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們這一代的「文藝青年」如何養成：黃崇凱 ╳ 葉佳怡對談《文藝春秋》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18.09.2017

我想寫一篇略帶科幻的訪談。

因我總想起初見黃崇凱的下午，他提到的那句：「科幻能給敘事一個最好的制高點。」當我們不談《文藝春秋》，也不談它書裡出現的萬人迷瑞蒙‧卡佛、黃靈芝、王禎和與那篇讓我讀了不只三次的〈三輩子〉後。往高處走，或許我能閱讀到更多的《文藝春秋》、更多的黃崇凱。

接著，讓我們先抽離「文藝青年」一詞被賦予的戲謔，我想談一談文藝青年的成長史。「文藝青年」並不是組單一詞，在此它應該是「文藝」與「青年」，文藝青年當然也不只黃崇凱，以《文藝春秋》為布幕，小說家黃崇凱和葉佳怡與我相對而坐。若說黃崇凱是張誦聖筆下「得天獨厚的一代」，那葉佳怡也是賴香吟唱名過七年級創作者中那張清晰有力的面容。這十年來，我們看到聚光燈終於狠狠打在七年級身上，但這兩位七年級前行者卻毫無懼色。於是我深信，不管我如何將那一天下午的時間拉扯延伸，他們堅定的樣貌，都不會被更改。

讓時間再科幻一些，如黃崇凱說的那般。我們回到 90 年代，那個「傳說中」最好的年代。90 年代的黃崇凱在嘉義鄉下長大，後來的他雖然進了台大歷史系，但若說啟蒙書，歷史大家余英時和錢穆，只不過是他那時在萬客隆商場無聊翻到的《李敖回憶錄》裡撇見的名姓。怎比得過一路從日本主流戰場《幽遊白書》、《七龍珠》中廝殺到寶島上的《俠王傳》、港島的《風雲》中，那些漫畫人物活色生香。與此同時，鏡頭移到台北的某間女校，正當國中的葉佳怡穿著白衣藍裙，在期中考後走進校旁的租書店，擠在一眾雷同髮型與衣裙的女孩中，在滿溢著少女費洛蒙的店內，與人搶看新出版的言情小說。和葉佳怡自述的差不多，這有點「天龍」的女孩，早早就見過了皇冠出版的那一套張愛玲繡花書封典藏系列，高中就已能對朱天心、天文筆下的故事繪聲繪影補齊資料了。時間交叉，讓我大膽的跳躍，也許在 1999 年的某個傍晚，當少女葉佳怡和同學聊起北一女學姐朱天心的作品時，少男黃崇凱正從唐諾在籃球雜誌的 NBA 專欄裡撞見了朱天心、張大春、劉大任，但如他所說：「這些名字，暫時無法發生意義。」

文藝青年，你為什麼而寫？

1999 年，天龍與地虎各自的青春啟蒙讀物，是台日漫畫、籃球雜誌與言情小說、三三集團的跨度。90年代華麗的轉身，新世紀後的他們都進入了大學。對談間，他們聊到了最初的創作以及發生的地方。我在黃崇凱平穩回溯記憶的過程中，私自搭建了一個 2000 年的場景，青年黃崇凱修了台大中文系教授李隆獻的大一國文課，一開始其實是為了逃避其他教授文言文內容的國文課。但沒想到一學期至少要讀六篇小說、交六篇心得，為了貫徹「不讀」的初心，他選擇另一個方案，那就是交一篇 6000 字的小說。那篇小說幾乎算是青年黃崇凱最早的作品，得到的評價是：「你的人物除了會罵髒話之外，沒有其他區別。」青年並沒有往心裡去，畢竟那時的他依然決心成為一個「歷史學家」。直到許多年後，青年的故事即將說盡時，他才開始寫。

現在的黃崇凱回顧這段青春，這麼說道：「我進大學時，最標誌的事件其實是阿扁當選，我是個政治不敏感的人，所以沒有強烈的感受，直到我研究所畢業時政黨再次輪替，回頭一看才發現，我人生最青春的八年，竟是阿扁執政那八年。」青春就是幻夢，只能事後回想，來回顧經歷過的一切。往 2000 年後移一些，葉佳怡也開始從閱讀中抬頭書寫，可現在的她卻也這麼跟我們說起：「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要寫。我只是在消化自己的感傷，把情緒寄託於各種敘事。」

文藝青年的青春，遠不如你我想的文藝，從「青年」到「文藝」這段路，還埋了、藏了許多人與事，如果沒有說出來或寫下來，也許就成為了空白的十年。我不禁想到《航海王》裡為了尋找記載著「空白的一百年」歷史文本的羅賓，而羅賓與黃崇凱都研讀歷史，算是同行但還好，從懶於閱讀到精讀、從沒想過成為寫作者到成為內力深厚的小說家，重要的人事後來都藏進了《文藝春秋》，於是我們得以翻開這段歷史文本。

那些沒有活下去的人

調整了坐姿後的黃崇凱，把我的時空拉到了 2003、2004，我們開始講到了一場重要的文藝營。但「重要」二字，卻是後來才為它加上的，因為那一段路上的他，並沒有想要成為一個作家。讀的書是剛好碰上、寫的小說是課堂作業，第一次參加的文藝營也只是抱著追星的期望。那兩年，他努力準備著成為一個「歷史學者」，碰巧與這些文藝活動碰個正著，直到他在讀歷史研究所後消磨掉了前一個理想，他才轉身走進了文藝。如他所說：「這好像是以一個幻夢取代一個幻夢，我仍在持續自問為什麼而寫、書寫什麼？如今我回頭，竟已與某些前輩平視，卻也失去了某些書寫的同儕。」

