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歲的鐵血，馬戲演員的身體養成記──瘀青成就意志，但我知道那是錯的

再兩個月，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團員們的第十個孩子要出生了。下一個世代，推著他們往下個階段走。

十二年前，林智偉、陳冠廷和幾位夥伴一起創團。夢想是，馬戲演員不再只能在秀場中做插科打諢的配角，雜耍特技可以是有藝術價值的主角；夢想也是：一頂屬於自己的馬戲蓬、全團全職領月薪、打造馬戲藝術節和馬戲教育中心——這些如今通通實現了。FOCA 帶給表演藝術圈燦爛又有力道的影響，有目共睹。

但一探究這些各身懷絕技的演員們，是如何煉成？瘀血、受傷、或如今會被稱之為霸凌的過去，浮出痕跡。

六月  #MeToo 運動下，一則戲曲學院老師打學生的影片被翻出，在黑特劇場漫火延燒，多則匿名舉報，隨之而來的是對校園內打罵教育的再次討論。戲曲學院全名為「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前身為「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與國光藝校合併前，則稱為「復興劇校」。名稱或體制各有殊異，但這些在台上燦笑著的馬戲演員，大多從此孕育而出。

馬戲特技演員、舞者到運動員，當身體成為成就的延伸，磨練有時和暴力靠那麼近，合理訓練的邊界變得模糊；從家班制、威權打罵到愛的教育，什麼留在身上，又有什麼留不住了？

活在家班制

林智偉，FOCA 團長。36 歲，10 歲踏入復興劇校，8 年一貫制。大學就讀台北體院。24 歲成立 MIX 舞動劇坊，後更名為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

「老實說，我自己學特技出身，在當時那個環境，你會覺得很正常。」

聊到前陣子在 #MeToo 中被翻出的戲曲學院老師打人影片，智偉平淡回應，停頓了一下，想起女兒剛好這週滿一歲，「當然，現在看會覺得，怎麼可以打女生？」

他解釋，雖然影片看起來很驚悚，但他認為那些老師比誰都知道怎麼樣會受傷、怎樣不會。「為什麼這樣打，都有原因。」

「我們開始學特技還這麼小，大家會打鬧嬉笑很正常。但萬一在排練或演出真的有一個閃神，就可能有人會受傷。」學校曾經發生好幾起嚴重的受傷事件，高壓訓練是為了預防。「被打的當下就是會很害怕，會怕，就不敢再犯。」智偉認為這是老師打人的主因。那為什麼要打得這麼狠？他說：「你們考不好也會被打手心啊，只是說，我們這些練功的身體，需要被打得比較誇張。在當時的環境來說，我們會覺得合理。」

「不會想反抗，在那個環境，每一個人，每一個班級，大家被管理的方式都是一樣的。」智偉當時甚至會覺得，不打人的老師是在溺愛學生。

被打了八年，在劇校的事情智偉一次沒跟媽媽說。直到當兵前一晚，和媽媽小酌聊天，才不小心透露。「我懂我媽媽的個性，如果我跟她說我被打，她隔天就會來幫我辦轉學了。再沒錢，她都會去借錢來給我轉學。」

父親過世後，母兼父職的壓力下，媽媽會借酒澆愁，靠安眠藥才能入眠。十歲的智偉看在眼裡，知道自己不能給媽媽養。「而且當時親戚都很擔心，單親的小孩會變壞⋯⋯我是調皮搗蛋，但不代表壞。可是沒人分得清楚。」於是在媽媽的建議下，他考取中正預校和當時的復興劇校，最終選擇後者。「很多人會誤會，以為我們這麼小就知道興趣在哪裡。其實我們多半都是因為家庭因素。」

「在我那個年代，要說學校裡面有人是真正知道自己熱愛表演？可能只有 1%。」每個人背後都有緣由，被打也是。

很常被打，智偉難忘洗澡時一看，屁股總是紫色的。「褲子脫下來，用熱熔膠打造成的。」問他為什麼撐得住？「因為學校裡面很公平，每個人都會被打，男女都打。男生怎麼被打、女生就怎麼被打。」從小跟姊姊、媽媽相處的智偉，見女生都可以挺過，他也沒有給自己機會退縮。

沒退的結局，也留下了傷。智偉形容在學校的訓練偏向土法煉鋼，一直做、重複做，直到做到為止。「很多團員身上都有傷。我自己是頸椎跟腰椎，如果一個禮拜沒去按摩很難睡著。」

