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二二八的創作者們：沉默，或者更用力去說

1947 年，二二八的槍響帶走了陳澄波。 威權暴力蔓延的年代，許多前輩創作者們也都在二二八事件中受難，即使幸運逃過槍決，活下來的人卻也未必被時間祝福，傷痕持續作用在他們身上，不時作痛。生命有傷伴隨，有人選擇從此沉默，也有人因此決心更用力去說——

① 楊三郎

1929 年，楊三郎和一群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藝術家共同組成赤島社，是台灣第一個本土的美術團體，成員名單一字排開：陳澄波、顏水龍、陳植棋、李梅樹、倪蔣懷，都是台灣近代美術史裡最重要的名字。

一群天才畫家齊聚，喊出最熱血赤誠的口號：「終生從事藝術境地，化育我所在的美麗島嶼，我們熱愛藝術的心，強迫我們為我們的鄉土台灣島而殉情。」

赤島社 14 位成員共同發表成立宣言的當下，沒有人想過，他們當中有人真的會為台灣而殉情。

1947 年 3 月 25 日，陳澄波在嘉義車站前被公開槍決。

而與陳澄波交好的楊三郎，二二八之前長居淡水，楊三郎油畫作品裡的淡水往往濃墨重彩，天光與磚紅屋瓦相互輝映，然而彼時的淡水現實是一片風聲鶴唳——日後楊三郎的兒子楊星朗回憶，士兵屢次到楊家欲抓人，楊三郎多次躲過，還曾靠著妻子許玉燕拿出家中珍貴的水蜜桃罐頭招待軍人，以此躲避騷擾。

三月中旬，淡水鎮長杜麗水私下告知楊三郎，要他儘速逃離，楊三郎當天就帶著全家，雇了一艘小漁船沿著淡水河逃往台北。日後無數的二二八受難者屍體被棄置淡水河，鮮血把河水染成一片紅——

那是楊三郎畫裡，淡水紅磚的紅。

楊星朗提及，國民政府來台後楊三郎曾經畫過一幅 100 號的油畫，原意是為了慶祝台灣光復，然而慶祝的心，早就死在獨裁與暴力裡了。

後來楊三郎把那幅畫取名為：〈失望〉。

② 楊熾昌

2016 年，以台灣日治時期風車詩社為主題的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上映，片名來自風車詩社創辦人楊熾昌的同名詩作：〈日曜日式的散步者〉。

風車詩社作為台灣文學史中的一朵前衛奇花，創作以超現實主義為追求，由於作品沒有明確的政治色彩，因此在日本殖民時期並未特別遭到政府干擾——然而就算不談政治，在威權的大時代裡，政治總也會自動找上身。

1937 年，楊熾昌在風車詩社之後結束後進入《臺灣日日新報》，正式開始記者生涯，戰後轉入《臺灣新生報》台南分社記者。兩年後二二八事件爆發，楊熾昌以記者之姿同時任職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報導組，不久之後，軍隊找上楊熾昌，將他逮捕入獄。

關於罪名，楊熾昌的判決書上是這麼寫的：「利用電信局對外聯絡，替匪徒蒐集情報，通風報信，擅自發行號外，作匪徒喉舌。」

最終楊熾昌遭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入獄期間，他隔壁牢房的獄友是日後遭槍決的湯德章律師。六個月後楊熾昌獲釋，倖存下來的他為受難的湯德章留下第一手的刑求見證：憲兵以木片將湯德章的手指夾至腫脹，讓他連筷子都無法拿起，吃飯時只能以口就碗。

1952 年 1 月，同為風車詩社成員的好友李張瑞因組織讀書會遭到逮補，12 月 30 日，李張瑞遭到槍決，風車詩社 4 名台灣人成員（另有 3 名日本成員）中，有 3 位在國民政府的威權統治裡受難。

同年 8 月，楊熾昌辭去《公論報》的職務，創作自此封筆。之後長達三十多年的威權歷史裡，少有人記得台灣文學裡，風車詩社曾經存在。

③ 張良典

1933 年，台灣文學史上第一個引介並實踐超現實主義的文學社團「風車詩社」在台南成立，畢業於台南第一中學校（今台南二中）的張良典在高中同學林修二的邀請下加入風車詩社，是這個 7 人詩社裡年紀最小的成員之一。

