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 ISSUE｜陳昭如・原諒不是被害人的道德責任

一般對於「正義」的想像，是藉由刑罰或補償的手段，達成應報式或賠償式的正義。然而對被害當事人而言，「正義」的意義是什麼？只要加害人受到懲罰，就足以修復傷痛嗎？如果不能的話，怎麼辦？他們最在意的是什麼？

過去我接觸過不少性侵事件的被害人，也結識了若干司法冤案的無辜者，他們的人生是一個個遭到外力侵門踏戶的故事，一旦世界被侵踏了，就很難回到原本的模樣。巨大的傷痛留下無法抹滅的痕跡，此生已經難以恢復，他們想要放下，把過去的仇恨與委屈拋在腦後，但同樣的惡夢卻纏繞著他們，周而復始，永無終日。

如果無法揮別被害的心情，只會一再地走入黑暗，因此被害人總是渴望道歉，期待透過對方的道歉，放下憤怒與報復的情緒。例如西德總理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致意，澳洲總理陸克文為強制分離原住民家庭的政策道歉，法國總統席哈克為該國在二戰期間協助納粹請求寬恕，都是國家體制公開致歉的經典案例。就算這樣的舉措具有某種政治性，仍舊撫慰了不少受傷的心，正如布蘭特所言：「光一個花圈擺在那裡，其實是不夠的。」

道歉當然不只是一個花圈、一句對不起就夠了，誠心的悔意、改過與彌補，才可能走向原諒，進而達成和解。只是未必所有加害體制或個人都作如是想，有時道歉只是包裝在「驕傲」「防衛」底下的偽裝，把道歉當成工具或手段而已。

2012 年撰寫特教學校爆發集體性侵事件時，我目睹許多孩子難已啟齒、無法訴說的苦痛，著實令人不忍，因此在教育部長為督導學校不周、造成上百人受害而三次鞠躬道歉之後，我完全無法理解，為何必須負責的部份官員及老師仍舊自我辯護，拒不認錯？甚至逼問堅持打國賠官司的家長：「你們到底要什麼？如果要我們道歉，我們可以再去道歉啊！」這讓當事人感到憤怒。我一直記得凱林媽媽（化名）再三強調：「我不明白，他們怎麼可以一邊道歉，一邊否認自己有疏失？我不是不願意原諒，我們要的，只是誠心誠意的道歉！」

《沉默：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新版）》
作者｜陳昭如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2.04

他們要的不多，只是希望對方給個說法，有個交代，而不只是儀式性的、浮泛的道歉。

就在情況混沌不明、大人互相推諉之際，一日珊珊（化名）秀出手機上的簡訊給我看：「對不起，是我勉強你，請原諒我」，署名是多次傷害她的少年，這讓我訝異極了，因為原先少年始終否認強迫珊珊，這讓她感到痛苦。然後珊珊像是在思索貼切的字眼，告訴我：「所以，我決定原諒他，因為，日子還是要過下去。」平時我鮮少詞窮，那一刻，我完全說不出話來。

珊珊口中的「原諒」，是不是個適切的字眼？我並不確定，至少，她是帶著悲傷與痛苦換來的智慧，決定接納一切。她這麼做，未必是出自無私或善意，而是為了讓自己放下重擔，重新開始。

更讓我動容的是，在一次民事調解庭上，被害人的爸爸決定不再追究，因為「他（加害人）跟我女兒一樣（聽障），未來會很辛苦，我不希望他留下不好的紀錄⋯⋯」這時加害孩子立刻起身鞠躬，努力用含糊的聲音說出「對不起」三個字，現場頓時成了一片淚海，就連書記官亦忍不住頻頻拭淚。

「道歉」的重點不在於次數多寡，而在於它必須發揮力量，徹底劃清是非對錯，為彌補展開一條寬闊的路。如今事件已經過去十多年了，當事人各自有著相異的人生際遇，有人已逐漸平復，也有人難以釋懷，但我總以為，若是涉案人士願意正視問題，誠心認錯與溝通，絕對有助於化解衝突與紛爭，讓所有深深淺淺的傷痕儘早得以撫平。只可惜事與願違，畢竟要承認自己做錯，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

後來開始接觸司法冤案，我以為這些案件既然已經平反了，等於是司法體制公開承認錯誤，無辜者的痛苦，應該就可以一筆勾消了吧？事實證明我錯了，而且錯得離譜。

陳龍綺被控妨害性自主的案子，是我所知最荒謬冤案的前三名。鑑定報告指出被害人衣物驗出兩名加害人的 DNA，但「不排除有第三人的基因」，法官竟以此認定曾經在場的陳龍綺有罪。為此他身敗名裂，走投無路，憂鬱症與恐慌症纏身，幾次想從租賃的高樓窗邊往下跳，直到透過最新的檢測技術，確認排除他的 DNA，才證明了他的無辜［註1］。

即使如此，陳龍綺的人生並未恢復常軌。就如紀錄片《不排除判決書》的片尾，他一面開著車，一面幽幽地說：「我身上要揹的東西有多少？全部都毀掉了，要重新開始，要怎麼拚？」那樣的口吻不是悲觀喪氣，而是真實的疑問。我問過龍綺，平反之後法官有向他表示歉意嗎？他瞪大了眼睛，像是在嘲笑我的天真，「我得到的就是十秒鐘，無罪，這樣，就沒了。你至少講幾句話吧？最後判我無罪，至少應該安慰一下吧！他們公開什麼都沒說，私底下怎麼可能道歉？」

