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凝體術》李思颺、王丹琦：在肉身之傷中寬慰靈魂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14.11.2018

舞作《凝體術》（Soul Casting）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即將在香港週2018@台北演出，以鍊金術意象開啟觀眾的想像延伸，將盔甲的視覺加入，產生物質煅燒、鑄鍊的印象，藉以開展一個靈魂與肉身的拉扯和對話。其背後創作團隊，是由編舞家兼舞者夫妻檔李思颺、王丹琦組成的 NEO DANCE HK 舞團，本次訪談，除了交流創作契機與核心概念、和身兼編與舞的艱難與成長，兩位創作者還分享各自在《凝體術》中對身心煉成的切身體悟，和療癒與釋放的可能，使我們能夠藉創作者之眼更深入地感覺作品中的訊息。

盔甲中的靈魂，創作起源

三年前，思颺與丹琦前往布拉格旅行，在著名景點黃金巷（Golden Lane）看見十六世紀鍊金術士留下的遺跡，黃金巷曾是鐵匠聚落，也曾是儲藏、製造中世紀刑具的地方。被這些古物環繞，盔甲的意象尤其在兩人心中留下強烈印象。思颺以廣東話描述當時所見景象，使聽者彷彿也看見了那一具具了無生氣的盔甲。不過，這些盔甲卻也是有能量的。

思颺歷歷在目地重現了靈感乍現的時刻，而丹琦以平緩的語調說了他當時感受到的震懾，那一具具盔甲似要動起來，彷彿居住其中的靈魂曾經經歷的血腥暴力都儲存在裡面。而當帶入煉金術原理的想像，可以發覺的問題是：如果沒有形體的鬼魂在盔甲中「借屍還魂」，那使這景象對人造成衝擊的是魂魄本身，還是盔甲的造型呢？這其中又隱含身心關係的問題，而《凝體術》以更深入的方式回應了他們當時的靈感。

思颺從製作名稱的英文「Soul Casting」說起，將感覺梳理成創作的概念。「Casting」一詞一般理解中是選角的意思，但另一義做「鑄造金屬器具」，思颺認為這個詞裡的「鑄」與「鍊」又是可以分開思考的。「鑄是敲打鑄造的過程，鍊則是化學變化；前者是外型層面的改變，後者是內在層面的轉化。」這樣的理解緊扣著鍊金術的基本意象，即將低純度的金屬提煉成黃金，於是在盔甲－肉身－靈魂三向關係的鑄鍊過程並非毫無指向，而似乎是往一個更精煉的狀態邁進。

對思颺來說，盔甲乘載了靈魂經歷過的考驗，而人穿上盔甲就像靈魂穿上肉體，同樣是藉由外在形式帶入內在形式。丹琦則說，盔甲也像是肉身，就像人的靈魂得透過肉身的考驗與經歷才能成為真正的靈魂，於是在藝術表達上，肢體與盔甲的互動在展現身心鑄鍊的過程上十分重要。盔甲使身體負重，並限制了彎曲的角度，使舞者無法「正常」跳舞，但在這困難中創生的「不正常身體」卻形成了獨特的語言，去說一個關於傷痛、其中靈魂與肉體強化的可能性。

惡童日記，傷與痛使你更強壯

包含思颺與丹琦，《凝體術》總共有四位舞者，分別透過頭、身、手、腳之限制來發現這種不正常身體。例如鐵鞋的設計，使穿戴的舞者膝蓋以下無法動彈，這樣表面的限制卻會讓其他未受限的部位更具活動力。而另外一個物件鎖子甲，在電影中總看起來輕薄，其實卻具有可觀的重量，穿戴的舞者會因此降低動能。他們選了團隊中最瘦小的一位女舞者來與這物件互動，意圖更強調那些限制中才能激發出的、充滿能量的掙扎。

穿戴盔甲似乎是準備和人廝殺，但其實首先得面對作為假想敵的自己。於是，在這齣舞作中丹琦與思颺先從與自己的爭戰與妥協出發，再延伸出與他人的戰爭跟合作關係。這一場攻守遊戲的氣氛與立場是能夠隨時轉換的，戰爭在某個角度下是合作，合作中卻也有戰爭，而不同部位的盔甲在攻守上皆有有趣的矛盾。

以鎖子甲為例，雖然重量很辛苦，但當舞者的身體成為武器，就能夠對其他三位敵人形成威脅，也形成一種保護。而由丹琦負責的鐵手雖然保護面積很小，卻是最靈活又具爆發性的。談到與鐵手的發想與工作，丹琦語調沈穩，卻能使人感受到他對於創作的能量熱度。

他說，排練初始他問所有人一個問題：「你有沒有想要毀滅的東西？」其他三人說沒有，但丹琦心中卻有明確答案——他想毀滅存在於藝術或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偽術」。諷刺地，在廣東話裡「藝術」與「偽術」發音相同，指出了兩者之難以區辨，而偽術是會傷人的，它以不帶血的方式，甚至是良善地予人以血淋淋的打擊，其實與中世紀酷刑所造成的「傷」之強度並無二致。於是透過《凝體術》，丹琦呈現了攻擊的意念與怒火，其中也包含「自傷」的成分。有趣的是，這樣在創作中深掘自己內心巨大之憤怒，甚至認為「沒有怒火就跳不出這作品」，丹琦在生活中卻給人非常溫和的印象。

