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類型片導演之養成——專訪《紅衣小女孩》、《目擊者》導演程偉豪

商業片的版圖中，又特別是在電影產業剛要起步的地區，有一條人盡皆知並且也很難打破的市場法則：最妥當的新導演入門款首選，就是恐怖片及犯罪片。鄰近的泰國和韓國，都掌握住這兩種明確類型的「低成本、高娛樂」特質，陸續爭得全球影壇的一席之地，而在台灣這些年來，有實力有機運，循此模式以長片處女作一舉獲得商業世界入場券的新導演，其實真不出兩人，一是 2005 年《宅變》的陳正道，時年 24 歲；二是 2015 年《紅衣小女孩》的程偉豪，時年 31 歲。兩造明明相隔十年之久，兩人的來頭背景卻有若干共通淵源，這麼交叉比對起來，似是為本地電影業界生態，增添一抹十年如一日的涼薄氣息。

在這裡，熱衷類型電影的創作者，極高比例是非電影本科出身。陳正道念復興商工廣設科，程偉豪讀輔大廣告，說得直白些，即是早早認知到商業現實，且又具備客戶服務素養的一類人。大三時程偉豪由於在系學會辦活動，引發了與影像製作的第一次接觸，從此迷上拍片和後製，開始自學剪接、動畫、特效，到了大四甚至已有能力接案，他回想最關鍵性的啟發，是一堂名為「電影作者美學研究」的通識課，「選了三年都選不到，就在大四下學期選到了，讓我獲得對導演和編劇的系統性了解，對電影的興趣就大爆發。」同時間他進入電影公司打工，去的就是前一年出品《宅變》、接著籌備《基因決定我愛你》的三和娛樂，該公司在 2004 至 2006 年間，挾著開拓台灣類型市場的企圖，接連推出多部題材新穎、拔擢年輕導演的低成本製作，可以想像那樣活躍生猛的氛圍，肯定助長也深化了工讀生程偉豪的志向，他的編導才能很快向外展露，大四畢業展時，他拍了一支總長 12 分鐘的警匪動作宣傳片，從鏡位選擇、剪接邏輯到劇情元素，皆嗅得出一位優秀類型導演的資質，我告訴程偉豪，當年我就對這支片印象深刻時，他的驚訝和難為情後面，應該還帶有一絲絲得意。

之後程偉豪考取台藝大電影研究所，開始他所謂的「大海綿時期」，勤奮吸收過去陌生的藝術和作者電影，「杜琪峯是我最大量看的，畢竟因為香港過去特殊的產製過程，讓他可以拍到 5、60 部各式各樣的片；彭浩翔早期有各種片型，大家熟悉的是《志明與春嬌》，但我最喜歡的卻是相對冷門的《出埃及記》；陳可辛狀態比較特別，他有時也做監製，會讓產業面的思維落實到創作，也是可效法的對象。」碩班期間，他繼續接案做後製來維持生計，亦開始跟片側拍來與業界接軌，先後加入《不能說的秘密》和台日合製的《軌道》劇組，兩部片都是李屏賓攝影，「最幸運的是兩次都跟侯導班底合作，遇到那時最菁英的台灣製作團隊。賓哥對我來說等於第二個導演，看他怎麼用鏡頭的流動去講每場戲、每個段落，偷學到很多。」然而更實際的收穫，是認識了各部門助理級的朋友，這意味著待他自己拍片時需要的工作人員，已經集好集滿了。

