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之必要（一）：

專訪「地表最強國文課沒有之一」陳茻

與陳茻見面那天，我們就近前往他深坑的工作室。那是他外公的農庄，一扇沈重斑駁的紅色大門後滿是碎石，四周可見棄置多年的簡易農園，遍地的野草雖經粗疏的整理，畢竟遠非鮮潔，一如陳茻本人般不修邊幅，自然親切。

我們沿著兩層樓高的水泥建築爬上狹仄的樓梯，開門，只見家具隨意陳列，牆上是粉絲專頁張貼的畫作真跡，一張玻璃茶几擺著酒杯與菸灰缸，雙人尺寸的床框上不見床墊，唯有一塊木雕半成品，那和屋子的木屑都是室友的創作痕跡。陳茻說，《地表最強國文課本》就是在這間沒有冷氣的工作室中，靠著啤酒和吉他，熬過盛夏的溽暑完成的。

我想像著他在這般樸實的工作環境裡，潛伏在台北的東南之隅，外頭有蟬聲雨聲圍繞，揮灑身上的汗和腦裡的字，終於寫出這本書。想著，不禁令人有點嫉妒。但那實在太合理了，恰恰就是陳茻的故事中應該存在的背景設定，而挖掘那些不可見的東西，以及他腦袋裡對於國文教學的想法，則是我此行的目的。

菁英思維又如何？

陳茻的想法我並不陌生，但是當我們的話題來到古文教育時，仍對他這句話印象深刻：

「菁英思維又如何？這個社會之所以討厭菁英思維，是因為大家把菁英跟既得利益者綁在一起，我倒是沒有那麼擔心我就是菁英思維。」某種程度上，陳茻仍然實踐著傳統儒家對於社會的想像，君子負起教育、政治的責任，庶民也有各自安身立命的歸宿。

古文在國文課本中的比例問題，已經是一個不再新鮮的話題，然而，距離抵達共識之前的路途還非常遙遠。我不免想要知道，作為一位人文教育從事者，他的立場是什麼。對他而言，能夠獨立閱讀古文意涵，做出當代詮釋，誠然是一項值得學習的能力，「但是我們有沒有必要把它推給全部人？我知道有一些人碰到古文就是充滿障礙。他明明有機會去做適合他的事情，我們卻覺得古文是必要的，而硬要他去學習，我認為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菁英」一詞對陳茻而言，是能力，更是責任。「菁英」是各個領域中的佼佼者，他們可以貢獻自己的能力給社會。「因為我就是會讀書，我就是詮釋能力比別人好，我在做的這些事情，確確實實影響力會比別人來得大。那我是不是應該要去做這件事情？」

陳茻所謂的古文教育「非必要」，其實是指沒有必要做到「全民皆兵」的程度，因為那是對於古文有興趣、有天賦的文學菁英的領域，我們應該要讓各領域的菁英找到自己的戰備位置，而不是繼續被「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支配。

對於那些缺乏文獻閱讀的興趣與能力的國高中生，陳茻認為要透過菁英的帶領，引導他們思考，讓學生知道「所有的價值都必須要經過自己檢證一次，這樣當社會中某些一知半解的人，揭著『傳統』的大旗，形成價值倫理的教條時，他們能夠做出價值判斷，這樣就夠了。」

書面語言太軟弱

但是辯才無礙的陳茻知道，問題還沒有說清楚。因為現行體制中，課本中的古文仍佔有一定比例，對於缺乏閱讀興趣的學生而言，某程度上沒有選擇的自由，古文的惡夢畢竟仍盤旋不去。

所以國文課的文言、白話之爭核心在哪裡？「我這樣講好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假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方法』。因為就算文言文減到再少，教的方法如果一樣是那種被批評的爛方法，乾脆完全刪掉算了。」我甚至認為，依照他這個思路，用錯誤方法來教的白話文，其實也可以廢除；唯有在適當的方法引導下，才有所謂國文課的意義與價值。

古文不是必要的，甚至沒有任何東西是必要的；轉念一想，在適當的方法下，什麼都可以教，因為「方法」才是問題所在，而這個思路痛快地消解了語言距離的問題。接受傳統中文系訓練的他，在學院裡面看過許多人講話讓人聽不懂，學院習慣往深的地方鑽，但當我們面向大眾時，如何「淺出」才是重點。「這是過去中文系沒有教我們的，有些教授也不覺得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陳茻有他自己的一套哲學。包括他寫文章從不迎合讀者品味，「那樣你只會寫出爛東西，」但是他認為，「與讀者『妥協』和『媚俗』是兩回事，我是用一個小小的妥協去換得一個更大的不妥協。」

教育與寫作，對來他說都是在進行「表演」。以往從教育者的角度出發，我們看見應該被傳達的價值；從創作者的角度出發，強調的是匠心獨運的世界觀。然而對陳茻來說，那都是作者本位的事，而他更願意看見讀者的位置，他寧願走向讀者。

