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被掠奪了，就再把它拍回來──《國王與臨演》導演談巴勒斯坦影像的劫後轉生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20.04.2026

編按：1982 年，以色列對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發動空襲，行動背後的目標是當時以黎巴嫩為據點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戰爭摧毀城市，也連帶摧毀電影，大量巴勒斯坦電影檔案在當時就此佚失，裡頭有政治、有革命，也有普通不過的日常。那是一個民族證明自己存在的痕跡。

《國王與臨演》裡，導演阿札埃爾哈桑（Azza El-Hassan）以公路電影般的鏡頭，在敘利亞、約旦與黎巴嫩各處尋覓戰爭中失落的影像檔案。片中導演四處詢問：「你覺得這份遺失的檔案可能在哪裡？」有人回覆她：「現在不是拍電影的時候。」

什麼時候是拍電影的時候？一個流離的民族，又為何需要電影？2026 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以「巴勒斯坦（無）檔案」為焦點單元，創作者在檔案佚失、典藏空缺的現況下重新建構影像——失去電影的時候，就是拍電影的時候。

本文為《國王與臨演》導演阿札埃爾哈桑所撰，收錄於「焦點專題｜巴勒斯坦（無）檔案」單元別冊（原篇名：〈巴勒斯坦影像的劫後轉生：殘存影像及消失的檔案〉）。當歷史被掠奪，記憶要從何處生根？

「我想像在這膠卷裡是另一部電影，有那麼幾秒鐘，挫折終結，受害者獲得了勝利，而他們的影像就此轉型了。流放者回到故鄉，然後他們周遊世界，讓這世界上再無受害者。」
——《國王與臨演》導演旁白

我之所以能想像和建構屬於自己的敘事，是因為當時眼前放映的那卷膠卷已無清晰影像，只剩下陰影、聲音和褪去的色彩。

那是 1982 年以色列掠奪 PCI 巴勒斯坦電影中心（Palestine Cinema Institute）後的倖存膠卷，由曾任職該機構的攝影師穆沙穆沙（Mosa Mosa）搶救出來，他同時也救出自己的 16mm 攝影機。儘管輾轉於各個難民營、最終定居大馬士革，穆沙穆沙一路上竭力保存這卷膠卷，然而濕氣與高溫仍逐漸侵蝕影像，最終劣化腐壞。

在這場迫使膠卷離開原本保存機構、所屬檔案館的暴力事件 20 年後，我終於在敘利亞看到了它。雖然殘存影像幾乎無助於連結過去，卻為我打開了想像空間，得以虛構一個可能的未來敘事，用於《國王與臨演》（Kings and Extras: Digging for a Palestinian Image，2004）結尾段落。

我與這些殘存影像的相遇，以及自此衍生的一切，未曾離開我，甚而萌生在廢墟中重新創造的可能性。身為一名電影工作者，多年來我不斷遇見更多倖存的照片和影片，也發現並非所有曾落入掠奪者之手的影像皆已腐壞，有些仍完整保存。但即便是這些保留下來的影像，也已被暴力改變，既昭示著失去，也提醒著這些僅是過往的冰山一角。

在大馬士革與那膠卷相遇多年後，我持續尋找並重新運用殘存影像，也就是這些曾遭洗劫與破壞，但仍留在巴勒斯坦的照片、影片與錄製設備。我的目標是了解這些影像歷經的變化和暴力如何改變視覺物件，以及此一轉變的過程，如何改變我們與自身影像之間的關係。

我關注的是：一個遭受剝奪的文化，如何面對那些掠奪後的殘餘影像？暴力又如何影響大眾與視覺物件產生連結的能力？同時，我也試圖為這些殘存的視覺物件尋找新的用途。

在《A Dying Colonialism》一書中，法蘭茲法農（Frantz Fanon）指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碰撞」（collision），會因兩者的文化與習俗逐漸融合，而產生一種混雜的狀態。法農認為，一旦產生混雜，即意味著不可能回到殖民前狀態。雖然我不是要分析以色列的掠奪——即以色列國家與巴勒斯坦社會之間的碰撞點——是否導致巴勒斯坦進入混雜狀態，但我確實希望理解，這類碰撞對巴勒斯坦的視覺物件、社會與個人造成了什麼影響。