程偉豪第一部短片《搞什麼鬼》，是齣自我挖苦加嘲諷鬼片公式的後設劇。曾聽過製片林仕肯和燈光師葉明廣描述拍攝時的各種慘烈，原本 8 萬的預算最後超支到 21 萬，因為劇本寫太多，拍了 10 天還沒拍完就被迫殺青，結果粗剪竟長達 71 分鐘，根本已經是部長片。程偉豪說當時就是一群瘋子不支薪地在實踐拍片理想，當然最瘋的是他自己：「後來片子去北京電影學院放映，三百多人的禮堂裡，大家像看布袋戲一樣，看到喜歡的片段甚至拍手叫好，我發現這種電影跟觀眾間的互動讓我很享受其中，這也是類型片的任務，我深刻體認到電影與鏡頭的 flow 如何影響觀眾。」這樣的感受，可以回溯到他升國三的暑假，或存零用錢去電影院，或跟同學借 VHS ，他把熱門的好萊塢大片一部部都看了 6、7 次，就是那時候他第一次對全家人宣告：「我想做電影導演。」話說回來，其實《搞什麼鬼》真正神奇之處，是片中一場戲預告了程偉豪的未來：男主角對金主闡述自己的創作抱負後，金主答道「先拍鬼片，拍得好再讓你拍自己的本。」這款情境，幾乎就是七年後他接拍《紅衣小女孩》時的寫照。

《紅衣小女孩》相關話題容後再述，我希望先完整建構在那之前的程偉豪。2012 到 2015 年間，台灣各家製片公司可能都躺著一本《目擊者》企劃案，程偉豪曾相當執著要讓這部懸疑犯罪電影成為他的首部長片，畢竟媒體倫理、輿論風向等議題，是他從傳播學院時期已開始關心的，其後三部短片的題旨，也都離不開對真相的詰問：《搞什麼鬼》戲謔著類型片背後的心理算計；《狙擊手》觀察遊戲世界外的行為動機；《保全員之死》則質疑新聞景框外的人性。換言之，他總是大剌剌在銀幕上呈現假象，目的是讓觀眾思考何真何偽，「出社會後認識各行各業的人，也更深入了解影視製作與媒體操作，看到很多權力鬥爭、掩飾的謊言；構思《保全員之死》時，因為一直想用偽紀錄片手法創作短片，也剛好在等《目擊者》開案，是個沒有包袱的時機點。」

全世界 95 %的導演大概有 95 %的時間都在等待開案，問程偉豪那些年會否覺得茫茫惶惶？他覺得比起剛拍完《狙擊手》的患得患失，算是好很多了，自己是挺會自我砥礪督促之人，所以等待過程中，他仍忙於廣告、MV、微電影工作，為的是保持拍片手感以及對最新技術的了解，終究還是為了電影做準備，因此，勇奪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的《保全員之死》，題材上是《目擊者》的暖身，形式上則是他累積多年的一次宣洩，「終於不需要拍漂漂亮亮、客戶過關的東西了。」然而短片拍完，《目擊者》仍無進展，反倒是《紅衣小女孩》的邀約送到面前，他也很快決定先拍這部長片進入商業體制。與《搞什麼鬼》劇情不同的是，他自身並沒有太多抗拒掙扎，因為既然話語權在握，又不需在導演頭銜前面硬被扣上「執行」兩字，加上主創們對恐怖片的製作理念，也與他過去在三和娛樂的養成是相通的，這激發他的實驗精神，想試試十年後的市場會做何反應。

從這邊開始，即是大眾所知曉，《紅衣小女孩》第一和第二集的導演程偉豪了。方才提到實驗精神，在台灣沒有類型傳統、但觀眾都對國外電影如數家珍的狀態下，實驗的第一步就是分析競品、截長補短，「亞洲鬼片內容比較恐怖，劇情也比較扎實，因為多半是因果循環、一個接一個，像《七夜怪談》、《鬼來電》、《見鬼》，背後都有來龍去脈，這是亞洲鬼片能一直被翻拍的原因。」而紅衣小女孩原版傳說中已經存在「叫名字、抓交替」的 DNA，這讓程偉豪有了大半信心。

