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十年之後：當香港從「不想見到的將來」變成「已然成真的未來」

「我想澄清一下，不是因為我做主席想出風頭，所以來頒這個獎。事實上就是找不到頒獎嘉賓啊，大家都懂吧？也沒必要為難大家嘛，要誰上來頒都不好，對不對？一打開萬一是『那部電影』，我怕你十十十十到極都講不出來。」

2016 年 4 月 3 日，第 35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金像獎協會主席爾冬陞上台頒發當年的最佳電影，本應是大會的最高榮譽，最佳電影卻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那一晚，沒有人想從自己的口中說出《十年》。

警鐘

《十年》集結 5 位導演，以劇情風格各異的 5 段虛構短片，試圖想像：如果香港社會再不做點什麼改變，10 年後的香港是什麼樣子？

那時的人們還說廣東話嗎？或甚至，人們還能自由說話嗎？2003 年七一遊行全城傾力擋下形同日後《國安法》的《香港基本法》第 23 條，十年以後是禁忌、笑話還是避無可避的日常？我輩的無所作為，會不會逼得下一代要用更激烈的手段爭取自由？

監製蔡廉明回憶，2013 年底與導演伍嘉良（〈本地蛋〉）開始發想《十年》，是有感於當時中國政府對香港的控制逐漸加深，因此希望以電影作為對社會大眾的警鐘。然而籌備期間遇上 2014 年 9 月的雨傘運動，幾位導演不得不修改劇本，以回應社運後的社會氣氛。

片中想像的未來，都正中那曾被允諾「馬照跑，舞照跳，50 年不變」的城市，最深層難言又無法逃開的集體焦慮。這部電影並不試圖清創或療傷，而是呼喚人們：再坐視不管，電影裡的虛構情節，就會是我們都要承受的未來。

也因此，《十年》2015 年底在香港上映時掀起滿城風雨。有評論認為以 50 萬元港幣的低限製作條件下，《十年》展現出高度的勇氣與創意，然而也有人認為它技術層面粗糙，只是因為正好呼應雨傘運動後的社會氛圍，才受到矚目與讚賞。

隔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更引發公眾譁然：《十年》沒有入圍任何演員或技術獎項，卻一舉打進最佳電影的最後五強。它只入圍這一個獎項，而且還真的得獎了。

到底憑什麼？所有人都在問。只要議題夠敏感正確，再粗製濫造都可以拿獎嗎？不少評論為當年入圍最多的《踏血尋梅》抱不平，回過頭對《十年》的獲獎大表不滿。

那是 2016 年。而後來發生了什麼，大家都知道了。

10 年

今年就是那一年——《十年》想像的那一年。 

十年過去，香港這座抗議之城從雨傘運動後的低潮，到 2019 年迎來席捲全港、規模前所未見的反修例運動，之後又因為疫情與驟然落地的香港《國安法》而被噤聲。而《十年》的預告片，經過這段跌宕後也有了變化。預告內容絕大部份與 2015 年的版本完全相同，除了一句話：當年的「五個香港故事，一個不想見到的將來」，在 2025 年的重映版本則是，「五個香港故事，一個已然成真的未來」。

今年 10 月台北的《十年》放映座談，有觀眾向影人致歉，「那時我只覺得《十年》是個荒誕的科幻電影，現在覺得它寫實得像《鏗鏘集》[註]一樣。十年過去給這套電影帶來的力量和意義，我想起自己以前質疑《十年》憑什麼拿最佳電影，只是因為它的政治隱喻嗎？現在我的想法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這部在當年希望力挽狂瀾的電影，大概沒有參與的導演會想在今日被人們評價，你拍得最準確。

那樣的準確預言是：〈浮瓜〉將背景設定在 2020 年五一勞動節活動上的一場槍擊案，背後正是為操控輿論、加速國安惡法推動所籌劃，映照現實中的香港《國安法》，也是在同一年正式生效。〈自焚者〉裡，街道上瀰漫的煙霧與被壓制在地的抗爭者，則讓人有種在看 2019 年抗爭紀錄片的錯覺——彼時想像得見或甚至難以想像的，都一一成為現實。

就連電影結尾看到演職人員名單一頁一頁捲動，也會讓人突然感到恍惚：已經有好幾年，曾經努力挑戰體制的香港電影人在這裡幾乎都不見人名，而是一連串的代號、化名、「愛電影的香港人」、沒有姓氏的英文名字、匿名、匿名、匿名。直至結尾。

「你神經病啊？我們說的生命，是你的生命啊！」
「那我呢？我是消亡中的，還是活生生的？」

《十年》在 2015 年上映當時，許多人對黃飛鵬〈冬蟬〉的章節感到困惑。片中一對男女將被拆毀的房子裡的各種物件一一做成標本封存，直到有一天男主角提出要求，請對方將自己這副肉身，也做成標本。