在後殖民理論與去殖民化過程的討論中，霍米巴巴（Homi Bhabha）先後於〈世界與家〉（The World and the Home）與《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中提出的「殘存」（remains）或稱「殘存家園」（home remains）概念，已成為理解「仍受殖民結構制約的後殖民國家」的重要理論框架。

巴巴的論述建立在法農的「碰撞」概念之上，所謂「殘存家園」，指的是與殖民者碰撞結束之後出現的一種後殖民狀態，那是一個對家既親近又疏離的曖昧空間，身在其中，曾經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疏遠，家不再是家（unhomely）並且詭異（uncanny）。

我採取巴巴視「家」為一個空間的思考方式，來處理倖存影像。因為正如我們棲於家中，我們的影像也棲於照片與影片之中；正如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累積記憶、試圖將過去和家連結，我們也在膠卷、影帶、相紙或數位空間中累積記憶。靜態與動態影像物件，都能幫助我們串起過去與現在。

巴巴所說的「殘存家園」是在描述一種後殖民狀態，然而巴勒斯坦與其人民所面對的，並非殖民終結後、隨即進入後殖民狀態的線性敘事。在定居殖民主義中，「入侵是一種持續運作的結構，而非單一事件」，此一結構旨在實踐 Elizabeth Strakosch 與 Alissa Macoun 所稱的「消失的終點」（vanishing endpoint）：即在原居住者的土地上，定居殖民者社會完全取代原居住者社會，並讓這種取代變得理所當然。根據兩人的說法，這個「消失的終點」會被持續推進，直到殖民完成為止。

在巴勒斯坦的影音檔案脈絡中，這一「消失的終點」即透過反覆且系統性的洗劫與摧毀來推進。每當一個巴勒斯坦的檔案機構遭到攻擊和掠奪，巴勒斯坦人便會成立新的機構來保存前一機構的殘存物件（若有殘存）。然而，新成立的檔案中心往往又成為下一次洗劫的對象。例如，成立於 1970 年代的 PCI 巴勒斯坦電影中心，保存了巴勒斯坦攝影師與電影工作者在 1948 年（意指「大災難」）巴勒斯坦視覺檔案散失後所拍攝的影像，但該機構亦在 1982 年遭奪。

同年，巴勒斯坦革命之聲電台（Voice of the Palestinian Revolution）的檔案亦被洗劫；1998 年，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巴勒斯坦之聲電台（Voice of Palestine Radio），該電台後來又於 2003 年遭掠奪。

為了掠奪巴勒斯坦的檔案，以色列跨境入侵鄰國。1982 年入侵黎巴嫩，掠奪巴勒斯坦研究中心、巴勒斯坦研究院、文化藝術檔案庫，當然還有前述的 PCI 巴勒斯坦電影中心的檔案庫。延續 1993 年簽署的奧斯陸協議，原定就東耶路撒冷的地位進行後續談判，但截至本文寫作時，聯合國仍視該地區為被佔領領土，且以色列在 2001 年攻擊了位在此地的東方宮（Orient House），並掠奪其檔案庫中記錄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活動的文件。

2003 年，由巴勒斯坦控制的西岸地區亦遭入侵，巴勒斯坦電視台、巴勒斯坦之聲電台與文化部的檔案皆被毀壞。2017 年，位於耶路撒冷、由約旦管理的阿克薩清真寺（Al Aqsa Mosque）圖書館遭到掠奪，館藏包括可追溯至 900 年前的珍貴手稿與書籍。

最近一次的掠奪，則發生在 2023 年起以色列對加薩的大規模攻擊期間，這場攻擊造成前所未有的平民傷亡，加薩市立圖書館（Gaza Municipal Library）夷為平地，該館原收藏數千冊記錄城市歷史與發展的書籍與文獻；同時被摧毀的還有存有珍貴照片、影片與書籍的 Rashad Al-Shawa 文化中心。

儘管對巴勒斯坦機構的掠奪通常會留下紀錄，但在入侵與轟炸期間，個人私藏檔案的掠奪與摧毀往往無從記載。例如 2003 年以色列軍隊進入拉馬拉時，我的影音資料庫亦遭毀壞。我在《3cm Less》（2003）中留下了這場劫難的影像，如今又透過書寫加以記錄，但若不是我身為電影工作者暨研究者，這樣的紀錄其實十分罕見。

巴勒斯坦眾多個人檔案所遭受的毀壞與掠奪，多半既未被記錄，也未被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