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少女幻滅時,文學卻發生了──專訪李翊雲《鵝之書》
1957 年的法國農村,一位 14 歲的天才少女橫空出世。
Berthe Grimault 沒有受過太多教育,一邊幫家裡牧羊,一邊在 14 歲寫下以鄉村恐怖故事為題材的首作《Beau Clown》——連 19 歲以《日安憂鬱》成名的莎崗都顯得年輕不再。
小說發行轟動歐洲,多間英國出版社爭取英語翻譯版權,此時已是坎城影展常客的西班牙導演布紐爾,更有意將其改編電影;甚至有英國寄宿學校聞風而來,邀請她跨海就讀。每個人都在她身上做自己的文學大夢。
只是入學後眾人才發現,Berthe 既不識字,也沒有足以發想完整故事的智識,沒有人能解釋她到底是怎麼把書寫出來的。天才少女的幻夢被戳破,她也離開文壇不知去向,迅速被遺忘,彷彿從未來過。
直到 60 多年後,這段歷史的碎片漂到了李翊雲手裡。
此時的李翊雲才在大兒子 Vincent 自殺後的三年裡,接連完成兩本小說,偶然讀到這則逸聞,也找來《Beau Clown》一讀。她好奇 Berthe 經歷過什麼、後來又去了哪?史料全無,她還特地問了法國出版圈的人,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記得。
既然空白,那就自己想像。她寫下了《鵝之書》。
*以下內容將涉及《鵝之書》情節,在意者請斟酌閱讀*
不命名的方法
史實中缺失的解釋,李翊雲創造了一對少女來補足:戰後的法國鄉村裡,個性溫順內向的艾妮絲受教育、能寫字;但她最好的朋友,不按牌理出牌的牧童法碧安,才是會說故事的那個。
怕無聊的法碧安提議來玩一場遊戲:一起寫本書,她貢獻故事,讓艾妮絲寫,並由後者一人的名義出版,看看人們是否真的相信農村裡出了位文壇新星:艾妮絲莫侯。

攝影師 Peter Hujar〈來自傑曼敦的鵝〉是李翊雲發想書名的緣起,「這張照片有著令人著迷的魅力,是我想塑造的那種角色:平凡、神秘、獨立,艾妮絲就像那隻鵝。」艾妮絲最終也與這隻鵝一樣,落腳美國賓州。
少女的遊戲成功了。然而,世界只知道一個幻滅的文學天才少女艾妮絲莫侯,但從來不知道她的故事裡,還有一個法碧安。
艾妮絲被捧為文壇新秀,去巴黎宣傳新書、跨海去英國就學,成了鎂光燈的焦點,卻仍心繫法國老家的雞鴨牛羊,與法碧安——法碧安儘管說話傷人但其實比誰都在意艾妮絲,她們曾在田園裡度過日常,幾次遊戲般地接過吻,界線在她們身上似乎不存在。
《鵝之書》以艾妮絲長大後對這段少女時光的追憶寫成,她如此訴說這段關係:
你無法用蘋果切蘋果。你無法用柳橙切柳橙。那些年裡,我們一直讓自己相信,我們是一起掛在同一根樹枝上的兩顆蘋果,或是一起放在木箱裡的兩顆柳橙,或甚至是生來就結合在一起的同類,例如那些奇形怪狀一體雙身的小蘿蔔或馬鈴薯。但那只是我們的想像。事實上,法碧安和我是兩個不同的人。法碧安是刀,我是磨刀石。要分出我們之中誰比較堅硬根本沒有意義。
不只是結盟,兩位少女宛如雙生。而李翊雲在創造角色時,也拒絕為角色定義身份,「在寫作中,命名就像一把雙面刃。它可以定義一段關係、一個人、一件事,但同時也會限制想像力。」
「對我來說,這兩個女孩之間的關係究竟應該被稱為友誼、愛情還是其他什麼並不重要,因為我是從角色的角度進行創作的,對她們來說,這種關係是獨一無二的,也是定義她們的唯一事物。她們拒絕用世俗的詞語來定義自己以及她們之間的關係,因此她們也拒絕按照世俗的規範生活。」
李翊雲在法碧安與艾妮絲身上看到的,正是那種拒絕被定義的純淨,「孩童與年輕人更會生活在一種純淨的狀態中,而這種純淨是任何社會都不會鼓勵與接受的。」
而她不想破壞。
美國大兵手裡的柳橙
少女以柳橙自比,然而柳橙在童年裡,並非一開始就存在。
生活在戰後法國鄉村的艾妮絲與法碧安第一次見到柳橙,是來到歐洲大陸的美國大兵帶來的,那是她們童年裡不曾見過的水果,也不曾有過的顏色。在當時荒蕪的家園,一顆柳橙就足以豐盛一個孩子的眼神。
對早她七十年的法國農村描寫翔實,連自己鋼琴老師的母親(一位經歷戰後年代的老婦)都為之驚訝:她的童年也見證過一顆,美國大兵手裡的柳橙。
細節逼真,但或許令人意外,李翊雲並不曾去過法國鄉村。
