流思想來看，可以得到刺激和反思，即便這些可能衝擊官方，那這正是言論自由的價值。

那些深耕同樣題材而付諸一生的導演

談完 TIDF 與政府的合作與互動，林木材聊起本次策展的概念。這次台灣切片的單元選了綠色小組，焦點導演是花了超過 20 年完成非洲三部曲的雨貝．梭裴，而焦點單元選了中國的民間記憶計畫，「一般專業導演是今天拍環保、明天拍人權，屬於作品論的思考。但今年這三個單元的導演，都是長期關注某一件事，相同題材不停往下深入挖掘，呈現出同領域的各種面貌，是紀錄片中的某一種特定類型。」

去年獲得首屆 TIDF 傑出貢獻獎得主的綠色小組，始自 1986 年，正巧今年是成立的 30 週年。

他們被認為是台灣解嚴前後最重要的非主流媒體，力求在老三台播出的電視新聞之外，能記錄當時各種社會運動的真實面貌，範圍涵蓋環保、農民運動、勞工抗爭、原住民權益等等，不僅為台灣歷史留下見證，還影響了台灣當代民主社會的發展。

「對現在 30～40 歲的人來說，綠色小組的片子是極重要的思想啟蒙。那時候為了把真相傳遞出去，在拍攝完的兩三天就會熬夜剪片，再交給地下公司大量拷貝，然後用車子載著影片，從台北往南部行駛，在途經的各個休息站把影片丟給負責接應的人，拿去給攤販販售和播放。」林木材想，這群曾經的觀眾，已經變成了台灣社會的中堅份子，談論著年輕後輩缺乏許多想像和刺激，那份過去的啟蒙，是不是可以重新拿出來，帶給年輕人一些新的洗禮？

除了啟發對於社會的想像，綠色小組也奠定台灣紀錄片的發展基礎，「他們拍的《520事件》曾引起不小的爭議。當時在場的其他小眾媒體拍到警察與農民的衝突，但綠色認為不能讓影片成為警方蒐證的證據，在剪片時要保護抗爭民眾，。另一組非主流媒體則保留雙方衝突的影像，最終卻成為警察抓人的證據。因此綠色小組認為，當時的選擇是正確的。」因為他們，台灣紀錄片才有了「站在弱勢者的角度」、「抵抗政府」、和「導演應該在乎被攝者」的概念，是記錄影像的重要根源。

在台灣社會相對開放之後，綠色小組的作品只有在大大小小的影展中零星播放，其他全數放在南藝大典藏。這次，TIDF 擔起史料整理的工作，重新觀看影片，將裡面的台語、客語、原住民語全翻譯成中文字幕、放進影片中，並藉由影展，系統性的播放那些曾影響台灣的重要作品。

「台灣切片」播映過去的民主發展，「焦點單元」則選了中國仍在進行的民間記憶計畫。發起人吳文光被稱做中國獨立紀錄片之父，在 2010 年開始鼓勵年輕人帶著攝影機回到老家，對老人進行口述訪談，去梳理 1959～1961 年的三年大饑荒。那段在歷史中被模糊的歲月，由年輕人重新提問和關注，至今累積了上千人的訪談資料，數百萬字的田野紀錄，完成超過 30 部紀錄片。除此之外，民間記憶計畫更包含歷史調查、資料整理、戲劇表演、創作論述，複合性地留下歷史的記憶。

「這裡面的作品不是很專業，但核心概念和紀錄片的精神十分契合。」林木材長期關注這個計畫，看著年輕人為了現實考量，慢慢淡出回村拍攝的計畫，原本設立於北京的工作站也因為房租漲價而捨棄，「與其等完全結束再來回顧，不如現在就介紹給更多人知道。」

台灣競賽多元又實驗，是歷史中難得的時機

在影展的不同單元裡，林木材試圖引領觀眾一探台灣的過去和中國的歷史記憶。至於紀錄片發展的現狀，就留存在那競賽的單元之中。

今年的台灣競賽入圍名單相當精彩。林木材舉例，黃亞歷的《日曜日式散步者》以 30 年代的風車詩社為主題，卻顛覆常見的訪談口述，透過重演加上資料片去堆疊重現 30 年代的「氛圍」；黃信堯的《雲之国》裡幾乎沒有拍到人物，用一段又一段與那國島的景色和環境，探討更精神層面、自然與人的關係；趙德胤以偷拍的方式完成《挖玉石的人》，畫面完全不具戲劇性，有許多長時間定點錄製的鏡頭，幾乎是與被攝者的生活同步，呈現出挖玉石者的日常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