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羞恥沒有得救──#MeToo 一年後，專訪房慧真
2017 年 3 月 29 日。五月天成團 20 週年，大安森林公園開辦免費紀念演唱會；同一時間，台灣警消聯盟發起反年金改革遊行，包圍立法院等機關，路上架設層層拒馬。
台北大塞車，交通幾近癱瘓。
那天房慧真提早離開辦公室、叫了計程車，仍然遲到，匆匆走進咖啡廳，YH 已經在位子上端坐。「YH 的身體非常挺直，綁了一個馬尾，頭髮呢沒有一絲什麼亂亂的東西掉下來。整個梳得非常光潔。她其實並不知道我哪一刻會進來，她是一個把任何事情都看得很慎重的人。」
當時 YH 剛出新書，兩人相約為後續的對談場次 re 稿，本該工事一樁，但那樣的晚上，兩個痛苦過的人相遇，打開彼此，聊得好深。別離時分，她送她去捷運站，「我覺得她就會消失在夜色裡面。我們有擁抱一下，非常單薄，她的手非常地冰冷。」她記得 YH 身著受訪時經常穿的那件毛衣。粉紅色的。底下一片瘦骨嶙峋。
「我那時候其實滿想要去——我不敢說接住啦，但我滿想要去多做一些什麼。」
出書後 YH 狀況不樂觀，同年 4 月 27 日她在住處上吊。那日見面時的缺憾，倏地成了原罪，「當然很難說，這個死亡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但我對她有一個很強烈的愧疚感，那一年真的發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一直想要寫一本書給她。」
七年後散文《夜遊》出版，一句話落在扉頁：獻給一九九一年三月出生的 YH。
文雅的廝殺
然則這不是一本悼亡之書。
書中她不寫本名，一律稱 YH，「因為我對她的愧疚跟想念，是一件很私人的事。」《夜遊》也將筆尖對準自己：「某部份來講，YH 是因為體制下的權力關係，讓奸人——補習班老師有機可乘。所以我寫了這本書，它跟一個女性的身體有關，裡面也有一種升學體制底下身體被規訓的狀態。」會不會文字能夠超越界線，時空與生死，陪伴另一個受傷的人？
《夜遊》涉入的歷史自 1986 到 2017，縱貫房慧真幾乎一生。書寫過程中，她發現自己對國中時期異常感應，「我大部份的記憶，集中在 1986、1987、1988，但像我的高中階段，我完全沒有寫。我覺得記憶好像一個篩子一樣，它很奇怪，某些年份的記憶會特別密集。」
篩下來的，是被籠罩在戒嚴下的中學時代。司令台。國父遺像。升旗典禮。國旗歌。少女初長成。
「身體在戒嚴年代的教育裡，其實被規訓得非常厲害。它希望你是無知無覺的，你的身體也不要有任何的感覺。」但封鎖感官的暴力，反而記得最清楚，「我們一般記憶歷史的方式，可能就是透過知識嘛，我們的智慧、我們的腦袋。但這一段歷史，我想要用身體來記憶。」
戒嚴的殘骸，白色恐怖的陰影，種種紀律和野獸，存在每一頂被剪至耳上的髮束，每一副升旗典禮立正挺胸的身板，每一塊藤條在屁股留下的羞辱的紅。
有體制就有權威，大權威下又有小權威，無限閉環。回看房慧真第一本散文集《單向街》早有洞察，〈惡意〉寫她為了得到班上女王蜂的寵幸，排擠另一個女生，「你被放進這個充滿惡意的環境，人在裡面是被分類的，即使擠進了好班，還是會有超級好班的人，你會覺得你不如他們。」
「特別是女校，班上會有女王蜂，你當了她的嘍囉就會很開心，覺得女王來臨幸你。在這樣一個高壓管制的狀況，人會長成奇怪的樣子，你會很明顯的感受到一種階級感：就像一個生態池，然後你們用很文明很文雅的方式在裡面彼此廝殺。」