曾被誤判搶劫銀樓的蘇炳坤也有著同樣的慨嘆。蘇案自始至終既沒有贓物，也沒有物證，只有「共犯」郭中雄的口供，證據異常薄弱，卻仍被重判十五年［註2］，歷經四次再審與四次非常上訴，仍舊無法翻案，直到三十多年之後才改判無罪。但蘇炳坤很不甘心，他經常問我，司法已經還他清白了，可是那些刑求他的警察呢？那些草率起訴與判錯的檢察官與法官呢？他們是否曾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懊悔？他們為什麼不道歉？說時咬牙切齒，憤憤不平。

冤案最讓人難以置信的，不是錯誤的判決本身，而是體制巨大的沉默。

冤案的發生，代表司法系統失靈了，環節鬆脫了，難道沒有人需要負責？他們的作為像刀子一樣刺痛無辜的人，難道連一句「對不起，扎錯了」都說不出口，想當作什麼都沒發生？無辜者承受的不公不義，原來輕易可以被避免的，犯錯的執法者別的不給，簡簡單單一句對不起，總該有吧？遺憾的是，鮮少有人等到這樣的隻字片語［註3］。

蘇案平反之後，因被刑求而誣指蘇為共犯的郭中雄，亦被高等法院依罪證不足改判無罪。聽到這個消息時，我想蘇大哥心裡應該是五味雜陳吧，他幽幽地告訴我：「很多人跟我說，他也是被害人，可是他害我那麼慘⋯⋯」

記得 2018 年蘇案再審時，郭中雄決定出庭作證，證明蘇炳坤無辜，原因無他，因為他良心不安，想要被原諒，也想要掙得原諒；他渴望說出事實，讓蘇炳坤擁有應有的人生，於是做出了他長久以來想做、也該做的事——與蘇炳坤面對面，承認自己的錯誤，即使他從頭到尾沒有說過一句抱歉。

但是要蘇炳坤原諒郭中雄，談何容易？每次見到蘇大哥，他總是滔滔不絕地訴說陳年冤情，說時掏心掏肺，情緒潰堤，眾人勸他要放下所有的恨，然而原諒是何等嚴肅而深沉的議題，哪裡是簡化的心理學或道德理論所説的那麼簡單？創傷是無法永遠壓下來的，它會不斷地反彈，然而我們的社會對「原諒」像是有某種強制力，彷彿原諒是被害人的道德責任。被害的傷痛既巨大又具有毀滅性，極有可能摧毀被害人的一生，有著這樣人間酷刑的經驗，原諒，是可能的嗎？

原諒有時太不合理，違反常理與人性，更未必會減少痛苦或加速痊癒。但我總以為，原諒或許不能解決一切，卻會發出微微的亮光，如果當事人能捕捉到這道微光，就可透過這道微弱的光芒，獲取重生的機會。他們需要找到面對傷痛及舒緩的方式。

正義並不完美，有時正義來臨時還特別殘酷。美國有一起真實案例是這樣的：珍妮佛指認羅納德性侵了她，事隔多年才赫然發現，是她認錯人了，這時羅納德已坐了十多年的冤獄。她鼓起勇氣對羅納德說，她願意用盡剩下的生命來告訴他，她有多抱歉，也沒辦法表達她真正感覺的萬分之一。羅納德溫柔地說：

「我原諒你，我並不生你的氣。我不要你剩下的人生都戰戰兢兢地擔心我可能會來找你麻煩，或傷害你的家人，若你四處張望，我一定不會在那裡伺機而動，我想要的只是我們都能繼續往前，擁有快樂的人生。」

《認錯：性侵受害人與被冤者的告白》

作者｜珍妮佛湯姆森、羅納德卡頓、艾琳托尼歐
譯者｜ 蔡惟方、蔡惟安
出版社｜游擊文化
出版日期｜2019.01

日後他們攜手成立修復正義組織，協助冤案無辜者走過漫漫長路。珍妮佛與羅納德兩個人都自由了，真真正正的自由。

道歉是原諒的前提，但未必會得到原諒，這些過程都必須被細緻地處理。但無論有沒有道歉，能不能原諒，唯有被害人不再期待或倚賴任何的道歉，找回自己生命的主體性，才可能告別過去，走向未來。這不是一條容易的路，但仍值得努力嘗試。

 

【陳昭如】
臺大人類學系畢業，曾任職首都報社、自立早報、超級電視臺等媒體，現為自由撰稿人。著有《CALL IN！地下電臺》《歷史迷霧中的族群》《活在拜物星球》《福爾摩沙愛情書》《被遺忘的一九七九：臺灣油症事件三十年》《沉默：臺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幽黯國度：障礙者的愛與性》《沉默的島嶼：校園性侵事件簿》《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被搶劫的人生：蘇炳坤從冤枉到無罪的三十年長路》《判決的艱難：兒童性侵的爭議與正義》等。

註1｜陳龍綺 2010 年被控性侵，經新型 DNA 技術重新鑑定才證明無辜。這也是冤獄平反協會 2012 年成立以來第一件平反案例。 
註2｜蘇炳坤於 1986 年捲入新竹市金瑞珍銀樓搶案，同案被告郭中雄遭警方刑求，供出蘇炳坤是共犯，遭法院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蘇炳坤於 2000 年總統特赦，但仍持續尋求救濟，直到 2018 年經再審才確認無罪。詳見《被搶劫的人生：蘇炳坤從冤枉到無罪的三十年長路》，2020，春山。
註3｜據我所知，僅有蘇炳坤案再審成功時，周盈文審判長說「你的委屈及苦難會換來進一步的司法改革」，形同道歉。另外，謝志宏案在刑事補償程序開庭時，聲請再審的林志峯檢察官當庭代表國家表達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