他提到了匈牙利裔女作家克里斯多夫・雅歌塔（Kristóf Ágota）的小說作品《惡童日記》（Le Grand Cahier），一對孿生兄弟在戰爭背景下，為了變強互相虐待，鍛鍊彼此的心智與身體。這樣的意象，或甚至《凝體術》中的四人意象，都可以在某層面上對應到一個心靈與肉身內所發生的掙扎，因無法以一對抗作為多的社會，於是讓痛與自傷形成抗體，同時也不只停留在主體經驗層面，因為四位舞者有時敵對，也時也會互相「傳染」。

在他們稱之為「鎖鏈」的段落裡，四人被無形鎖鏈串連，於是競爭中出現了合作，而過去的敵對關係為對方與自身帶來的成長，其實也早已是一種合作了。在此，我感覺到四人的關係更像是一起痛苦、一起變強，於是似乎是為了對抗一個更大的敵人。思颺聽到之後說：「最大的敵人是自己的心。」而對丹琦來說就是他想打擊的、無形的偽術。其實四個舞者的答案都不一樣，在共同發展的過程中，他們逐漸去發現一個共通的身體語言。

《凝體術》中由思颺負責的頭盔，在四人中顯得特別，因為其涵蓋面積最小，乍看不會帶來太多困擾，但事實是頭盔會干擾對舞者而言相當重要的感官。此刻她回憶起三年前看見盔甲時，她正處於人生低潮，心理負擔也帶來身體症狀，她說，當時無時無刻感到脖子以上出現蜘蛛絲之觸覺幻覺，求醫無門，後來接觸靈魂學與靈擺療法有共鳴，她才感到這些蜘蛛絲像被吸塵器吸走一樣離開了，目前持續進行療法的她，從中體驗到一種身與心的「清晰」。

眼前的思颺說話總是帶著堅定的語氣與眼神，但在她與我們分享這自我療癒的過程時，可以感受到其堅強中包裹的脆弱，但誠實面對自己的「傷」，才促成了這部作品的深度與廣度。這得來不易的清晰，使思颺在詮釋被頭盔封閉部分感官的角色時，更能去創造一個釋放的空間。她也指出舞者身體的弔詭，即在詮釋越混亂的動作時，舞者的知覺其實要越清晰，身與心的關係似乎是被反轉，但也因此創造溢出日常知覺的表達性語言。

「有些價值是只有跳舞才能得到的」

除了藝術性表達以外，我們不免好奇這對夫妻在創作上如何調配角色與避免衝突。面對這個提問時，丹琦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是很信任她（指思颺）的。」思颺則說，兩人在各自發想意象時都盡量給予彼此空間，並在往復的討論中形成重疊之處，於是在彼此的特殊性之間互相學習，反而在創作上更多可能性。

在編舞者與舞者身兼二職的情況下，他們不免要面對在「聚合眾多意象」與「成為意象之一」間身份轉換的問題。對此，思颺坦言：「其實很難，常覺得時間與能力都不足。」過去幾年她曾在其他製作裡專職編舞，專注磨練編舞技巧；但在這次嘗試既編也跳的過程中，卻發現這種雙重身份讓她更能掌握舞者與自己的需要，而這也是為什麼即使艱困他們仍選擇身兼二職。

身為舞者，也身為編舞家，他們著實希望以舞蹈的語言達到「傳染」——即以身體動能去影響、甚至達到一種溝通的現象。丹琦坦言自己並不擅長語言溝通，而以身體的意向性去構成一種「不用言語的了解」與和諧，其中也有轉譯與共通之處。例如，在一個段落裡，丹琦將已內化的踢踏舞元素，轉化成一種腳踝的震動與特殊身體韻律、呈現某種如螻蟻般微小的身體態度。這個身體慣性本來不存在於其他三位出身現代舞、芭蕾舞的舞者體內，卻在這次演出中透過傳染而產生共振。

另外，對思颺與丹琦來說，不只作品本身重要，創作的過程和觀眾的參與也是核心。10 月初本齣舞作在香港首演時，觀眾產生兩極反應，有人從中看見壓抑與糾結，也有人獲得情緒的釋放。而究竟舞作指向哪種方向，思颺認為答案存在於觀眾心裡，他們本身對於尋找答案並不執著。

從職業生涯開始到現在，思颺與丹琦各自經歷了不同的難關，當思颺站在現在的點上回憶三年前的低潮時，她認為：「低潮的根源說到底是自我價值的不確定。」而透過創作、療癒與對心的鍛鍊，她面對最大的敵人：自已。丹琦則描述了創作態度的轉向。以前他總在求好心切與對舞蹈的熱情之下，執著於去形塑作品的模樣，而這次：「穿上鐵手，我預先想的舞步都被改變了，好像它在帶領我、告訴我應該怎麼做。」

會有這樣的改變也與舞者在職涯中不斷累積的肉身之「傷」有關。不過《凝體術》排練過程中，丹琦的十年腰傷竟近乎痊癒，原本因傷而總是不敢太過拉伸的部位，在他下定決心以有限度的方式鍛鍊肉身以後，意外得到紓解。這雖是發生在舞者自己生活中的例子，但依然使人能夠與這個主題聯想：身與心的鍛造之中確實蘊含著療癒。

對思颺來說，跳舞這條路是「命中注定」，而丹琦則說：「有些價值是只有跳舞才能得到的。」創作總是艱難的，不只舞者肉身的職業傷害，在面對假想敵時，靈魂也得受傷。但或許如鍊金術般，先有摧毀，才能夠產生轉化與煉造。提出殘酷劇場、也把煉金術原理引進劇場的亞陶（Antonin Artaud）曾說：「知道靈魂有一個肉體的出路，就可以從反方向尋得靈魂。」不過或許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說，靈魂與肉體是互為出口，透過身心不分的動能和沈思，煉造才得以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