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書摘｜中國政府派給我的「朋友」

作者BIOS 選書

日期14.07.2017

〔編按〕瑞典漢學家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與外交官丈夫在 1961 年一同前往中國，並於北京大學學習中文。但她看到的中國，正處於非常時期。彼時，韓戰剛結束，1958 年「大躍進」也帶來嚴重後果，讓中國官方稱此段時間為「三年困難時期」——其他人所謂的「中國大饑荒」。人民不但在政治思想上遭到嚴密監控，更受物質匱乏所苦。在這本《另一個世界》中，林西莉由自身於北京大學所受的填鴨、教條式教育起筆，寫中國政府對於學術及言論自由的箝制。也走出北大校園，描摹胡同小巷、庶民生活與傳統藝術（例如她喜愛的古琴與書法）等各個層面。時代之荒謬，即使透過她平實語調也可見；那些十足官僚的行政體系、餓到吃樹木的同學⋯⋯透過短暫、局外人的觀察，中國在大饑荒之後、文化大革命之前，最為詳實而獨特的觀察切片。

官僚主義與監視

我除了在北大學習外，還申請到中央音樂學院聽中國古典音樂的課。為此校方請我填一張表格，作為辦理手續的證明書。除了要填寫我的出生日期和地點以外，他們還想知道我的籍貫在哪個省、哪個市，父母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居住地、職業，還有我祖父母的所有情況。他們也想知道我屬於哪個黨派，最要好的朋友是誰。最後一項就要占大半頁紙。

就此事我問一位中國朋友，她斬釘截鐵地說，填上自己的出生日期和地點就行，別的項目用不著填。她說，把朋友的名字填上是非常不恰當的。我就照她說的辦了，當局什麼話也沒說，後來我被允許到音樂學院聽課。不過這件事讓我了解到當局如何嚴密控制著公民。

北大的很多規定完全不可思議。六月酷熱來臨時，很多留學生開始穿拖鞋，其中有人穿只在大拇趾與二拇趾中間有根帶子的那種人字拖。

這種人字拖被禁穿。女教師命令他們立即回宿舍換上正規的鞋。她說學生守則裡明文規定只能穿正規的鞋。受到責怪的學生爭辯說，為什麼來自越南、尼泊爾和印度的學生大搖大擺地穿著漂亮、涼爽的人字拖卻沒有問題呢？得到的回答是，人字拖鞋屬於他們的「民族服裝」，所以是可以的，但對其他人不適用。為什麼這種拖鞋不能穿呢？是因為裸露腳趾？還是因為那根帶子讓人看了不舒服呢？沒有理由。

有些事情完全無法預測，極簡單的事情拖很久也辦不成，但其他一些看來複雜的事，卻能迎刃而解。我想去參觀新開放的歷史博物館，起初說不行，必須有文化部特批，過了好幾個星期也沒有回音。

但東德留學生金特和他的女朋友想結婚，他們到北大所屬的海淀街道辦事處詢問需要辦什麼手續，得到的回答是不需要特殊批准。金特後來說，工作人員只請他們出示一下隨身攜帶的學生證，在一個本子上作了簡單的紀錄，然後把結婚證遞給他們。

「請收下！這是你們的結婚證。」
「什麼？」
「結婚證書。」

他們愣住了。時值夏天，屋裡很熱，他們尷尬地看著自己髒兮兮的背心和散發著汗味的汗衫。真的就這樣結婚啦！沒有任何審查，沒有任何莊重的儀式！結婚可是人生大事之一。一張紙上兩個名字，萬事大吉！

不過最後辦得很圓滿。他們的同胞和朋友為他們安排了一場喜宴，大家洗了澡穿戴整齊，舉杯祝賀，喜酒飄香。

◆

官方把我們留學生視為「貴賓」，特別是第三世界來的學生。他們將來會在自己的國家成為重要人物，例如醫生、工程師、管理人員、政治家。對於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間的聯繫，他們在中國的學習經驗將會發揮重要作用。大家對他們寄予厚望，使中國能在世界上更有影響力。

但大家也都明顯感受到某種監視。其中之一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被校方安排一名中國學生「幫助我們學習」，每週三次，每次兩個小時。我也得到這樣一位「輔導員」，名叫梅梅的笨拙小個子姑娘。我相信，我們兩個心裡有數，這是受到某種安排的聯繫。她最感興趣的是我請她喝咖啡和吃糖果，但當我試圖聊聊她在農村的生長環境時，她能講的很少，可能我提的問題不對，可能她沒聽懂，也可能她不願意讓我知道太多她的情況。

