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音樂節，一場滯後的耳鳴：2000 年後出生的他們，與二二八的距離

「蔣介石的星座是天蠍，上升是牡羊，聽說這是獨裁者的人格。」那是走進會議場地我聽到的第一句話。轉頭又聽見有人說：「會加入這個團隊的應該都是 F 人吧。」

彼時距離二二八還有兩個月，這卻已是第 13 屆共生音樂節幕後團隊的第 3 次全體大會，各組前前後後也已開過 20 幾次組內會議。

回溯 13 年前，太陽花運動前夕，士林文林苑王家拆遷案 、大埔案、反媒體壟斷大遊行相繼發生，台灣社運能量逐漸累積。然而共生的創始者之一藍士博曾在訪談中說，有次受邀到自由廣場參與二二八紀念活動，抵達現場後卻發現台下僅有一兩百人，且大多是六、七十歲的長輩；反觀同樣場地舉辦的六四事件紀念晚會，現場卻十分熱絡。相較其他當下如火如荼的社會議題，二二八卻顯得乏人問津。他想知道為什麼，以及怎麼辦？

於是第一屆團隊決定將能夠聚集能量的音樂節形式，套在轉型正義這個嚴肅議題上，小小的突發奇想，意外獲得迴響，音樂節的規模也逐年擴大，共生的舞台上，有過鄭宜農、生祥樂隊、美秀集團的歌聲與表演，有過歷史學者吳叡人的演講，也曾找來楊大正與台通的李毅誠對談，同一段歷史在他們的訴說中被反覆記憶。而團隊也每年招募新血，傳承至今，成員已經來到 2000 年後出生的這一代。

這一代的他們，開會時上一秒輕鬆地聊著星座與 MBTI ，下一秒，卻又嚴肅地輪流上台報告，從社群宣傳、二二八史料文案撰寫，到當時台人抗爭的武裝路線地圖，歷經長達半年的成員訓練與活動流程沙推，目的單純卻又艱難：透過音樂節活動，讓台灣民眾更了解二二八。

儘管他們出生時，二二八已經過了五十餘年。

記得兩年前，共生音樂節的一篇社群文案在網路上引起軒然大波：「我們沒有一個人聽過二二八的槍響，但我們感到耳鳴。」當時這篇文被轉到正藍軍社團，開始湧入大量異溫層言論：「不要再消費二二八」、「我也沒聽過槍聲，但對我來說二二八就是開心的假日」、「耳鳴就去看醫生」——團隊成員一一耐心回覆、將留言截圖，做成倡議素材，這些反對聲浪對他們而言已是家常便飯。

不過，那個沒被提起的問題是：沒聽過槍響的人，感受到的是怎麼樣的耳鳴？

這場耳鳴又是從何時開始的？

一頂安全帽，郵寄香港

王家芃，總召，2003 年生

2019 年，那是她國中剛畢業，準備升高中的暑假。新聞上播報的一幕是：在銅鑼灣港鐵門口，有人在流血。

王家芃兒時常和家人去香港玩，對香港再熟悉不過，所以看到這些，她感到不可置信，多麼熟悉的香港街頭，正上演她陌生的哀鳴與憤怒。「那是我生命中完全不曾看過的畫面。」

後來在社群媒體上，看見有間台灣的文具行在徵集給抗爭者的安全帽，她也買了一頂安全帽送到現場，郵寄到香港。

人民居然需要安全帽來抵禦國家——那股衝擊，使她開始轉頭了解台灣民主運動歷程。身為 108 課綱第一屆，王家芃形容在課本上學到的二二八像是「很多個點」：省籍衝突。國民政府。緝菸。二二八發生。鎮壓。清鄉。考試時只是熟練地一一穿過，從來不覺得這些事和她有什麼關係。

如今回頭看清楚每個點，她才發現，原來國家暴力的痕跡，離自己很近。

上大學後，王家芃加入共生音樂節團隊，第一次參與了二二八平反運動遊行。身為大稻埕人，走在遊行隊伍中，那時她才驚覺，遊行的路線都在家附近。看著林宗正牧師在天馬茶房的紀念碑前獻花，接著跪下來親吻土地，王家芃感到震驚不已——這是她第一次看到有人親吻這片她從小生長的土地——她想知道那個吻背後的故事。

繼續深挖，王家芃才發現，關於二二八的故事遍及全台，怎麼挖都挖不完，但與此同時，民間對這段歷史的不理解、甚至否定，卻並未消失。每年接近二二八，嘲諷共生音樂節與二二八的留言便開始湧入，過去在行銷組的王家芃必須第一時間處理這些留言。

「發現原來還是有很多人不了解共生的理念，反而讓我更想繼續待在共生，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所以當上一屆總召問她，願不願意接下總召工作，她說好。

雖然已經加入共生第三年，還當了總召，但王家芃在學校的大多數朋友仍然不大了解轉型正義。問她會挫折嗎？她說在共生待久了，練習與異溫層溝通，好像也習慣了。朋友不了解、不關注也沒關係，至少還有她在中間，持續轉發貼文、找時機討論，擔任他們接觸議題的橋樑。