接著他和編劇簡士耕發現，如果台灣觀眾對恐怖片還沒有系統性的定義，至少電影的娛樂性要被確保，「歐美的凶宅類型越拍越好，等到溫子仁的《厲陰宅》出來之後，更讓我確定『逛鬼屋』是他們很擅長的，透過鏡頭跟聲音的調度去製造壓迫感，我覺得這一定要放進《紅衣小女孩》。」但歐美多是獨棟房屋，一個家裡就有一堆隔間、樓層，我們的生活型態卻非如此，主創們在第一集想到的解決方案，是為角色加進眷村背景，如此便有動線複雜的場域可利用；到了第二集劇本階段，則會因為發現合適的場景，而回頭添寫進故事裡，楊丞琳上山尋女的廢棄醫院就是一例：「逛鬼屋等於是長鏡頭，從表演、運鏡、光調、空間設計，每個部門都要很到位，技術含量相當高。」第一集因資金拮据而留下的遺憾，程偉豪努力在第二集加倍償還，特別強化的還包括進入恐怖情節時，更確實地把整體環境音降低，讓觀眾跟著主角一起進入未知的情境，產生足夠的壓迫感，總之是善盡類型導演的職責，視聽娛樂效果絕不怠慢。

以文本分析而論，美國恐怖片的發展史，最早起源自將備受歧視的女性、黑人、猶太人給妖魔化，接著是二戰與越戰等集體創傷成為新一波的恐懼來源，之後再開枝散葉塑造出多元型態、動機的殺人魔與鬼怪；而在台灣這個相對去主體脈絡的地方，集體恐懼的最大公約數又是什麼？《紅衣小女孩》以第一集的八千萬票房證實了「鄉野傳說」的威力，至於「歷史事件」的潛力呢？只能期待《返校》電影版了。當然「鄉野傳說」只是個有市場基礎的前提，《紅衣小女孩》仍發展出許多社會與人性課題，「第一集中大家都有發現我們想提的環保意識，第二集開場也以山老鼠濫墾濫伐來呼應；第一集黃河的角色是房仲業者，我們以此鋪陳地產議題，萬物都在爭一個生存空間，是不是因為人侵犯了其他存在的空間，才導致一連串的事件？」到了第二集，則更明確地以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多元成家來設定角色背景，並且是有意推翻刻板印象、表現寬容與支持的。

「看過第一集一定會更喜歡第二集，故事和執行的完整度高非常多；喜歡《目擊者》的觀眾也不會失望，雖然沒那麼燒腦複雜，但感人程度不會少。」《紅衣小女孩》已邁入第三集籌備階段，程偉豪則正進行著下一部改編自短篇小說、帶有輕科幻與犯罪元素的作品，他表示自己在「紅衣」系列雖已功成身退，但若收到團隊徵召，必定會盡力支援；系列電影其一重要立意，是要為產業培養各職位的新血，他相信「紅衣」之於台灣電影的影響力，在數年之後會更加清晰，或許就像他承接了當年前輩們對類型片的理念與企圖，只是我們都希望，下一次能比十年短一點。《紅衣小女孩 2》的三個角色李淑芬、林美華、沈怡君，程偉豪暱稱為「三媽」，三條故事線的挫折、衝突皆來自流產、墮胎、教養等生育話題，如此朝陰性傾倒的世界觀所為何來？我原預期他會順著前面思路，用社會心理學成因來包裝答案，未料他給了一個相當開門見山的直爽回答：「出發點很科學，因為恐怖片的女性觀眾佔六成，所以這類型常使用女性主角。」他繼續補充，第一集怡君（許瑋甯飾）是位獨立女性，想成家的是阿偉（黃河飾），這確實是現在社會的狀態，也符合女權抬頭的世界潮流，「我這幾年看到很多朋友的婚姻和感情狀態，有很深的體悟是『為母則強』，現代女性除了體能相對較弱之外，其他都比男性強太多了。」於是主創們決定在第二集中將此觀點發揮到極致，處理三媽故事時亦刻意地去父親化，這都反映著創作者的人生階段和生活體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