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場集體的失明──《只是一場意外》

「如果我在『外面』，我會認得出他是誰嗎？」在接受《衛報》訪問時，伊朗導演 Jafar Panahi 回憶，自己在伊朗的監獄裡曾如此自問。

2010 年，他因為聲援訴求反選舉舞弊的綠色革命遭伊朗當局逮捕，被判 6 年有期徒刑之外，還疊加 20 年禁止製作電影、限制出境的懲罰。儘管服刑 2 個月便有條件獲釋，2022 年 7 月，伊朗西南部城市阿巴丹一棟大樓倒塌導致數十人罹難，Panahi 因為在社交平台聲援對事故不滿的抗議人士而再次被捕。伊朗政府聲稱，這是要繼續執行先前的 6 年判決。

在監獄的日子裡，他記得自己在受拷問時總被矇眼、要求面壁。他從沒有機會看到審問者的身份與面貌，只聽到過這人的聲音。

失明

《只是一場意外》也是關於那一場集體的失明——

電影從一場綁架開始，夜裡車子拋錨的男性去修車廠求助，被修車廠員工 Vahid 發覺可能是曾在獄中虐待過他的執法者，於是決定綁架眼前的陌生男子。然而因為不想錯殺，Vahid 將人五花大綁迷昏放進車裡，一邊尋找其他也曾受其刑求的受害者求證。

可是幾人合力，也只能盲人摸象。有人記得那人身上的酸臭汗味，有人記得他曾在耳邊說出的吹噓與威脅，然而每個人在獄中都是被矇著眼拷問，沒有人知道他的長相，卻都不約而同認出那隻木腿義肢：男人行走時義肢的吱呀聲，是每個被關押過的人最揮之不去的惡夢。

獄中的失明放大了人們的恐懼，因此只留下片段卻深刻的感官記憶。在伊朗的文化語境裡，眼睛與政治權力高度相關，失去視力即被認為失去判斷力，亦即代表失去治理合法性。伊朗古代史中，統治者與其選擇處決，也時常以令人失明作為懲罰，例如君王將意圖謀反的兒子們弄瞎，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將男性菁英逐出政治舞台。

古代以失明作為羞辱的傳統，在今日有了轉化，只是如今意圖熄滅的是更多普通人的眼光。

不論是在《只是一場意外》裡，每個人都曾在雙眼遮蔽時被嚴刑拷打，還是導演 Panahi 自己入獄時從未見過執法者的面容，以至於好奇自己在監獄外能否認出加害者，又或是真正在伊朗街頭上，與其選擇殺死抗議人士，更簡單的鎮壓是——用暴力奪走他人視力。

在伊朗近年的抗爭運動裡，都曾有抗議者與當地醫療機構對國際媒體表示，伊朗人如今面對的不只是被捕與刑求，而是維安人員刻意瞄準民眾頭部、眼睛等部位近距離射擊，即使只是用較無殺傷力的橡膠子彈，也已足夠導致對方失明。

用最少的血，換最大的噤聲。

然而極權並沒有能力熄掉每個人的眼睛，更何況能夠見證真相的也不只有雙眼。在 Vahid 一路上收集來的受害者裡，除了有一般勞工、有即將成婚的新人，還有為新人拍攝婚紗照的攝影師——一位女性攝影師。

手上拿著代表記錄之眼的相機，攝影師 Shiva 和被攝的新娘 Goli，是 Jafar Panahi 電影中首次以未戴頭巾（Hijab）形象出現的女性角色。Shiva 不論是在拍攝現場或是在德黑蘭街頭尋人，都僅有少少的時刻拿出頭巾配戴，其餘多數時候都以一頭俐落灰色短髮坦誠示人。這樣的形象很難不聯想到伊朗近年的社會處境：2022 年 9 月的 Mahsa Amini 之死在伊朗掀起的頭巾抗爭，許多伊朗女性在公開場合將頭巾拿下，以此挑戰 1979 年革命後的神權統治，「女人、生命、自由」自此成為伊朗社群的重要抗爭口號。

Shiva 這一角色集結女性與攝影師的職業身份，女性與目擊、凝視的隱喻，也象徵著近年來走上街頭的伊朗女性，冒著失去眼睛的風險，也要持續對獨裁政權下的不公，目光如炬。

Keep Rolling

《只是一場意外》完成後，Panahi 難得能出席 2025 年 5 月在坎城影展的世界首映。

過去多年的電影首映，現場經常只能為他留下一把空椅子，十幾年來他絕少能出席自己電影的首映式或頒獎典禮，不是被禁止出國，就是身陷囹圄。

Panahi 反覆被捕、軟禁、入獄，2010 年伊朗當局要求 20 年不得製作電影的禁制令至今仍然有效，然而諸多限制並沒有讓他停下創作的腳步，也因此他的作品年表裡幾乎每一部都被標註「禁止在伊朗公開散佈」，或是「違法製作」。

2011 年 Panahi 在被軟禁期間用手機拍了《這不是一部電影》，以此嘲諷伊朗的電影審查，完成後將素材藏在蛋糕裡偷渡送出，趕上之後的坎城影展；幾年後又化身為計程車司機，將接送乘客的旅途拍成《計程人生》。他的鏡頭持續對準伊朗社會裡的荒謬，將外界難以接近、獨裁者也不願承認的祖國日常，一次又一次帶進國際影壇。

《只是一場意外》本身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以素人演員完成拍攝後在法國完成後製，也因此得以在今年作為法國代表，參與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的競逐。而在宛如總統大選一般、主創群需不斷保持曝光的奧斯卡獎造勢行程裡，除了導演 Panahi 自己，其他來自伊朗的參與者鮮少現身，外界對素人主演群的來歷與故事，也知之甚少。

這樣的低曝光度儘管可能傷及電影宣傳，但同樣也是不得不為的保護——明星演員參與禁片都可能有嚴重後果，何況是更無力承擔風險的素人？

畢竟導演自己也仍是伊朗政府的箭靶：Panahi 在 2025 年底以「從事反國家宣傳」為由，再次遭伊朗法院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今年 1 月 22 日奧斯卡獎公布入圍名單，《只是一場意外》入圍最佳國際影片與最佳原創劇本，隨後共同編劇 Mehdi Mahmoudian 卻在同月 31 日再次被捕，目前與外界失去聯繫。Panahi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推測，這應該是這位工作夥伴第八次被捕入獄。

3 月的奧斯卡獎頒獎典禮，或許又不得不為一位無法到場的影人，留下一把空椅子。

Panahi 此時正在獎季密集的宣傳行程中，他被問到不只一次：你還會回伊朗嗎？

「我會在奧斯卡獎的宣傳過後會回巴黎打包，然後就回去伊朗。我想在我的國家度過餘生。」他在對美國 PBS 電視台的訪問裡如此表示，「你知道做這些事會有代價，那就去付那個代價。伊朗那麼多人反覆進出監獄，但還是堅守他們的信念，作為電影工作者，為什麼不去做一樣的事呢？」

「伊朗是我認識的地方，這裡的語言、文化，任何一點生活裡的小細節——那是我最熟悉的一切。」

曾經落獄、且很有可能回國以後再次入獄，Panahi 還是要回去。獨裁者持續壓抑表達與創作，並不能逼迫所有人屈服於對殘酷的失明之中，即使時間久得讓世界對此視而不見，攝影機與筆也不能停下。

獨裁者畢竟奪不走所有人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