我們都曾經失去了什麼？當我們這樣自問時，總有一些發了狠想留下的名字。所以，我們還是避不了提起「袁哲生」。黃崇凱以文字和回憶帶我回去了 2003 那場文藝營，那一年的小說班，導師有李昂、東年，當然還有某種程度上影響黃崇凱極深的袁哲生。最初，黃崇凱對袁哲生的認識不是小說家，先是 FHM 的主編，然後才是一個如此好的人。隔年，2004，袁哲生離世，黃崇凱心想：「一個這麼好的人就這麼葛屁了，而我們這些俗人卻還都活著，被俗事荼毒。」

場景離開 2003，快進一些些就好，翻開 2004 年 5 月出版的《聯合文學》第 235 期，在那裡我看到了黃崇凱在「秀才燒水」（袁哲生的新聞台）的留言被許榮哲選進了紀念刊。那年，還沒想過成為小說家的黃蟲寫下：「現在您不需要再埋怨黃國峻偷偷轉學了，一路好走。」還有文藝營裡袁哲生的背影，以及太多彷彿因為他才得以認識的寫作者們紛紛現身，這件事讓他從恍惚的寫著終於開始認真思索寫作。場景回到現在，我想我終於明白數年前，無意間讀到他說的那句：「我總是想把開始寫小說這件事歸因於袁哲生」，是什麼意思了。

那些名字與沒有活下去的人，總是以複數的方式出現，離開大學後的葉佳怡到了東海岸，遇見了第一個影響她的名字，不是袁哲生或黃國峻，而是她未曾謀面的學姊黃宜君。90 年代末，東華創英才剛成為台灣第一所提供創作 MFA 碩士學位的研究所，黃宜君在葉佳怡進入研究所前自殺過世。故事的軌跡走到 2005 年前後，參觀校園的新生葉佳怡從學長口中知道了這學姊，那學長輕聲和她說：「花蓮是一個讓你有很多時間面對自己的地方，你要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承受。」那年，她正式踏入文學之路，卻同時來到了一個孤獨之境、接收到了那一個「走在文學路上極度孤獨的隱喻」，或許如現在的葉佳怡所述：「許多人並沒有通過那段成年禮的考驗。」

那些名字與身影，清單只會越來越長，邱妙津、林燿德、黃國峻、袁哲生、江凌青⋯⋯每次聽到，除了感懷，也像在暗示一種可能。不只文學，被寫進《文藝春秋》裡的導演楊德昌也大概如此。那一種可能就是，如黃崇凱所說：「當我們重新回頭再看楊德昌時，我們也不免會想說，如果袁哲生繼續活下來呢？在想像楊德昌的新電影會是什麼時，同樣的想像，如果袁哲生、邱妙津、林燿德都活了下來，繼續做文學事業，現在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我很喜歡這一個想像，我想讀過他們作品的每個人都會喜歡。黃崇凱繼續說著：「如果，袁哲生活下來繼續寫，至少我們這個時代會有一個能與駱以軍並列著的人。」他形容的駱以軍恍若是黑洞般的存在，在他左右的同代人不免被消滅，光采都被他吸收盡了。駱以軍就是個巨大的存在，所有的榮耀與讀者和文學代言，都落在了他肩上。

「但我想袁是有機會一起閃耀的作家，如果他還在，也許後代的寫作者可以選擇不說要寫得像駱以軍一樣，而是像袁哲生一樣了。」

我們和緩地想像，那沒有活下來的小說家，今年剛好 50 歲了。《文藝春秋》裡最末篇〈寂寞的遊戲〉，主角文藝營的朋友廖、瑞蒙‧卡佛、波拉尼奧、王禎和也都停在了 50 歲，不再往前。我們繼續想像，那些沒有活下去的人們，50 歲的模樣。我想起詩人陳育虹說過：「最好的創作年齡是 50 歲。」黃崇凱以終為始，向華麗的 50 歲仰望與前行，也是全面地回答了我，為何而寫。

我們沒有故事了⋯⋯嗎？

訪談發生的那一個下午，我所記下的、被高度重提的一詞就是「時代」。

黃與葉兩人作為七年級代表，某種程度上都認為六年級生的文學想像和 90 年代，都比七年級再多一些，連反抗對象都更明確。比如張亦絢的《永別書》、甚至五年級末段賴香吟的《翻譯者》，他們的鄉愁都明確許多，即使仍不及從前。葉佳怡在《文藝春秋》中讀到的感動，正是因為黃崇凱寫出了那六七年級說不清、道不明的混亂鄉愁，「自由又不自由，想叛逃又不確定敵人是誰，未來又在何方？」

但，我們是否真是沒有故事的一代呢？

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個問題，黃崇凱因此想到了「耕莘寫作會」裡遇到的新一代寫作者們，他說：「朱宥勳、神小風、林佑軒，全都具備一種直覺性讓人感受到他們會成為一個作家的能力。」他又說，於是每次聚會回家後，他都得面對「自己到底要寫什麼」的壓力。

「與其說沒有故事，其實我感受到的是故事過多的年代。」黃崇凱回答了我，於是座標來到現代，城市依舊光怪陸離。我想和黃崇凱、葉佳怡及他們所唱名的人一樣，我們這一代需要的是辯識出來還有什麼可寫的能力，因為，「人們已不再驚訝了，就算故事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