戒嚴是政治，少女也是。女生間的階級暴力尤其外顯，以衣著和姿態劃分出群體裡外：「她們會去 ATT 買衣服，但我的衣服都是在公館夜市買的。現在回想會覺得沒什麼，但當時就覺得低人一等。」
那種低人一等的感覺是什麼？她說：羞恥。
「好像我一直對羞恥滿著迷：在黑跟白之間，大量的灰色地帶。這跟我後來會去關注集中營的主題也有關。在那樣的主題裡，也有同時是兼具加害者跟受害者身份的協力者，會幫助黨衛軍謀殺他的同胞。羞恥好像也可以被放在那個灰色地帶裡面。」
權威生產羞恥，羞恥成為戒律。一套完美的控制流程。《夜遊》裡大片大片地寫下那些羞恥：體罰的羞恥，讀羅曼史小說的羞恥，交出第一次的羞恥，流血的羞恥，夜遇暴露狂的羞恥⋯⋯最終，也是在寫權威。
擦肩而過之人
儘管《夜遊》私密地指向自己，但一開始，她其實打算寫成報導文學。
題目是八〇年代。起心動念是在《報導者》跑新聞時，認識一群黨外運動份子，包括綠色小組、《人間》雜誌。直至今日，他們都還會經常聚會，每年一兩次，在條通一帶的海鮮餐廳，「我覺得這些人太有趣了！他們生猛的那種力道，是我以前沒有碰到過的。」
後來從《報導者》離職，又想起這個題目，卻不想寫成報導了。「可能就是當記者給我的負擔、負累。我之前有寫一本《煙囪之島》，裡面的知識內容是非常高門檻的。寫報導文學，你必須要把關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資料是要有來歷、有出處的。當記者，別人對你會有一種期待，也覺得你好像有某種社會責任。」
「我發覺這一次，我好像不太想要繼續這樣的書寫。因為我自己的文學創作本身被壓抑了滿久，需要一個火山大爆發——」
但要怎麼寫呢？她說自己總是與時代現場擦肩而過。
1987 年，4 百多位高雄煉油廠旁的後勁居民，搭夜間遊覽車北上立法院抗議，是後來反五輕運動的起火點，她卻在 28 年後，《報導者》做題目時才觸碰這個議題，「當年他們那麼辛苦來到我生活的城市，4 百多人的吶喊我卻是完全沒有聽過的，延遲了一萬多天我才聽見。」
甚至她就讀的金華女中，當年曾是黨外運動的主戰場，1986 年 11 月 10 日民進黨在此舉辦「新黨晚會」，是台灣第一個新政黨的初生，她也後知後覺。
三十年後，我才知曉當時十三歲的自己，正處於陰陽魔界的中陰地帶，不只橫跨解嚴前後，劍蘭、傳單、黨外活動、填滿人的操場、民主香腸、藥燉排骨、黨外雜誌，司令臺上用布幕遮住的國父遺像、校門口蔣家倒臺的錫安山布幔，以及其他禁忌的色情書刊與錄影帶也一併混入⋯⋯
——〈回到未來 一九八六年冬〉
曾離得那麼近啊。面對社運的空缺，無能燃燒的青春，房慧真始終有股遺憾與自卑，書裡寫六年級生的集體失落，「野百合運動時太小，太陽花運動時太老。」那是在運動光譜上，不被印記與冠名的世代，「我和同齡的朋友說，六年級是陷落凹谷、暗淡的一代。」
可她仍想把自己放進去。
「我知道我絕對不會是一個運動的核心，甚至身處邊緣。」但邊緣有邊緣的地位。擦身而過的時間差，身處時間差中的渺小感，反倒成了她寫作的繩索：「當前很多史觀都是很宏大的敘事，但其實在事件發生當下，有很多擦身而過的人，不知不覺的人。」
不再從「我」看出去，而是站在更高的位置，把「我」安排進大歷史中，「讀者可以進入這個角色，像我這樣無知的視角——其實無知的視角，就是一般人的視角，或是完全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一個視角，在裡面重新活，一種 VR 的效果。」