陳冠廷，FOCA 藝術總監，33 歲。 12 歲插班考入戲曲專科學校。大學就讀台北體院。大學一年級加入 FOCA 福爾摩沙馬戲團。

小學三年級開始在學校學民族體育，當時最喜歡陀螺，冠廷說自己愛玩也好動，學習民族體育讓他很有成就感，「我國小就有上百場演出了，也變成學校裡面大家的焦點。」

畢業前，啟蒙老師問他如果真的很喜歡，要不要上台北讀專科學校？進去後發現，自己是少數因為有興趣、喜歡，而主動入學的人。

最先讓他難以適應的是學科課堂，「大家都在睡覺。每個人都累到上課只能睡覺。」接著，就是在術科課堂上的追趕。冠廷舉例，每天術科都要靠牆倒立三十分鐘，同班同學已經習以為常，但對當時的冠廷來說，三十秒都很吃力。「每次上課，我都咬著牙想，我如果每天加個五秒、十秒，遲早會跟上。」

直到高中畢業，不靠牆倒立十分鐘，是每天都要做的。「其實每一次上台表演，倒立的時間都不會超過三十秒。可是我們每天要倒立十分鐘，為什麼？其實就是那份意志力⋯⋯意志力有多重要？舉例來說我們常常要扛人，如果有一個瞬間，你因為累想放棄，那就會有人受傷。」

在軍事化的教育中，冠廷接收到「那樣做就會變得更好」的訊息，因此不會想要反抗，「就是照辦，做到好。」

冠廷很清楚，這就是家班制。他和智偉的老師剛好是一對姐妹，她們出自家班世家，打罵、體罰自然是教育方法。「我們都是練家子，就是會天不怕地不怕。我們不怕學科老師、不怕主任、不怕教官，就怕自己的術科老師。老實說，在學校，術科老師就是我們的媽媽。」

「你會去怨恨你媽媽嗎？不會嘛。我們當下只是一心想要做到老師的期待，好想要完成他們想要我們做到的事。就像我們在家裡對待爸爸媽媽一樣。那是一樣的。」

趙偉辰，FOCA 團員，32 歲。10 歲進入戲曲專科學校。2017 年加入 FOCA。

「表姐假日回來，就在那邊翻跟斗，我就覺得：哇靠也太帥了吧，我也要去學！」家人再三確認偉辰的意願後，就這樣如願考進去了。進去後，偉辰被打得很慘。

「我倒立是班上比較不好的。」上了國中，同學可以不靠牆倒立十分鐘了，但他還在靠牆。「老師不會教你，做不到就是罵跟打。」晚上洗澡，便見手腳滿滿瘀青。

「我那時候覺得，我要見不到明天的太陽了。」

那是一個團體社會，只要一個人失誤，就罰全部的人。偉辰說他們的體罰，不是伏地挺身或仰臥起坐那麼簡單，通常是做一些難度不高的翻騰，可是不能停。「只要一停，就加罰。所以只要一停，所有人就會公幹你。」

偉辰也說他從來沒有想過不做，反而一心想要完成。但不幸膝蓋得了很多運動員都會患上的奧斯古謝拉德症，「我一做動作，膝蓋就會很痛。同學會覺得我在偷懶，老師覺得我在偷懶。」

一次又因為膝蓋痛而被罰倒立，個性溫和的偉辰哭了，他吼老師：「媽的你就不相信我——我崩潰了，因為老師拉了一個高標，要求所有人都要達到。沒有程度差異，沒有身體不同，沒做到就是爛。」

偉辰說，他其實一直沒發現自己在國高中時身心狀況都很差。

大學時，發現自己腰很痛，「痛到我去撞牆。後來去看醫生，醫生很驚訝說：你十二指腸破了這麼大的洞，你不痛嗎？」已經破了很久。回想起來青春期的他很少吃飯，「每次要上那個老師的課，我就吃不下。我甚至看到他的車開到停車場，我就覺得今天沒希望，根本不想吃東西。」

可是他沒有恨，還有感謝。「其實我很感謝當時去念劇校。不然我大概會壞掉。」

單親家庭，爸爸工作忙，偉辰放假常泡網咖。「那時候我很開心，我就一直打電玩，我也不在意什麼生活品質，網咖已經很棒了。後來我的親戚都說，我沒有變壞，是要謝謝劇校。」偉辰也同意。