創作《鵝之書》之前,她一度計劃前往當地旅行為寫書做準備,只是因為疫情而作罷。後來在與中國學者張怡微的對談聊到這段歷程,說因為沒能親赴法國鄉村,因此這些生活細節,是透過大量閱讀同時期的文學作品或史料取得。柳橙就是其中刺痛她的一個意象。在一系列對戰後法國人做的訪問裡,就有一位 7 歲男孩提到過美國軍人手裡的柳橙,是經歷戰火的小孩子不曾看過的水果與顏色。
作為一位中國出生長大、如今定居美國的英語寫作者,寫一個設定在法國的故事,李翊雲經常被問到如何以虛構彌補時空差,在《The i Paper》的訪問裡,她的回答瀟灑:「我只需要在她們的腦海之中旅行到法國。」
同一場訪談裡她談到對想像力的重視,「當人們說『你不能寫這個那個』,這限制了文學,也限制了思考。我認為這是一種膽怯面對寫作的方式,如果你帶著恐懼寫作,你從一開始就已經限制了自己作為寫作者的可能性——而我寫作是因為在我的書寫裡我不想要感到恐懼。我認為在寫作裡,必須要無所畏懼。」
夢裡說英文的中國大媽
相較於《鵝之書》的兩位少女很早就以文學為遊戲,李翊雲在 25 歲前,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作家。
爸爸是核物理學家、媽媽是教師,知識份子背景的家庭環境令她有更多機會接觸文學,只是那個年代的中國,書本與文字依舊貴重,李翊雲就在與中國媒體人魯豫的對談中,回憶起為了滿足對文字與故事的飢餓,她常守在幾戶家庭集中收信的地方,搶先讀寄來的各種報紙、父母買了魚回家,也會先把包在外面的報紙看一遍才扔掉。
然而李翊雲成長期間,與文化大革命的餘溫重疊,在共產黨統治下,父母說服她選讀理組——或許應該說,遠離人文學科,是保護自己的一種方法。
李翊雲的早期作品確實有在中國生活的痕跡:2009 年出版的第一本長篇小說《The Vagrants》開篇就是 70 年代末期一位被控寫下反動言論的女孩遭到處決;下一本長篇小說《Kinder than Solitude》則有經歷天安門學運的學生,其中一位因被投毒而昏迷 20 年,也讓人聯想到 90 年代的朱令鉈中毒案[註]。
1989 年李翊雲也在場。那年 16 歲、還在讀中學的她也與姊姊投入運動中,隨著情勢升級,父母出於憂慮開始限制她們的參與,也讓她們躲過那晚的血洗。後來在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 的訪問時回憶這段經歷,說那一夜讓她長大成人。
即便書寫中國,但自 1996 年離開中國、並在美國投入創作之初,她就以英文書寫至今,並且拒絕將作品譯為中文。
決絕的背後,更像是隱匿。童年時屢次被母親窺看日記,長大後的她不希望母親能以中文讀到她的書寫。《紐約時報》訪問中,她談起中學的演講比賽,台上發表愛國宣講,講得台下熱淚盈眶,只是自己說出來的話,一句都不信,「我知道中文很美,我喜歡中文詩詞,但每當我說中文時,我總會想起那天我的話把人感動得流淚的情景。」
是那時起,她決定與中文告別。
用第二語言寫作也非沒有挑戰。一開始,李翊雲也有能否正確使用英文的焦慮,但很快地找到了化解焦慮的方法:讀字典。
訪問中她一口氣列出多本經常閱讀的字典,Samuel Jackson 的《英語字典》1755 年出版至今仍是英語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字典之一,Bryan A. Garner 的《現代美式英語用法》與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牛津英語辭典》,都是她經常參看的對象。
「即使是日常用語,我也會查閱它們的意思:了解這些字詞的定義、字源以及背後的故事非常重要。我認為用第二語言寫作不必感到緊張,很多人甚至無法用母語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我學習單字的方法使我能夠形成精確而清晰的思維。」
二十多年過去她已在這條路上走遠,也逐漸領悟就讀創意寫作研究所期間老師的叮嚀:比起追求跟母語人士寫得一樣好的英文,更要找到那種只屬於自己的聲音。
自己的聲音是什麼?是不斷懷疑與重建。《不合時宜》的訪談裡,李翊雲以「殺時間」(to kill time)為例,「如果能夠真的殺掉時間,那會是很暴力的舉動,這可以延伸出很多東西⋯⋯只有第二語言的人才會想,你到底要怎麼『殺掉時間』,這樣不是在謀殺自己的生命嗎?永遠不可能會是『我殺你的時間』,只可能會是『我殺我自己的時間』。當你殺你自己的時間,那確實是無所事事,但也是一種自我毀滅。只是他們都用慣了,就不多想了。」