就像在她國中時，那間讓她寄出一頂安全帽到香港的文具行——「現在覺得，可以成為一座橋樑，其實也滿珍貴的。」

金龜樹下埋著什麼？

林妤榛，行政組組員，2004年生

「如果不了解這段歷史，應該會少了很多煩惱吧。我甚至每天上學都能看見國家暴力的『證據』。」

林妤榛記得那時是聖誕節，台南女中一堂音樂課，老師指著窗外說，以前那裡還有座蔣介石銅像，學姊們會在聖誕節爬到銅像上，為蔣介石戴上聖誕帽。但那座銅像面向西側的操場，西側的圍牆邊有一棵金龜樹——老師說，「如果你們有看過那個景象，會知道那個畫面，完全是歷史的諷刺。」

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繼續上課。疑惑卻留在林妤榛心中，促使她上網搜尋，知道了丁窈窕的故事：1954 年，任職於台南郵局的丁窈窕因捲入「台南市委會郵電支部案」被捕入獄，懷有身孕的丁窈窕在獄中生下一女，卻仍在 1956 年 7 月 24 日遭到槍決。

槍決前，丁窈窕在獄中將自己的香菸盒，連著一封訣別信與一縷頭髮，留給昔日伴侶郭振純。

「後來郭振純出獄，想起丁窈窕曾說在台南女中的日子是她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於是將丁窈窕的訣別信與頭髮埋在台南女中的金龜樹下，希望她的精神可以守護日後台南女中的學妹們。」像是擔心我們忘記，林妤榛向我們重新說了一遍丁窈窕的故事。

高三那年，林妤榛也在國文課報告上講了這段故事，才發現，她們都快畢業了，在課本上也學過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歷史，但大部份人既不知道那棵金龜樹，也不知道蔣介石銅像是如何被拆除。

當時她放了一段影片：台南女中的校園裡，蔣介石銅像被怪手連根拔起——幾年前，這段影片曾在臉書上引起轟動，有人覺得幽默，將蔣介石懸在空中的照片製成梗圖，但當南女學生詢問校方，為何移除銅像？校方只說，因為有人捐贈了一座新的。

「這是很去政治化的回答。」林妤榛說。

一座銅像被矗立，一座銅像被拔除，沒有人回答為什麼。

然而比起課本上的字句，那座銅像與金龜樹才真正讓她們對白色恐怖有所感受。不只是一些事件、一段歷史，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一位母親、一位女性，她們的學姐。

操場西側，那棵金龜樹仍舊不會發出聲音。但是如果哪天，有和當年自己抱持相似問題的學妹走到了樹下，她也準備好要回答了。

你們不是也有一個「Chiang Kai-shek」嗎？

葉旖旎，行政組組長，2002 年生

父母是台商，從小在中國的台商子弟學校受教育，葉旖旎說，上歷史課時，印象最深刻的是打開課本，會看見中華民國的國旗被老師先用麥克筆塗黑，「你會發現，比如說講清領時期，老師就會講得特別起勁；然後老師講到台灣，就說，啊大家知道這個二二八事件，查緝私菸，一節課就過去了。」

日後到德國交換半年，在慕尼黑參觀達豪（Dachau）集中營，直立在種種施政者的暴行與傷害面前，同行的德國朋友問，你們台灣不是也有一個「Chiang Kai-shek」嗎？她說對，但她不是很確定。對方震驚地看著她說，你怎麼會不知道這件事情呢？

她心想，對啊，我為什麼會不知道呢？

於是回到台灣後，她開始參與轉型正義的相關活動，了解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歷史，更意識到台灣與德國對威權歷史的不同態度：「在德國，不一定每個人都對這段歷史慷慨激昂，或有所感觸，但至少他們會說，這是我們國家發生過的事情。但在台灣，我感覺到有很多人在否定這段歷史曾經發生。」

2021 年，她參與「人權歷史真人圖書館」系列活動，聽見許多政治受難者的分享，她不解，為何這些政治受難者遭遇如此迫害，卻不恨這個國家？還願意出面訴說自己的故事、期望這個國家能有更好的未來？直到她聽見曾經參與泰源監獄事件而倖存的蔡寬裕前輩說：「你們知道，雖然當時經歷過這些，但我們還是覺得這個國家值得——因為我們看到你們，就覺得很有希望。」

那句話是她加入共生的契機。

今年是她參與共生音樂節籌備的第三年，無論是抱著椅子穿越整片自由廣場、或從凱道頭跑到凱道尾，看著音樂節現場的人群，她感覺自己終於是一個行動者而不是旁觀者。和政治立場不同的父母聊起共生，她說是「紀念二二八的音樂會」，媽媽以為是有管絃樂團表演、台北市長會到場參加的紀念音樂會，便也欣然同意。

不是不曾想過與這段歷史無關的人生。看著身邊的朋友，她也常想，如果某個平行時空，德國朋友沒有問出那句話，自己或許會是一個「普通的講外語的人」吧。那是怎麼樣的人？葉旖旎想了想說：「比較不痛苦的人吧。『知道』本身就很痛苦——因為知道了以後，跟自己的生命產生關聯，就不再只是他人的事了。」