還有，學長學弟制

家班制延伸到學長學弟之間。師父不在，師哥有權教育師弟，成為不說自明的潛規則。智偉說，「基本上，你就是白天被老師打，晚上被學長打。」就算教官看到了，也只是勸勸師哥讓他去吃飯了啦。

高三學長畢業後，智偉那一屆在學校就是「頂天」了——意思是最高階級，上面再也沒有學長了。畢業前，學長「幫」他們集合全部的學弟，然後命令即將頂天這一屆，一個一個輪流揍下面的學弟。「學長說要幫我們建立威嚴。」

但站在面前的學弟沒做錯，甚至平常關係要好，打不下去，也試圖軟軟地打。「然後學長就說，你是不會打嗎？我示範一次給你看。」學弟被打得更慘。問智偉那時候心裡在想什麼？他說：「就手很痛。因為要全力打你知道嗎？」

到那個時候，打跟被打，已經很習慣了。十歲剛進到學校的第一天，迎接他們的就是一場「下馬威」。智偉記得，幾名學長站在他們一群新生前，沒有理由地輪一頓打，「打完，學長明說：來吧，若你們明天去告教官。我可能會被記過，沒關係，我們每一個人有三個過可以記，算算看可以打你們幾輪。」

聽完，身體還痛著，沒有人會去打小報告。「喔別忘了，被打完一定要敬禮謝學長。」學長學弟制就此開始：無故半夜被叫上樓一陣訓罵，到了凌晨才散會；幫學長放鬆緊繃的肌肉到睡著才可以回寢；學長半夜到寢室偷東西，聽到了也只能裝睡。這些都是智偉的學弟日常。

當時，他並不覺得有怎麼樣。也未曾想過要反抗。

十歲到十八歲的言聽計從，是因為校內生活的封閉，他們無從比較，也就沒有反抗的施力點。

「當時我們完全沒有機會到社會外面看看，就被丟進這些欄杆裡面，而這些欄杆告訴你：這些都是合理的，這個世界就是長這樣。一直到十八歲，你走出去⋯⋯哇，才知道！」

「這裡真的完全是另一個，被隔絕的世界。」

「我」的容身之處

升上高中時，台灣的街舞正流行。冠廷和同學也練起 breaking ，設法融入所學之中。師長看了，罵他們做這些幹嘛。「丟雜耍，就是三顆練好，練四顆，四顆練好，練五顆——永遠都是數量越多越厲害。什麼新的 idea？不用。」

對學校的感激，是冠廷覺得自己的意志力堅強，但畢業後意識到，他的「思考」和「想像」在國、高中時期，就通通被抹殺掉了。

在學校，要練什麼專項是老師指定的，「老師幫你挑好，你只能訓練那個。」冠廷的專項是「花式籃球」，是少見的個人專項。冠廷解釋學校大多希望學生練團體的技巧，因為比較受歡迎、吸人目光，例如高空飛人、疊羅漢等。「當時會分配到個人的花式籃球，是需要有人去跟觀眾互動，觀眾可以把球丟回來給我平衡。」

高中會考時，冠廷比別人提早一個月準備，試圖編排一個相對完整的表演，結果考完，分數、評語都沒那麼好。還是那些練大型道具、有危險性的同學拿下了高分。「我這麼用心想了那麼多方式是呈現，最後卻比不過那些，在學校已經看過幾百遍的東西。感覺很洩氣。」

「做那些表演的人，永遠都比較容易被看見，老師也會對他特別好。」

冠廷懷疑，練花式籃球的自己，是不是永遠都不會被看見了。

這種不被看見，偉辰也感同身受，「在學習過程裡，我崩潰過太多次了，覺得自己好爛喔、是不是沒有存在的意義？我找不到自己，我不能發揮自己。」偉辰清楚在學校裡，他不能做自己，「你做自己就死定了。」

上了大學後，他們開始尋找自己。

「我想要在台上獨當一面。」脫離高中的團體演出，偉辰遇到了大環。當時全台灣沒有人會大環，他自己摸索，看著國外影片，一點一滴練起來。「我一直到那時候，才開始知道自己是誰，才感覺到有自信的感覺是什麼。」