像這樣母語人士在使用特定修辭的不假思索,是她在使用英語創作時想要避免的。她希望當自己選擇一個字眼,是真的想要使用這樣的說法,而不是因為別人也在說。
在深淵
對修辭如此在意,是因為語言終究來自於人。來自自己。
2017 年,她 16 歲的大兒子 Vincent 自殺離世,事發前四個小時,李翊雲一家才剛付了在普林斯頓新住處的訂金;2024 年,二兒子 James 在離普林斯頓大學不遠的火車鐵軌附近遭撞身亡,當年他 19 歲,剛進普林斯頓大學讀大一。
然而在孩子們離開以後,李翊雲只花了幾週就回到生活、寫作與教學工作當中。
如此快速「回歸正常生活」,一度令李翊雲在中國招致批評,有人以她兩子自殺的經歷直指她是「失德藝術家」、為孩子帶來詛咒;更有自媒體以文革批鬥般的修辭質問「李翊雲:兩個兒子替你而死,你可知罪?」然而不管是興師問罪還是隔空診斷,眾多議論都在試圖為她定義什麼才是一個失去兒子的母親應有的悲傷。
但哀痛從來不是只有一種樣子。
李翊雲始終拒絕在思念孩子時使用哀悼(mourning, grieving)一詞,「人們在談論哀悼時會使用許多空洞的字眼:例如『走出來』、『克服悲傷』等等。這些話並非說給哀悼者聽的,而是說給說話者自己聽的,因為他們無法感同身受,體會不到失去親人的痛苦。」
她承認文字有其極限,但仍試圖以文字刻出深淵的紋理。在 Vincent 離世後的幾個月裡,李翊雲完成了《Where Reasons End》, 書中的母親與自殺的 16 歲兒子 Nikolai 對話;隨後回過頭完成先前因 Vincent 離開而擱置的長篇小說《Must I Go》,故事裡的八旬寡婦 Lilia 看似在日記裡找尋與舊情人的回憶,實則想在字裡行間找回自殺離世的女兒 Lucy。
面對至親離世,李翊雲的選擇是徹底接納(radical acceptance)。並不是撕心裂肺或守喪三年才能說明哀痛,在她的實踐裡,是繼續彈鋼琴,繼續游泳即使笨拙,繼續寫作與閱讀、帶著學生讀《戰爭與和平》與《白鯨記》,在花園裡種上新的花草——是接受事情會這樣下去地,持續生活。
「生活中有些事實是其他人也知道的,但只有我和我丈夫兩個人真正生活在這些事實之中。只有我們才能理解彼此的感受。 所以我們按照自己認為合理的方式繼續生活,而不是用別人認為合理的方式繼續。 」
而在 James 離開的三個月後,李翊雲動筆寫下回憶錄《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開篇不久就慎重提醒讀者,要是接受不了她不按期待地記錄這段日子,那可以不要再讀下去了。
Vincent was and is and will always be Vincent.
James was and is and will always be James.
We were and are and will always be their parents.
There is no now and then, now and later; only, now and now and now and now.——《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
Vincent 曾是、現在是、也將永遠是 Vincent。
James 曾是、現在是、也將永遠是 James。
我們曾是、現在是、也將永遠是他們的父母。
沒有此刻與彼時,沒有此刻與未來,只有此刻、此刻、此刻與此刻。
註|1994 年,就讀北京清華大學化學系的學生朱令,突然胃痛、掉髮、間歇性視力模糊,幾個月後陷入昏迷,但遲遲難以確定病因。此時正逢撥接上網技術引入中國,朱令的中學同學將病例翻譯至英文後上網求助,經外國專家指引往鉈中毒方向調查,才確認遭投毒。
朱令案被視為中國第一起互聯網求助案件,儘管確定病因後有所治療,然而病程已有拖延,朱令從此留下雙眼近乎失明、嚴重腦損傷與癱瘓等後遺症,2023 年 12 月病逝時終年 50 歲。
《鵝之書》
作者|李翊雲
出版|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2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