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電影筆記｜伯格曼自我救贖之旅（III）：《芬妮與亞歷山大》
似乎鮮少有導演的作品如此量產，完全不用在意票房如此一部部地拍下去（伯格曼可說是『幸運的』從未在好萊塢拍片），並且每一次的電影作品都與導演本身的真實生活如此高度糾結、纏繞。可以這麼說，這位瑞典大師所拍攝的五十幾部作品裡，都運作着獨有、複雜的伯格曼符號體系，自我揭露、解構、並不斷在影像敘事中拋出救贖的希望與幻滅。
伯格曼半自傳式影射童年形象的亞歷山大。
從《芬妮與亞歷山大》這部半自傳式的最後一部作品裡，我們似乎也逐漸看到他藉由電影尋找自我救贖旅程的完滿。回顧《野草莓》，擁有一切社經地位卻隻身孤獨的教授 Isak（視為伯格曼自身與父親形象的雙重暗示），在瀕死的夢裡夢見與過去愛人 Sarah 一同開心地凝視著雙親釣魚，好似暗示着在死亡搖籃的睡床上，永眠的夢裡最終仍渴求對親情與愛情的充滿。那麼，在《芬妮與亞歷山大》裡，伯格曼終於提供了一個與以往不同的光明結局，主角亞歷山大（伯格曼自己的影射）也終能在愛情與親情的懷抱裡安然入睡，不再冀希望於夢中。
不似以往總是描述藝術家的無能與漠然，在《芬妮與亞歷山大》裡，伯格曼給了電影中藝術家，主角亞歷山大的奶奶，一個正面溫暖的形象。不只如此，電影以耶穌誕生的劇場表演為開場，好似暗示着劇場仍是他最具希望以及鐘情的人生寄托。這是他電影裡少數、甚至可能也是唯一一次，上帝的形象是如此光明、正面地呈現在他的作品裡。不過，這個形象仍是在電影中的舞台劇中，而不是在角色的生活裡。電影裡，上帝仍帶走了亞歷山大的父親，如此殘酷。死亡的命題依舊是伯格曼電影裡重要的符號與母題。
再嫁給主教，加入宗教家庭的 Emilie。
失去父親的亞歷山大，母親 Emilie 再嫁給一位地區主教。亞歷山大飽受主教繼父的嚴厲與無情，甚至因被認為說謊，而遭受鞭打處罰關進閣樓。這位繼父，即便職業是上帝的傳話使者，仍然無法提供亞歷山大所需的父愛，也明示著上帝愛的缺席與沈默。身為主教的繼父，總是宣揚上帝的存在同等於愛的存在。然而，在這裡，即便有上帝（主教作為上帝的形象），這裡依舊沒有愛。母親最後回家救回被關在閣樓的孩子，決心離開主教，逃離這個宗教使者，才可能是最好的出路，才能找回愛。
.jpg)
即便這裡有上帝，仍舊沒有愛。
電影最後，全家人從母親改嫁而「離家加入主教的宗教人生」 這趟旅程中「返家」，整個大家族再度聚首，伯格曼象徵性的將這趟「離家尋愛之旅」的終點放回原生的大家庭之中，難得地在他的電影裡提供了家庭溫情又充滿希望的結局。大家族重新總和，一切回歸到開場般的家族戲劇，喧鬧歡樂。這裡又再再看出劇場之於伯格曼，是愛與快樂的起點，也是救贖的終點。暗示着藝術提供了世人們快樂與希望，藝術家的最大工作便是在苦難的真實生活中，提供生命裡無解痛苦與虛無存在的逃離，是工作的使命、也是價值。
唯有離開無愛的主教，才是找回愛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芬妮與亞歷山大》裡伯格曼再再追問：「究竟有沒有可以超越死亡的愛？」 父親死後留存在的家中的鬼魂，對伯格曼而言，先是嘲笑了主教的身份，代表上帝權威的主教也無法阻止鬼魂在身邊出現，如此無能。接著帶出父親超越死亡的愛，即便過世，仍然與家人同在。而要接受這份愛，亞歷山大歷經了幾次「超自然」的經驗，從害怕到了解。就連最後，亞歷山大的母親 Emilie 要與主教離婚，主教都棄守上帝，懇求Emilie留下，聲稱母親才是生命中的唯一。這或許便是伯格曼所精心安排的場景：「人們真正需要的，是愛，不是上帝。」
象徵上帝使者的主教，無法彌補亞歷山大失去的父愛，也無法傳達上帝的愛。
不過，最後在火災中喪生的主教，也變成如同父親的鬼魂回來，給了歡樂中的亞歷山大一記狠狠地敲頭，這個鬼魂，帶來的不是愛，而是恨。伯格曼仍再一次提醒了觀眾，永不消逝的鬼魂，也可能帶來恨，愛與恨總是生命中並存的掙扎。
電影最後一幕，亞歷山大飽受驚嚇逃到祖母愛的懷抱。當祖母讀著《夢幻劇》（A Dream Play）的同時，亞歷山大滿足地在祖母的懷中睡著。此幕，影射伯格曼童年的亞歷山大，不再如《野草莓》裡的「年老」教授（也是影射自己），在孤獨的死亡搖籃裡睡去，在夢裡尋求救贖。這裡，亞歷山大於「童年」便終可以環饒在家庭溫暖的愛與滿足中入睡，「安睡」不再與「死亡」連結，而可能是現下的光明與未來的希望。
祖母所閱讀的「夢幻劇」也平行呼應著伯格曼期望一連串噩夢醒來後的世界，是一連串的美好，又或者，夢境本身太美好，醒來便覺得世界太殘酷？戲劇所帶來的歡笑是否能敵世間痛苦？還是因為美好的戲劇，才更凸顯真實世界痛苦的存在？伯格曼仍然保留了答案，並將這個解答拋向了藝術家的工作，只不過，在《芬妮與亞歷山大》之中，這個寄望則偏向溫暖而樂觀。
將生命寄情於劇場的《芬妮與亞歷山大》。
從家族重逢相聚、迎接新生命的戲劇慶祝到祖母呢喃著瑞典劇作家 Egil Tornqvist 於《夢幻劇》中所寫的台詞：「任何一切事物都可能，想像是絕對的必要」，再再暗指藝術對生命的重要，在這，「想像力」才是一切「可能」的圓滿。伯格曼也曾於自傳中說過：「對他而言，要他去區別他生活中的想象與真實是非常困難的。如果要逼他，他或許可以讓現實世界保持真實，但是，鬼魂與幻影仍然存在，我又該怎麼解釋我的感知？那麼童話故事呢？它們是真的還是假的？」
看來，伯格曼承襲了北歐對超自然力量的相信（而不是對上帝），它們的存在，不在於不可能的客觀世界，而是在於每個個體對生命的需求，當你選擇相信，這些，就都是真的，有好有壞，有善有惡，有愛，當然也有恨。人需要相信自己以及選擇，或許對宗教的態度也是。夢醒之後，你可以有選擇美好的信念，相信新的世界。而在伯格曼電影中所暗示的自我救贖旅程，也終能從「死亡的睡籃」，逐漸爬上「救贖的睡床」。
伯格曼的電影就是他的人生旅程。
《芬妮與亞歷山大》融合了伯格曼電影生命中所關注的所有面向，雖然後期他的電影製作遇到相當大的資金問題，換了許多製片，他仍然以這部片贏得了當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這部當年以四集電視影集於聖誕節播出的特別製作，後來便出現了不同長度的電影版本，並且每年都在聖誕節時不斷於瑞典電視上重播，即便到現在，仍是瑞典電影史在庶民生活中最重要的集體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