冠廷也有相似路徑，告別花式籃球，現在冠廷的專項是「禮帽」。注重拋接和接觸，演員會像馴服了一頂活生生的帽子，讓它在身上自由滾動。那也是他在畢業後，在國外的網站下訂道具，在 YouTube 上學，自己練成的。

在學校期間，他們沒有辦法有的自己，畢業後破繭而出。

智偉也是。對智偉而言，畢業後的就業環境，太輕鬆了。「在學校你演了幾千場，收入是零元。因為你是給學校養的。但畢業了，天啊，我怎麼翻一個後空翻，就可以賺到錢？」

金錢的自主，帶給智偉幸福與安全感，他說那個感覺是「脫韁野馬」，有很多賺錢的機會，而體力上的辛苦？比起在劇校的日子，這些工作之甘甜。「學校真的給了我們自主的能力，擁有一技之長。」

所以即便回首有其不堪，智偉還是有愛。

「愛啊，沒有學校，也沒有現在的我，沒有這些能力，更不會成為現在的自己。」

這份愛，偉辰也有。大學時再遇到老師，他跟老師道謝了，「我謝謝他那時候的教導，我學會了忍耐跟吃苦。」

後面的話，偉辰沒跟老師說：「但我完全知道，那是錯的。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能在那個環境走下去。」

很多個 80 分，還是 1 個 100 分？

大學時，冠廷參加美國舉辦的國際雜耍比賽，那一整週，許多工作坊，匯聚世界各地的馬戲青年。他才發現原來馬戲學校訓練系統，可以不是「他們那樣」。冠廷遇到一名年輕人，只用三顆球排成一套非常好看的表演，「三顆球，玩出超乎我們原本想像的境界。」

「我感受最大的是，我感覺到我國小那時候，接觸民俗體育的感覺是一樣的：我在玩的過程獲得成就感，我把它當成一種玩具。」冠廷看著這群十多歲的小朋友，互相幫彼此看招，「就是：你看這樣丟好嗎？那樣處理帥嗎？你喜歡嗎？他們用這種方式讓自己一步一步往前進。」

「他們可能不是想要當表演者，他們是玩家。」

他看到了自己的弱點：「只要不在台上做技巧，我們就完全變成不會表演的演員。對，技巧很吸睛，但那是煙火，一瞬間就沒了。可是他們很多變，可以用自己快樂的方式去即興，隨時都像在表演——這是我們科班生做不到的。」

智偉也認同，「以前學校都是用競爭的。老師帶著我們練功，是因為想要幹掉別班。翻跟斗要強、高空要更高，他們丟七顆球，我們要丟八顆——這種比較心，我覺得是最不健康的。」如果輸了，師長就會認為那都是因為孩子偷懶、不努力，「你想，這樣的小孩怎麼可能會熱愛他的環境跟工作？可是西方不是，他們會去上馬戲學校是因為快樂，是因為他們覺得媽的超爽超酷的。」

智偉看到，那些十八歲才在假日的社區工作坊中、因為發現馬戲的快樂而開始學習的孩子所表演出來的東西，勝過他們花了十年的磨練。「一個是打從內心喜歡，而去追求；一個是被壓迫、打罵，而你在那個環境底下，你對自己根本沒有自信。」

但看見西方馬戲演員養成的另一種可能，卻也不表示他們可以立刻取經挪用。

冠廷觀察，在這之中有一份很困難的取捨。他說那些因為興趣、喜好投入訓練成為馬戲演員的人，如果有很好的訓練，那會成為將近一百分的人。但像他們，由上面指定的威權訓練，大部分是卡在八、九十分，很難變成一百分。

「但好處是，我們會有大量的八十分的人。」而那些西方教育下，因為興趣加上好訓練的一百分，是可遇不可求。

近幾年回學校，也包含看著新進的馬戲演員，智偉察覺：「現在的學校被定義為一間表演藝術學校，已經不再是當時『我家沒錢，所以我來唸』。自然而然，這些人被打罵，家長就出場了。」智偉說，老師的為難他可以理解。