那幾年裡，張良典陸續以丘英二、椿翠葉為筆名發表詩作：〈秋雨〉〈鄉愁之冬〉〈沒有星星的夜晚〉，詩以日文寫成，散文般的文字裡透著無法化去的感傷。代表作〈秋雨〉其中一句他寫，「我的熱情追著過去的夢幻而失望回來」——如今讀來，像是二十年後的預言。

〈秋雨〉首次發表的 1935 年，張良典剛滿 20 歲、還在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讀書，準備畢業後成為醫生。彼時距離二二八發生，還有 12 年。

1947 年二二八發生後，當時身兼醫生及台南參議員的張良典在車路墘糖廠組織了「糖廠處理委員會」，本意是為了保護廠內的外省人不被波及，卻在日後審判時被解讀為「軟禁」，張良典同時被懷疑參與槍枝接收共謀。事前有風聲傳出要他快逃，但他回答對方：「我也沒做什麼壞事，為什麼要逃！」

3 月 18 日，台南市憲兵隊來到張良典的診所，以「首謀搶劫參加暴動」逮捕他，兩個月的羈押之後，張良典以內亂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5 年、褫奪公權 5 年。白崇禧來台之後重新開啟審判，最終無罪開釋。

回顧整整 9 個月的牢獄之災，張良典說，「當年的一場冤獄讓我的人生觀因此而改變，影響很大，我從此不再過問政治。」

出獄之後，張良典在台南開設自己的良典醫院，一生行醫。不再過問政治，也從此不再寫詩。

④ 詹浮雲

1999 年，詹浮雲繪製〈北回歸線〉，儘管第六代北回歸線地標才剛在 1995 年落成，這幅畫裡畫的，卻是 1942 年建成的前一代地標。

畫作中未知時刻的天色濃重如烈火，但若湊近仔細看，會看到地標下的火砲與軍車——底下落款，詹浮雲留下的日期是：99. 2. 28。

那是相隔半世紀之後，他再次在畫作裡提起二二八。1947 年他 20 歲，那時的他還叫詹德發。

成長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嘉義，陳澄波、林玉山等一眾嘉義出身的重量級畫家都曾是他的老師。陳澄波在詹德發出生之前的 1921 年與 1924 年，就曾分別以水彩、油彩繪製過第二代、第三代的北回歸線地標。

1947 年 3 月，陳澄波被槍決以後，作為學生的詹德發前去老師的靈堂祭拜，卻因被疑是叛亂份子而當場被捕。儘管後來脫身，卻得知與他同房囚禁的其他人均已被槍決，擔心留在嘉義遲早受牽連，便逃離嘉義、落腳高雄。一連串遭遇讓他深感生死如浮雲，因而改名「浮雲」。

後來一段很長的日子裡，他不再敢畫曾經擅長的油畫，轉而專注膠彩，開設畫室教人作畫，也不敢正式註冊。直到 1970 年代到日本留學習畫，才又重新畫起油畫。

而到了 1999 年，曾經的詹德發、後來的詹浮雲畫下了第五代的北回歸線地標。身為嘉義人，北回歸線地標或許只是省道旁的日常一景——然而嘉義人也都知道，距離那裡不遠處，就是詹浮雲的老師陳澄波曾以和平使身份，前去與軍隊談判的水上機場。

⑤ 歐陽文

1938 年《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日本總督府在台灣舉辦首屆「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府展），其中有兩成入選者來自嘉義——報導裡說，嘉義乃畫都。

歐陽文或許正是當年畫都鼎盛的集大成：繪畫師從陳澄波，戰後曾在 1946 至 1948 年連續三年入選省展，儼然畫壇新秀。繪畫之外，歐陽文年幼隨書法家陳丁奇學習書法，14 歲與老師到日本參賽，兩人還一同獲獎。此外，生於醫生世家、家境富裕的他，從小就有機會接觸到新潮而昂貴的攝影術。

二二八事件當時，自己的老師陳澄波前去談判卻被捕槍決，儘管及時避難，後來卻在 1950 年因其他案件而被牽連入獄，判處有期徒刑 12 年、褫奪公權 7 年。

判決出爐後約半個月，歐陽文突然被送到今日的三軍總醫院，在未有麻醉的情況下，成為盲腸割除手術的教學觀摩實驗品。術後沒有收到止痛劑，只給了 500cc 的水要他喝下——然而開完刀之後立即喝水，是必死無疑。歐陽文以意志力克服連日高燒，才得以倖存下來。