在外國留學生與中國同學間建立聯繫的意圖是好的，但並沒有建立起親密的友誼，特別是因為我們後來都知道，這些被分配來的「朋友」有向校方彙報我們情況的任務，我們說過什麼，在北大的學習和生活情況，讀了哪些書，在校內和城裡經常跟哪些人接觸，在哪些地方經常做些什麼，計畫做什麼，特別是對於國家和政府的政治動向有何看法。

我們的言行都在留學生辦公室登記在案。一位波蘭留學生偶然撿到他的「輔導員」忘在他宿舍裡的一個筆記本，裡面詳細記滿這位波蘭留學生經常會見的人以及類似的情況。

其實中國學生的情況也被彙報。他們被分成六至七人一個小組，在每週五小時馬列主義政治課一起學習、討論時事和政治問題。若小組發現有人經常情緒低落，對於新的社會秩序不滿，或對政治制度無法適應，大家就會千方百計讓他或她認識到自己思想錯誤，必須改變態度，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放到集體和祖國的利益之上。一學年結束時，所有人都必須向學校政治領導遞交一份總結報告，既要介紹本人的狀況和立場，也要評議組裡其他成員的問題。此舉可以使當局了解應該要特別監視哪些人。

這使我想起過去瑞典和西方某些自由教會和教派對異端教徒的懲罰，他只不過對教會發表了一些個人看法，被開除教籍還不算，同時意味著不僅失去尊嚴，將來也不得與其他教友來往。個人無足輕重。派別、集體才是一切。

儘管如此，透過非官方管道，我還是結交了很多親密的中國朋友。幾十年來我向他們提了很多問題，例如發生在中國的動盪和政治運動，及其造成的災難。我總是可以從他們那裡得到真誠的回答和保持密切的聯繫。

監管工作不僅僅由「輔導員」進行。外國留學生宿舍不時遭到檢查，我們很不適應。為避免夜裡走廊的燈光通過門上的窗玻璃照進屋裡，我在玻璃上貼了報紙。有一天晚上從外面回來，地上散落幾塊碎報紙，一片狼藉。那是我首次發現有人爬上去調查報紙後面是否藏了東西。

各種跡象表明，有人動過我的化妝品、平時吃的藥和衣箱。對此我採取一些措施，在箱子上沾了一根細線，就能看出是否有人進入衣帽間翻騰。後來發現，那根線不見了，箱子裡的東西被翻過。還有一次，我用中國的老方法，在衣帽間的門底部貼上一小塊不易看見的白紙。回家時發現，那塊小紙破碎了。

一個星期天早晨，我從琴盒拿出琴想坐下來彈一彈，卻發現一點聲音也沒有，令我大吃一驚。因為上個星期我還在美國老友鮑勃・溫斯爾家彈過，他在北大教英語。我還在大禮堂為二百多名中國學生舉辦一場小型音樂會，演奏文藝復興時期的音樂。

「請瑞典的林西莉同志演奏歐洲民樂。」當時的聲音還很美。琵琶放在一個結實的特製盒子裡，絕對安全。可是現在沒有一條弦可以與其他弦和音，原本低音弦在最近幾個月不管氣候變化都處於良好狀態，此時卻鬆鬆垮垮，琴軸也全鬆了。難道有人懷疑我的琴裡藏了什麼東西？或者有人想試彈一下？還是它曾被摔在地上？

其他的留學生講，他們所有從本國寄來的信都被拆開過，然後再被封上，信紙和信封經常黏在一起。謝天謝地，我沒有遇到這種情況，我的信都是透過瑞典駐中國大使館轉給我。我對於有人進入房間亂翻一通感到不悅。向外國留學生辦公室領導抱怨，但他們矢口否認，表示從來沒有對「我們尊貴的外國留學生」做過這類事情。我肯定搞錯了。但我沒有搞錯，我一次又一次做記號，以確認是否有人進入我的房間搜查。事實證明確有其事。他們是誰呢？北大自己的保衛處？或者是留學生辦公室的什麼人？

◆

受監視的不僅是外國留學生。其中一位對此事不願意對我明說的是尼爾斯・霍姆伯格（註 1）。他是一位強悍、充滿活力的矮個子男人，長滿灰色寒毛的胳膊上有著大朵的紋身刺花，正受聘把毛澤東的英文版著作譯成瑞典語。

他是信仰堅定的共產黨人，住在位於北京西北邊的友誼賓館。一九六○年中蘇不可挽回的分裂前，是蘇聯專家住在那裡，後來他們都回國了。我有幾次被邀請到那裡去，他領著我在那個大院子轉了轉，裡面設施豪華，有游泳池、舞廳、網球場、影劇院，還有一個屋頂露天平台，夏季週末晚上會有舞會，免費提供酒水。住在那裡的人可以免費享受各種服務，如清潔、洗衣服和熨燙衣服等。