「我以前覺得這片是整部《十年》當中最差的。」〈自焚者〉的導演周冠威承認，自己當年只覺得那片的對白詩意，但現在才發覺那份詩意，是恐怖。「〈冬蟬〉的角色好 professional、很講原則，對過去充滿感情，但好絕望，最後將自己冰封，變成標本。這就是現在 2025 年好多香港人在香港做的事。現在的香港，好靜。」

靜，是無法動彈。每天能上街買、流傳在市民熱話間的香港《蘋果日報》沒有了，人們將 2021 年 6 月 24 日的最後一期頭版《港人雨中痛別，「我哋撐蘋果」》裱框收藏，像是標本一樣，試圖記得曾經還有這樣一個香港。販售過《十年》DVD 的書店和影碟舖，如今不能賣《十年》之外，好多書和 DVD 也得收起來，否則就是這間店要收起來。

紅線不語

當整座城市都被迫安靜下來，當年參與《十年》的 5 位導演，卻依然嘗試在有限的空間裡挪動手腳，艱難地前進。

〈浮瓜〉的郭臻以《夜更》在第 57 屆金馬獎拿下最佳劇情短片，〈方言〉的歐文傑共同執導的《樹大招風》，則在 2017 年斬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當年作為《十年》監製之一的伍嘉良，近年來與執導過《少年》和《窄路微塵》的林森在英國籌辦香港電影節，而〈自焚者〉的周冠威，除了以《幻愛》接連在香港和台灣獲獎之外，2021 年的紀錄片《時代革命》更是如今討論反修例運動不能不提的重要作品——

然而再靈活的動能，也抵擋不了香港漸趨抽象的電影審查，與令人摸不著頭緒的紅線。

2021 年，因應香港《國安法》生效，被認定「不利於國家安全」的電影，有些被列為 18 歲以下不得觀賞的「第三級電影」，如《理大圍城》，有些被要求修改情節，否則難以獲得公映許可，如多部原先預計在香港最具代表性的短片競賽之一「鮮浪潮國際短片節」放映的短片。

直接關於反修例運動的電影，不能放。角色名字太像那場運動裡被公眾認為死因有可疑的學生，不能放。英文字幕有幾個煽動言詞，不能放。更多的不能放，連理由都無從想像。

這些無法與香港觀眾見面的香港電影裡，有些因為拒絕修改而不獲准映，有些放棄或拒絕將作品送去做檢查，也有些導演，儘管配合要求刪去畫面，卻以持續數分鐘的黑畫面取而代之，彷彿在說——如果你知道這裡少了什麼，你記得。

不只香港電影，其他地方的電影也沒能倖免。中國導演李睿珺關注西北農村生活的《隱入塵煙》，先是在中國上映至票房破億後突然被撤檔、串流全面下架，原定在香港科技大學進行的放映，隨即因為電檢未獲批出准映證而取消放映。2021 年至今，也已經有至少 7 部台灣電影，因為電檢而取消在港放映。包含同志紀錄片《同愛一家》、關注移工權益的《逃跑的人》、以白色恐怖想像威權未來的《赤島》，也有黃信堯導演早期的短片《唬爛三小》。而最近一部，則是潘客印導演的新作《我家的事》，取消原因不明，只能揣想。

而儘管香港目前尚未引入如中國須在開拍前事前審查劇本的制度，但那並不代表那方地界仍然自由。周冠威今年的新作《自殺通告》，場景設定在一所架空的菁英私立中學，然而前期勘景時，全香港沒有一所學校願意出借場地，最後只能轉往台灣拍攝。

按香港電檢規範，電影拍攝完畢後還需送檢，14 日內必須做成結果，若涉及國安可再多 28 天——然而《自殺通告》從 8 月 4 日送檢後至今已兩個多月，仍無法確定是否能在香港上映。

「也好，或許證明這套電影根本不涉國家安全，所以找了兩個月，都找不到任何禁映的理由？」在一則社群貼文上，周冠威這麼說。

《十年》10 年，當年的想像從細如幻聽的遠雷，成了今日此城不止的暴雨，落在當年參與其中的人身上，落在電影院裡，也落在街頭。

其實那年金像獎頒獎典禮，頒出最佳電影之前，爾冬陞還說了另一個故事：「典禮前六個月，我們就已經開始寫今晚節目的第一稿，三個月前就開始找嘉賓⋯⋯這個創作班底裡有個年輕編劇，偷偷問過我：主席啊，我們今年的稿，能放『十年』這兩個字嗎？」

「我跟他說，年輕人，羅斯福總統曾說過一句話：我們最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

註｜《鏗鏘集》為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的老牌新聞紀錄片節目，1978 年開播以來每週一集，關注香港政治、社會、經濟、民生議題，亦有中國與國際政治題材。2020 年因製播反修例運動期間元朗 721 事件週年追蹤節目《721 誰主真相》，導致編導蔡玉玲遭警方拘捕，事件震動新聞界。2021 年起要求新集數須經審查方能製播，並且僅能涉及民生議題，不得製作涉及政治敏感事件的選題，此外，過往舊集數有大量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