1951 年歐陽文移送綠島新生訓導處，服刑期間因懂得攝影而被選為政治處公差，在長官與外賓訪視綠島時擔任攝影師，而後時任國防部總政戰主任的蔣經國訪視綠島，歐陽文亦被指定為隨行攝影。歐陽文在出獄時將照片夾帶回台，直到 1994 年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後才將照片公開，成為當年綠島僅存的影像記錄之一。

而如今，嘉義市每年舉辦的桃城美展，西畫類有陳澄波獎、書畫類有丁奇獎，而攝影組的歐陽獎，即是取自歐陽文的名字。

⑥ Uongu Yatauyogana 高一生

鄒族音樂家 Uongu Yatauyogana（漢名：高一生）寫下的〈打獵歌〉，曾在日本殖民時期進到台灣總督府演出，至今仍在傳唱，曾一度成為前職棒選手張泰山的應援歌曲。他還曾寫下〈春之佐保姬〉，指的既是日文裡的春神，也是自己的妻子高春芳。

是誰在高山的深處呼喚？
在故鄉的森林遙遠的地方，
用華麗的聲音。

有人在呼喚，
啊！佐保姬呀！
春之佐保姬呀。

然而這段訴說思念與兒女情長的歌詞，是高一生在被關押於青島東路看守所時寫下的。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當時，當時擔任吳鳳鄉（現嘉義縣阿里山鄉）鄉長的高一生，應嘉義市民代表請求，派湯守仁帶領有實戰經驗的族人下山，協助維護治安，期間一度與在水上機場的駐軍發生衝突，將後者的部份兵器帶回部落，然而隨後就主動繳械。

平地的騷動，令高一生決定邀集各方一同商議「高山自治區」的構想，邀請信中提到希望建立原住民族的歷史地位，並期許民主主義的到來——然而會議還沒召開，信件就已被官方查獲。

二二八事件後，高一生專注於鄒族部落的農業與經濟發展，卻沒躲過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1952 年高一生再度被羅織入獄，因此被送到位於台北市青島東路的軍法處看守所，在關押 1 年 7 個月之後，以叛亂罪與貪污罪之名，1954 年 4 月於安坑刑場被槍決。

2023 年 2 月 28 日，閃靈推出單曲〈護國山〉，MV 裡出現了陳澄波的〈阿里山遙望玉山〉，而歌詞裡那句「風起田地 過溪山野／吾魂四時看顧守護」，則來自高一生在被槍決之前，給家裡的最後一封信：

「在田間、在山中，我的魂魄時時刻刻陪伴著。水田不要賣。」

⑦ 張捷

二二八的第一槍是打在女性身上。

以林江邁遭查緝私菸為起點，事後引發全島的反抗與暴力鎮壓浪潮裡，二二八事件中絕大多數的受難者以男性為主。多年後人們討論起二二八裡的女性形象，大多會為她們安上「受難者家屬」的標籤，畢竟死去的是男人，這些政治苦難彷彿只是與她們擦身。

然而男人的槍決與監禁是受難，牢獄之外的女人被監視、被為難、被迫害，在所有艱難的情境下勉勵求生，也是受難。

比起身陷囹圄的男性，有時他們的女性親屬可以做到更多——1947 年 3 月 25 日陳澄波遭到槍決，當屍體被放在門板上運送回家，陳澄波的妻子張捷決定為他留下最後一張照片，於是有了那一張陳澄波身穿染著血跡的西裝、死未瞑目的遺照。

很多年之後，人們才發現那張照片裡不只有陳澄波一個人。照片左上角，木板下露出半邊的身影，是張捷用全身抬起木板，試圖讓攝影師捕捉陳澄波的樣貌。那是一張只有一個人露臉的夫妻合照。

而在陳澄波死後，張捷扛起的不只是一片木板或一個家庭，而更台灣美術史中關於陳澄波，那一整個章節的重量。

二二八之後，張捷在自家門口公然燒燬畫框和畫具，暗示陳澄波的遺作已經盡數毀去，然而與此同時，真跡早就被張捷安然藏在閣樓之中。多年以來畫作見不得光，張捷只能每隔一段時間獨上閣樓，悄悄將畫作取出清潔，再悄悄放回原處。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威權崩塌。

張捷不是唯一一個在二二八裡扛起一切的女性。沿著受難者的線頭連出去，有無數女性的身影也在其中。她們是受難者，也是行動的反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