這座綜合建築物大約可以為幾千人提供服務，但是蘇聯撤回專家以後，剩下的外國人不足一百。尼爾斯．霍姆伯格請我吃了一頓伴有俄羅斯輕音樂的美妙晚餐，我們坐在幾乎空無一人的寬大餐廳裡，他大談中國人吃得多麼好、比我們吃的多麼合理有營養。他說﹕「這是幾十年來盡人皆知的，形式簡單，但營養合理。多好的調味！」然後我們去他住的美麗套房，喝中國香檳酒和談論中國政治。

他說：「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完全被西方誤解了。這是動員全民實現中國工業化絕無僅有的巨大貢獻，是天才的一著棋，確實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智慧。」

我問：「但民生問題很大，不是很多人在談論饑荒嗎？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說：「今天中國的民生狀況比過去幾十年好多了，當然，有定量問題。是天氣不好造成的。不過那只是枝節，是由不幸的情況造成的。很快就會得到解決！用不著擔心。」

隨後我們改變話題，談起北大，我抱怨那裡的教學方法欠妥當，並提出幾條必須要改革的意見。

「請你給校領導寫個意見！」他邊說邊拍打他坐的那把大安樂椅旁邊的牆。「會有用的！當然，有時候會像與這堵牆交談一樣，不過領導班子內部有一個收集意見的機制，大家反映的一切最終都會集中到能做出絕對正確判斷的人那裡！」

尼爾斯・霍姆伯格很快了解，他的話引起我的反感，我胳膊上的寒毛都豎起來了。他是真的相信這些辦法行得通，或者他對此感到害怕，還是僅僅為了擺脫窘境？他改變話題，興致勃勃談論馬克思主義概念「對抗性矛盾」，並振振有詞地說，只有資本主義國家才有這種矛盾。

我說：「啊，不過在一個處於領導地位的官僚主義集團或政黨，與沒有監督和控制權的人民之間也有矛盾呀。這種矛盾也可以視作對抗性的吧？」

他回答：「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想像的，那裡這類矛盾都是可以克服的。」

◆

一九五○年代（註 2），喬治・歐威爾（註 3）發表小說《一九八四》。我閱讀後感到極度恐懼，小說描寫的那種社會與我想要生活的社會完全相反。我和很多讀過這本小說的人似乎看到了蘇聯極權社會的情景，那裡存在這類可怕的社會制度，我們該慶幸，自己生活在自由、開放的瑞典。來到中國後，我感到這是一個與歐威爾筆下的社會幾乎一樣的國度。我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讀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令我吃驚的是，我在這裡又認出書中的景象：監視、紀律、誰也不可相信、沒有家庭紐帶、領袖崇拜、戰爭像是鬧劇、思想灌輸、是非不分、變革不斷、虛構歷史等等。最可怕的是「失憶」，證據消失了，歷史被常換常新。不被權威化的東西根本不存在。改造思想，一個活生生的頭腦被打破，而填進合適的因素。不僅要學會說我明白了，還要含淚說「愛」。

新語（註 4），一種被嚴格限定使用範圍的語言，是全面控制思想的工具。這種語言滴水不漏，只能表達當權者允許的東西，不可能批評當權者，因為裡面沒有這類文字。

稍後，我的筆記本上有了另一段插記，直接來自我在北大聽老師講課：

「驕傲」這個詞只能用來形容共產黨員，形容資本家只能用「盛氣凌人」。這是幾天前她在解釋一九四九年以來，很多詞語的意思有了變化時說的。「我們絕對不可以形容一位資本家驕傲，」她說，「因為他不可能是驕傲。」很多類似的詞，如「火熱」、「犧牲」、「堅定」只能形容共產黨員，不能形容「一個資本家」。

生活在當時中國如此教條和封閉的國度裡讓人感到異常奇怪。多數民眾（在和外國留學生接觸時）總是感到害怕，時刻小心翼翼。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我為一位新認識的中國朋友簡單地照幾張相，接著她突然變得非常緊張。她請我把膠捲交給她自己沖洗，因為如果由我給照相館沖洗，她可能被盯上，被懷疑與外國人密切接觸，會給她繼續在大學工作帶來很大麻煩。我被迫從相機裡拿出整個膠捲，結果所有底片都曝光了，她覺得這樣還不夠，我們一起剪碎膠捲並且把它們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