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電影筆記｜伯格曼自我救贖之旅（Ｉ）

今年台北電影節的主題城市放在斯德哥爾摩，所選的影片也都圍繞著瑞典與北歐的電影為主。因為可口雜誌（CACAO）與台北電影節的講座合作，曾在北瑞典主修北歐電影的我，便與北影策展人塗翔文有了對談的機會。也因工作試片，我便重新有機會一窺瑞典新導演們的議題以及風格。於是，這次台北電影節的主旨與活動，再再召喚著我，提筆寫作北歐電影。

這裡，我選擇先以作品切入瑞典電影，而後穿插介紹瑞典的電影史的重要脈絡于其他系列文章之中。北歐電影，始終脫離不了一個巨大的名字：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最為台灣電影研究者所知的作品便為《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其中探討生命意義與死亡旅程的最終畫面，更為影史上無人不知的經典。

伯格曼的作品大部份有三個主題，一者環繞著對愛的欠缺與想望，二為關於人存在的痛苦狀態，其中又以疾病、死亡與黑暗瘋癲為主要命題，第三則是對上帝神性存在的質疑與提問。這些都成為他作品疏離、黑暗卻又尖銳地挑戰社會價值的重要象徵。

伯格曼曾說，他的電影是從他靈魂、心靈、慾望、大腦、性以及本質的勇氣所誕生。伯格曼的電影總是探索多重並複雜的人生意義，也都能從他的電影裡找出與他成長背景相呼應的主題與情節。在他眾多的電影中，婚姻愛情與親情家庭的議題總是如影隨形。伯格曼結過五次婚，情史豐富，前四次均以離婚收場，也因此他的電影總是有著濃濃自我揭露的影子，不斷對愛情提問與質疑。最後一次的婚姻，他的老婆 Ingrid von Roson 則因為癌症過世，疾病的議題也常是他創作的元素。與他合作過的女演員，也常常成為他的情婦，使他的創作作品與真實生活虛實交疊、糾結。或許就如他曾說，「電影就是他需索無度的情婦」。

在這位大師早期的電影裡，如《危機*》（Crisis，1946），以及《牢獄》（Prison，1949）等作品，主要討論人性的邪惡陰暗面。而後的作品便大量聚焦婚姻、消逝的愛以及家庭等主題，其中又以：《夏天莫尼卡》（Summer with Monica，1953）、《夏夜微笑》 （Smiles of a Summer Night，1955）以及《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1957）最為代表，這些關於愛的主題總是瘋癲、挫敗、厭惡與幽暗不明，甚至是救贖的可／不能，這些通常可以視作伯格曼終其一生在婚姻上不圓滿、對愛欠缺的投射。

伯格曼與父親的關係一向不好，他的父親為保守的教會人員，教育他的方式嚴厲且無情。從小，他便沒有感受到父親的溫暖，母親也常與父親爭吵，他也僅能旁觀這個家庭的失律與崩解。因此，他在《野草莓》裡便塑造了一個德高望重、社會地位崇高但是卻十分寂寞的教授作為他對父親的形象投射。這個科學家的形象，卻也同時是他自己的生命狀態，野草莓裡的教授與家人關係疏離、婚姻失敗，恰巧又映照著此時伯格曼現實生活中，也正面離第三段婚姻的離婚。

伯格曼作品中的父親形象，通常也交融着自己的影子，他總是創造一個類似父親的角色，冷眼旁觀一切，但是實際上卻是他自己的形象投射，經歷着一切的疏離與黑暗。或許，正是由這樣雙重的隱喻，伯格曼似乎不斷在自身的作品中表達對家庭、對愛、甚至於對父親的欠缺，尋找「角色」與「自我」的救贖，尋找悲觀人生的出口。

而《第七封印》與《野草莓》兩部電影，都以「前往生命盡頭的旅程」為主題，前者以死神的威脅暗喻上帝的沉默，後者則是人際關係的噤聲與無言。不論是中古世紀的瘟疫時代，還是現代社會的疏離異化，兩段旅程中的主角，均對自己生存狀態，感到無能為力。

不過，《假面》本身其實不離他對宗教的批判與質疑：究竟是人的失語痛苦、還是上帝的沈默更讓人痛苦？

之後，伯格曼的電影通常針對現代生活的孤獨心靈與生命存在狀態為影像創作，不過其最後一部封箱之作《芬尼與亞歷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1986）則可說是他尋求自我救贖的旅程終點，在他黑暗且喘息掙扎的電影生命經驗中，看見了一絲絲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