我聽鄭南榕的故事長大

黃歆婷，展覽組組員，2004年生

「爸爸是鷹架工人，媽媽是水果店員工——其實就很平凡。」黃歆婷也不知道，為什麼平凡的父母，會在她小時候就對她說起政治受難者的故事。當其他國小生還在無憂無慮地看卡通節目的時候，黃歆婷聽的故事是陳文成、鄭南榕、林家血案和美麗島事件，一切血淋淋的細節她至今都還記得。

「當時聽只覺得很不可思議，心想，國家怎麼會做這種事情？」後來國小畢業旅行，黃歆婷和支持國民黨的同學大吵一架，爭吵的內容是總統大選要投給誰。那場架最後沒人吵贏，或許是因為兩人都還沒有投票權。

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黃歆婷從小比身邊同儕多知道一些，看著課本上的字句，發現同樣的事件，課本上以一兩段文字帶過，和父母告訴她的故事相比，讀起來總是「沒什麼感覺」。但其實知道更多、比別人多一點感覺，也不見得是幸運——黃歆婷說，有段時間，她覺得自己很消極。

「可能會默默按讚、分享一些文章，但心裡一直有種罪惡感，覺得自己也沒有真的做什麼。」

什麼叫「真的做什麼」？黃歆婷說，就是成為產出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實際行動。兒時聽過的那些故事沉甸甸地留在心裡，總讓她覺得自己應該做得更多——儘管直到去年，她才有了總統大選的投票權。

哥哥是第 8 屆共生音樂節成員，那年黃歆婷也到了現場。看著哥哥從聽故事的人變成說故事的人，那或許就是她心中「真的做什麼」的模樣。5 年後，黃歆婷踏上了與哥哥極其相似的道路：大學同樣選擇就讀法律系，今年也首次參與了共生音樂節籌備。

兄妹兩人相繼走上相似的路徑，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媽媽看到黃歆婷上街頭，回覆她的限時動態：「原來你有這些想法，我很感動」。爸爸呢？黃歆婷說，爸爸沒有多說什麼，但應該也支持吧——

「因為爸爸年輕時也參與過農民運動。」黃歆婷有點害羞、有點驕傲地說。

原來也不是那麼平凡。

耳鳴之後

王有庠，展覽組組長，2001 年生

「我們沒有一個人聽過二二八的槍響，但我們感到耳鳴。」——這句文案是王有庠寫的。貼文發出後，隔天起床，他看到社群上的大量轉發，不安地點開留言區，有則留言是：「都說沒聽過二二八的槍響了，那你是在紀念什麼？」

他自己也一直在想。

第一年加入共生音樂節，王有庠被分到了文學組，在組內懵懵懂懂地完成工作，直到籌備期結束，他還是不太確定自己在議題中的位置。原本心想，或許明年不會再參與這個活動了吧，但因為音樂節當天工作量少，他又被找去當活動當日的主持人。

活動中，其中一個環節是要唸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名單。當時的名單版本人數長達 8 百人，但時間緊湊，音控問，能不能刪掉一半，唸 4 百人就好？

他和另一名主持夥伴非常猶豫——怎麼可能從受難者之中，選出要留下哪 4 百人？最後他們承諾，名單不刪，他們會努力在時間內唸完。二二八當天，兩人在台下不停練習，上台時冷風灌進喉嚨，成功在時間內將 8 百位受難者名單念完。

唸完名單下台，他隱隱知道，明年的自己，大概還是會繼續參與共生。那份不能刪的名單，回答了他自己生命中一部份的疑惑。儘管當時還對自己與這段歷史的連結感到迷惘，但他隱隱感覺到，4 百或 8 百個名字，對大多數人而言，或許只是數量的差別，但是親口唸出時，他感覺到其中的重量。在現實權衡之下，有些東西不能退讓。

小時候王有庠總覺得台灣史很無聊，印象中的歷史，是課本中的鹿皮、白銀，與自己無關的年代更迭；直到開始接觸台灣民主運動歷程，看見每個人在歷史中所做的種種選擇，並將自己放入其中，他才意識到，歷史和此刻一樣，就是人在現實條件下所做的選擇——而那些不能被割捨的，會留下來。那些留下來的，就是自己真正在意的事物。

自己的生命，與台灣的歷史交織的那一刻，耳鳴就會發生。

說起那聲槍響，「大家總以為我們的任務是去救贖死者。」但不是這樣的。王有庠提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韓江的致詞。韓江二十幾歲時，曾經在筆記本上寫下：「現在可以幫助過去嗎？生者要如何拯救死者？」，並且不停思考這個問題。但是後來，她將這句話改寫成：「過去能否幫助現在？死者能否拯救活著的人？」

生者未必總是在救贖死者，有時生者也嘗試在那聲槍響中尋找答案。

於是時隔 78 年後，當他們開始感到耳鳴，他們不再像過去大人教的那樣，急著去看醫生，治好這樣的「病」——而是安靜下來，側耳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