「當然讀者也有一些年紀大的。」書拿給曾是野百合糾察隊的邱毓斌老師、綠色小組的大哥看。他們都是位居中心之人。「滿忐忑的。會怕他們覺得我這樣寫，是對運動不敬。沒想到他們都說好看。邱毓斌老師跟我講了好多野百合發生的事情。這樣的書寫，好像可以激起很多人重新訴說自己故事的慾望。」
一個在歷史中的邊緣人、無知者都能寫了，又有誰不能？「我們以前都會讓位給那些大敘事。或是你會覺得，自己在運動裡，不是一個決策者、爭鬥者、享有運動光環的人，好像你就不能有自己的位置。但是即使是邊緣者，也能從邊緣去觀覽這整個時代。」
老了
她寫海外家庭旅遊，也寫桃園機場事件。她寫破處的蒼涼，也寫戒嚴下的藝術生態遷演。小我與大我，私歷史與大歷史，個體與結構，在書中並陳。
類似的書寫，她欣賞英國作家 Tony Judt 《記憶小屋》。「他就是寫四大本《戰後歐洲六十年》的作家，他後來得了漸凍症。漸凍人直至死亡的最後一刻，腦筋都是非常清楚的，但你的身體就會逐漸喪失所有功能。他就用口述的方式寫出這本《記憶小屋》。」
「他不只是單純在處理歷史的問題。因為其實，每個人會經歷怎麼樣的時代，每個時代給每個人的課題，都是不同的。」一如 Tony Judt 是猶太人，大部份親戚死在奧斯威辛，「他帶著這個責任感，處理很多戰後歐洲的問題，同時又非常私人。但在台灣，常常是文學歸文學，歷史學家寫他們的歷史論，分得很開。」
她腦中也蓋起一幢記憶小屋。始終不完整。
2014 年，台灣有太陽花運動，香港有雨傘革命，記者的她穿梭兩方現場，深入報導。這幾年卻漸漸發現，當時發生了什麼，全都想不起來。小屋缺了一塊傢俱。
「我大概有一兩年，完全不想去看香港的新聞。因為那些面臨無期徒刑的人，可能我之前都採訪過。像是長毛（梁國雄）、戴耀廷⋯⋯；然後在太陽花，我的身份是一半記者，一半運動者。」同事在現場，只覺得累、希望運動趕快結束，唯獨她無比熱衷，「當然你投入深，你對運動期望深，失望也會深，就會有運動傷害。」
直到今年讀許恩恩的社運小說《變成的人》，她才下定決心，重返記憶深處，細細追查香港的後續情況，填補幾年來的資訊孔隙：對照 47人案中，被逮捕的人裡，有哪些曾是她的受訪者、他們經歷哪些磨難。這必然痛苦：「我覺得比較近的記憶，會處於一種被很多個人情緒影響的狀態，反而沒有遠的東西看得清楚。」
記憶的完成式，也是創傷的完成式。「遠的東西，即使是羞恥，即使是體罰，但畢竟過了幾十年，以現在的心靈強度，我能漸漸能承受它。所以越近的東西，其實越難寫。」
換句話說，能寫下成長的羞恥與痛苦，或許因為，「我已經老了。」
「當然不同作家的個性、或在不同國家，會產生不同的東西。但我自己經歷戒嚴的威權教育的過程，它其實是把我們的身體是整個封印起來。」她赧赧地說，「二三十歲創作的時候，我不太好意思寫這些東西的。」
羞恥不滅
然而有些東西，時間也無能為力。
去年 #MeToo 運動喧囂，趙思樂控訴被「媒體大佬」王健壯摸手，房慧真也公開發文指控。貼文寫得瀟灑詼諧，她知道那只是自我防衛。羞恥不滅：「我覺得即使是性騷擾，相對輕微很多的程度，但光是要去講出，你都會有一種強烈的羞恥的感覺。」
國家已解嚴，身體仍戒嚴。
「我 #MeToo 之後非常痛苦。有一些新聞同業對於我的說法很不以為然，他們一直說，為什麼這麼久之後你才說？就想蹭啊。當時有一篇非常惡劣，說我是無名小卒，而王健壯是風流倜儻的小生，任何人坐在他身邊都該感到榮幸。」