「我發現這很像一種『騙術』，我用一種很思辨性的語言寫內容很淺的文章。從幾個很常見的問題切入，對多數人來說，他會覺得『欸這個東西我以前讀過，但是沒有這麼想過』。我讓他們覺得，在自己以前所習慣的東西裡頭，已經具備了某種能力，只是自己還不知道。這樣他們就會覺得身上的某個能力被開發，這種感覺是最好的。」

陳茻就像旅行團領隊，用筆帶領讀者往熟悉的地方去，讀者跟著他的筆繞了一圈，卻看到平常沒注意的風景。而要做到這點，必須對語言的力量有敏感度，有趣的是，他正是從古代作者的文章中領略這番道理：

「這是一件很弔詭的事情，我們現在文學界的作者取向非常強，可是我們教給學生古典文學教育的那些範本，卻是讀者取向很強的作品。尤其思想家們不可能是作者取向的，我相信他們一定想要盡可能去推廣他們的思想，那就一定是讀者取向。像宋明時代的許多儒者甚至不著書，只留下語錄。這就給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那就是『口語的力量』。比較起來，『書面語言』實在是太軟弱了。」

所有的問題都是詮釋的問題

琢磨口語的力量，為的是滿足「詮釋之必要」，這是陳茻一直在做的事情。

他教書、寫書，其實也寫歌、寫劇本。問起他在這些身分的轉換中有沒有核心的本懷？他這麼回答我：「一開始一定都是不一樣的。但是，我後來發現，所有的問題都是詮釋的問題。」起初，教書的生活也無止盡地掏空他，要到了進入研究所後，陳茻才意外地發現研究、寫作、教書與表演竟然可以是同一件事情。

他在研究所遇見的是德國哲學詮釋學家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 2002），高達美對於事物的「意義」有一個特別的說法，他認為所有的事物，都必須是在語言這個介面中才能被理解，但是事物的意義不是現成的，人們必須在語言的平面上與事物進行「對話」，向事物提出問題，事物的意義才會產生。

說起來很抽象，但其實是很平常的道理。同樣一幅畫作，有人看到了雲山繚繞的壯闊與遠古神話的淒美，有人卻看到旅行腳下的足跡以及思鄉之情。所謂的「意義」，並不是那些能被精準描述的客觀性質、結構與成分，而是它對詮釋者的生命經驗的呼應、當下疑惑的啟發或者實踐的指引。這就好比僅僅藉由國文課本的形音義、注釋與翻譯，我們無法得到知識性以外的價值，而單純認識、背誦的學習也很難在考試以外產生作用。眾口同聲的一致答案，從來不是答案，只是被語言分析出來的教條。

也曾有那麼一段時間，陳茻迷信作品具有自我解讀的能力。後來他放棄了，「我發現觀眾不只沒有詮釋的能力，甚至沒有詮釋的意識。他們不知道面對作品需要詮釋。所以我覺得這是教育問題，我在創作也是一種教育。」他辦表演，習慣在唱歌以前，花一段時間跟觀眾分享創作歷程與心情，以溝通能力為輔具，幫助觀眾進入歌曲文本，體會到其中的美學價值，「這跟我教國文的邏輯是一樣的，只是這次作品是由我自己產出而已。」

「當我讀書看到一個概念，我就會開始思考怎麼跟學生講。學生是一個很好的檢驗標準，如果學生聽得懂，大眾一定聽得懂。講課的時候，學生聽不懂的話我就再講一次，再講一次，然後大家都懂了，課上得很開心，我也講得很開心，今天又學習到一個新的東西。下課，回家寫文章。我的文章生產最完整的流程是這樣。」

所有的理解，都同時是一種詮釋，而所有的詮釋，都將回到自己的生活中。不僅是古文，就連白話文中所蘊含的意義，都需要詮釋者的參與與介入才能產生。而陳茻一直以來的信念，是希望學生能從文本中詮釋出生命的「美好」與「價值」。

「所有的衝撞，都是為了回歸最初的美好，」陳茻從古人身上發現這一件事情，他甚至認為一直在衝撞體制的他，其實一直都在體制之內。只不過，那是一個「應然」的體制。這個世界有一個現況當中的「實然」狀態，但他也相信這個世界有一個具有價值的「應然」狀態。

「但是這個世界會把『實然』當成『應然』」，許多陳腐的習慣被標舉為「傳統」，再把這個「傳統」視為絕對的價值，「我把這個實然的狀態破壞，其實是要把它推向本來應該的樣子，所以是一種還原。」陳茻要做的事情是讓學生、讀者和觀眾跟著他一起帶著自己的生命經驗，省思、詮釋文本的意義，人文學的價值、國文課的意義，於此得以彰顯。

記得那天訪談開始前，陳茻指著外公那片廢棄的農園，說他最近正想著自己來種點東西。我看著周圍繚繞的群山，想著深坑濕潤的氣候必定愛護這片土地，便連表贊同。我又想起那些古代文人的耕讀生活，晴耕，雨讀，把田園照料好了，心因此清楚了起來。陳茻的書還要寫下去，那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遲早都要發生在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