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跳脫性別種族與社會階級的勇氣

在種族隔離的年代，我們很難想像有色人種和白人必須分坐不同的公車座位、使用不同的廁所、就讀不同的學校，更別說在社會上彼此的地位差距，就很多層面來看就算是在如此自由的美國，這樣的現象一直都圍繞在這個社會之中；因此在 60 年代這個動盪的世代中，黑人的民權運動成為當時反政府、反戰、反資本的重要人權力量。電影《姊妹》以這個大環境為背景、黑人女性幫傭為主角，傳遞了在這個不平等的世界中，抱持著希望與實踐著勇氣，是多麼珍貴且偉大的故事。

女主角是寫《姊妹》（The Help）這本書的 Skeeter，還是兩位主要幫傭 Aibi 和 Minny 其實不太重要，因為這三個角色的個性、遭遇與行為，透過彼此的牽絆才能撐起整部片的劇情；Emma Stone 飾演的 Skeeter 從小就是個有別於傳統白人家庭的千金，她外表不出色、不懂得打扮自己，有時候懷疑自己是不是更像一個男生；但相對的她沒有一般女生的包袱、個性，她傾聽自家幫傭的諄諄教誨、主動接受黑人幫傭將她扶養長大的事實，沒有走向感情、婚姻反而進入密西根大學完成學業，Skeeter 的堅毅、特別、勇敢、真摯、善良， 透過片中白人優越的女性主義意識，在影像中，形成了一種漸漸醞釀的反差和反動的力量；她主動發現了黑人幫傭的遭遇和不得已的壓抑，運用所學（非常反差的專業）揭發這個不被允許的「真相」，就女性主義來探討，Skeeter 跳躍了生理性別（外觀的反差）、心理性別（自我認知）、社會性別（男性特質）和性傾向（懷疑性向）四種規範，而運用這些觀點去打破性別上的主體認同以及性別的刻板印象，最後在角色的互動上才有說服力。

而 Aibi 和 Minny 這兩個個性迴異的黑人幫傭就是 Skeeter 這個角色的左右本柱，一個外顯、一個內斂，Aibi 是極度壓抑的象徵，不論是對社會階級的接受、親人死亡的容忍，都一步步的向「白人種族優越」退讓，但相對的她也是第一個跳出來抵制這個體制的幫傭；相對 Aibi 的內斂，Minny 外顯的性格也是這一連串事件的催化劑，用實際行為衝撞體制，就算如螳臂擋車般的無用，卻也襯托出心靈的獲勝。因此這三個角色擁有著彼此缺乏的性格，中庸、外顯與內斂，在團結之後就變得非常巨大。

1960 年代的社會運動非常蓬勃，白人建構的優越主義也蠶食著有色人種，透過種種無意義的橋牌聚會、募款晚宴、婚姻制度傳遞出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空洞社交，孩子變成觀賞的工具、房子變成交際的場所，婚姻變成炫耀的工具，諷刺的是比起幫傭對於每個白人家庭的貢獻（孩子照顧、清潔、採買、烹飪），這一切都是空泛缺乏愛的；雖然這類的類型電影依舊參雜了唐突的愛情在主角身上以及過於美好際遇的結局，不過這就是整部片在二元論上的一種探究反差，就算經濟的懸殊、膚色的差異、地位的不同，卻能比前者造就出更多無價的愛。

馬丁路德金恩的「我有一個夢」是一種實質的反動，電影中《姊妹》這本書也是一種跳躍藩籬、打破沈默的表現，雖然這種「革命」最後都留下鮮血，而種族差異的認同、社會階級的不公平，在 50 年後依舊深深的存在於這個世界，但就如 Aibi 最後一段話所闡述的，「就算我們的肉體如此殘破不堪，我們也要做出自我最正確的選擇。」

那樣的勇氣不論什麼時代、什麼樣的世界，都是最珍貴也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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