「這一切遠比我想像中還要難以承受。」急切想把注意力從自己身上轉移，她開始轉貼其他人的文章：「轉貼久了，有些人就會找上來。他們說，不想要曝光姓名，怕父母難受，可不可以用匿名的方式在我的臉書發表？」積累下，房慧真的臉書儼然成為運動時期的廣播塔，吸引無數人的黑夜匯集。
「我去年跟很多人共同經歷這種羞恥。我覺得這好像讓我過了自己身體的某一關。」
「一個人單獨講出一件羞恥的事，會很害怕，可是當有十個二十個三十個四十個五十個，大家一起講的時候，你在這個共同體裡面，你會覺得相對安全，又或者羞恥好像沒有什麼大不了。」
言說與揭露是雙面刃，對當事人而言，控訴也意味著將與此人此事綁定，成為媒體與法證的白紙黑字。成為歷史。網路世代尤其：「可能任何人去 Google 你的姓名，未來，你後面的關鍵字就會是 #MeToo 這個標籤，甚至你的名字跟騷擾你的人的名字，會永遠在一起。你會想要去抹除它。」
去年六到十月，情緒大浪讓她狀態極差。二度確診，濕疹復發，手腳破皮龜裂，打字讀書都會痛，洗澡必須帶著防水套，碰水就會非常痛。就這麼當了一個沒用的人。「我那一陣子會吃大量的垃圾食物，看無腦的愛情劇，我就是需要一個能產生大量多巴胺的事情。」
事情沒有變好。十月底，她幫忙轉貼的一起案件裡，行為人，法國藝術家司強，對她及相關人士提告民事損害賠償，今年展開了漫長的官司。
透過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襄助，找到義務律師打官司，然而，「不只是我，我們對於我們被告，潛意識會覺得這是我們的錯，然後我不想要因為我的錯去麻煩這個律師。特別是他還沒有收錢。」
私領域的傷害，在公領域被審判與裁決，也是羞恥。「律師們的話語，完全就是法律的語言。很像卡夫卡描寫的那個世界。討論事情的時候，會覺得他們非常急，語言又相對冰冷。一不小心，當事人有可能再次受傷。」
哭
不再像從前邊緣，#MeToo 運動裡房慧真來到核心地帶。「我當然不是很有意識做這些事。我覺得任何運動都一樣，一開始都是一連串的偶然與巧合。即使是像太陽花或青鳥，這種比較偏政治性的運動都是這樣子。」
去年讀布迪厄《馬內的象徵革命》，提及畫家馬內〈奧林匹亞〉將愛與美的女神維納斯，畫成全裸的妓女，「布迪厄就寫，像馬內這樣的人啊，在當時會遭受到非常大的攻擊。因為你突然有一個新的東西出來，大家就會覺得你這個東西不合規範。很多革命者都是在無意識的狀態下去完成革命。」
她不自詡革命者，但也自知是在多重趨勢下，被推向風口浪尖。「我後來被告，大概過了半年或八九個月，我重新去看去年的那些貼文，我覺得我好痛苦，我不知道我去年為什麼承受得住。」
「我要看太多人的痛苦了。我把我的翅膀借出去，承載了很多人的痛苦，讓他們可以飛得更遠一點。」因為有太多覺悟者的吶喊與控訴，被臉書演算法封鎖，難以傳播。「這麼羞恥的東西，如果把它說出來，迴響卻寥寥無幾，其實是更傷人的。」
或想被傾聽，或想撼動體制，「你能夠感覺他們那種非常強烈的訴求。當下我也面臨滿大的壓力，有時候我幫忙轉貼，看他們在留言區遭受到攻擊，他們都會來跟我講，我也覺得很難受。我的幫忙是不是害了他們？是不是沒有預期到會有這樣的後座力？」
壓力也來自事件本身的複雜性。常見被控訴的行為人，寫長長一封訊息，向她喊冤，「我就覺得好崩潰。我不是一個法官，但是碰到那些來跟你喊冤，我也無法判別是真是假。」
「還包括我跟這些陌生人之間，我們要如何彼此信任。也有一些人，我後來發覺他們故事只講了一半。」她都懂，人們都想當一個完美的受害者，可能從而隱蔽部份事實。
很難不感到背叛，「但，我不能不去相信啊。」
「我第一時間一定要去相信他們。如果我有任何一點質疑，他們會非常非常受傷。那個受傷的程度是彷彿把他們的皮膚扒開來一樣。有一個當事者就跟我說，他即使看了一百個人的鼓勵，只要有一個人質疑他，那就會像椎心的刺痛。非常非常痛苦。」
欲稀釋痛苦，只有持續陪伴與傾聽。「所以也有些人讓我滿感動。去年 #MeToo 期間，臉書上有一群人，我每次轉貼新案例，他們就跑到那個人臉書底下幫他加油。」巨大的殘暴裡，小卻密集的光火。
「你可以說這就是一種舉手之勞。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到底在這個運動能做什麼？但我覺得光是這樣啊，對當事人來說都會是一個非常溫暖的擁抱。」
她說受過傷的人，其實不敢找親近的朋友分享，「很多人沒有經歷這個東西，其實會太輕易說出安慰的話。這不見得是當事者要的。」而是尋求相同處境的人分享痛楚。包括她自己：「其實並不只是我在幫忙他們，他們也同時在幫忙我。」
「從別人的勇氣裡去得到勇氣，這是我在裡面看到的。當事人自我培力，自己讓自己強壯起來，並不如我們想像那麼脆弱。」與她一起被告的女生，也對外舉辦工作坊，深化議題討論。「跟我一樣，想要多做一點什麼的當事人其實很多。」
外人眼裡正氣凜然，嫉惡如仇的房慧真，去年響應臉書活動「在大安森林公園一邊哭一邊跨年」，寫說要狠狠哭一場，還是沒哭。
最終讓她落淚的，是八月在台北當代藝術館的 #MeToo 系列講座，「這次在幫忙的案子裡，有一個藝術圈中非常罕見的成功案例。」她講的是陳文祺案，陳文祺參與的 VT Artsalon 非常廟藝文空間宣布解散，台北當代藝術館也宣布終止使用「無用設計藝術工作室」的品牌設計。運動並非無用。
「在當代藝術館談那個案子，是很應景的。我那天也有講到一些我自己的委屈。講一講我就哭了。」情緒經過她漫長的、羞恥的、戒嚴的身體，在所有人哭過一輪的時刻，徐徐凝結在她的眼角，「我也不覺得丟臉。就是釋放吧。」
天明前
YH 不在了的世界依舊殘酷。寫作與運動，多少是想贖還 YH。
也贖還自己造成的傷害。
YH 的離去與遺作引發熱議，《報導者》一篇報導提及寶瓶出版社曾拒絕為 YH 出版小說，雙方衝突，大火連連。房慧真臉書上為 YH 辯護，自覺連累到《報導者》，「那時候《報導者》也受到波及，被網暴，我其實心裡有一個很強烈的愧疚感。」
後來她自告奮勇做六輕議題。「好像是一種修行的方式，把自己投入到非常艱難的東西裡。就是覺得，我之前帶給你們帶來這麼多的困擾，我就好好來做一個真的很難的東西。」她的補償，她的殉道。
為了寫艱澀的土地議題，她作息顛倒，晝伏夜出，傍晚五六點進辦公室，寫到凌晨三四點，成了辦公室的吸血鬼。「那個題目可能太難了，我需要一個很安靜的空間。因為白天同事會來找你問問題，開會，所以我會讓自己待到半夜。」辦公室被玻璃圍起，寫稿的夏夜，有一種水族箱的質地。
夜遊的習慣，在那些日子裡抵達峰值。
她會從辦公室徒步回家，像機械散熱。途經康樂公園、林森北路、華山草原與車站、喜來登飯店。「我的腦袋剛寫完稿子，還在燃燒的感覺，馬上回到家反而不太容易入睡。」
這條路線周折在許多事發地。不義遺址。從一盞燈到另一盞，她輕輕呼喚著 YH，巡禮在死與惡的萬象間：白色恐怖，華山草原分屍案，尼泊爾山難，納粹集中營。走著走著就是世界的反面。等待黑夜漸次褪去，天空裸成一片徹底的藍，一切傷痛此刻靜止。到家了。
《夜遊：解嚴前夕一個國中女生的身體時代記》
作者｜房慧真
出版｜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