前陣子，偉辰有機會回學校親眼看到改變。「落差很大，哇，高三了，做這個動作是那樣嗎？那是以前所有人都能做好的。」聽老師說，現在叫學生練，他如果不想練，就沒轍了。

「這種環境下，這些學生必須有自發性，就是要超級喜歡這件事才行。但怎麼可能？這麼困難的練功八年，誰會喜歡？」

去掉了高壓的威權管理，表演者的素質確實失去了強迫達標的規格。

智偉說：「現在這一輩的老師們，他們都是我的學長姐或同學，這些人受的教育是，打罵才能練出功夫。現在他們要怎麼樣才能不打不罵，又要教出很厲害的表演者？——為什麼我們在講一屆不如一屆？這些東西都是互相牽動的，你看以前那些名角，誰不是這樣的出身⋯⋯」

新進的團員沒有受過高壓訓練，智偉直說，技巧上真的會比較弱。冠廷則是觀察新人會比較退縮。「以前，我們可能比較有一股傻勁，比較敢。但沒有經歷過吃苦的團員，確實會有比較多擔憂——但你要說這是不好嗎？我不認為，就是有差異而已。那些團員會比較希望確保不會受傷，再嘗試，這也很合理。」

「創團初期，我還是會用失誤定奪一個人的厲害不厲害，哎，就跟以前劇校一樣。」

剛開始成團，智偉坦承他很心急，也會將自己受教育的方法複製到團隊上。「我以前很急、很兇。最明顯的就是以前我也會說：媽的你雜耍掉六次，該死。我會很生氣。但現在演員失誤，他在台上自在且救回來，那我會覺得這就是一名成熟的表演者。」

「新人可能在技術上比較弱，卻在狀態上比較好啊。我讓有技術的人，和有狀態的人在一起，他們就會一起成長。」這也是智偉成團的起心動念。「狀態」指的是，成為一名表演者的樣子。

2021 年，冠廷推出自己的創作《嘛係人》，欲呈現馬戲人「也是人」的自我認同處境。他說自己在創作上的磨練，是每一次排練完都要深思「剛剛到底做了什麼事？」他也鼓勵團員長出自己。「我以前真的是機器。」過去沒有機會學習「如何成為一位表演者」，現在他跟團員一起學習。

問冠廷，如果團員在自己喜歡的專項上，只能做到八十分，但他很快樂，可以接受嗎？「我可以接受啊！」然後隨即補上，「如果真的需要做到一百分，我們再慢慢想辦法。」

他承認，他還在找，找一個大家都可以成為想要的樣子，又可以一起前進的方法。

十年之後

李坤融，FOCA 團員，24 歲。10 歲進戲曲學院。大四時以實習生身份加入 FOCA，畢業後成為正職演員。入團三年。

「我小冠廷八屆、小智偉十屆。進學校時，冠廷剛好畢業。」坤融就是那個，清楚自己喜歡表演而就讀的學生。

坤融說他進去時，學校時正在推行「愛的教育」，「很多人在檢討體罰的事。像我的班導就是堅持不打學生的。」不打，但用連坐法，一個人沒做到標準，全班受體罰，「蛙跳啊，或是倒立啊，這樣的體罰。」

還是有老師會打人，坤融也聽過那一種說法，「我知道打學生是希望降低危險，這是老師一直在講的。嗯，如果用打的，就可以避免有人摔下來受傷⋯⋯我不反對，但也不是很認同，我也在感受。」

但面對學長學弟制，坤融的態度很明確，「我很不喜歡這件事，這沒有意義。裡面沒有太多指導的性質，只是想要惡整學弟來彰顯自己的地位吧。」

等到坤融也成為學長，他們班一起講好了，不打學弟。「我們想讓這件事情，不要再傳下去了。」以前學長的餐盤都是學弟洗，「我們當學長的時候，也不想洗餐盤啊——所以我們猜拳，輸的人洗。」他覺得理所當然。

坤融成長的年代，網路發達資訊流通，他不像智偉、冠廷，被完全阻隔在學校這座孤島上。「我們一直知道外面的世界，所以會生氣，會想要改變。」

但也有無法改變的事，到了坤融，學生的專項仍是由老師指定。「嗯，老師說由他分配比較公平。」他的專項是「晃梯」，坤融可以在常見的 H 梯上保持平衡與移動。「我當時沒那麼有興趣。」整個國高中都在練晃梯，面對其他有興趣的東西也不可以碰。「畢業後，我整整一年沒有碰我的梯子。」

當看 FOCA 演出時，他讀到「這些作品想要表達一些東西」，不只是技巧，而是有要說的話。坤融說這是他一開始最困惑的。「我只是個平凡人，我到底要表現什麼？」但在團裡慢慢摸索中，他發現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特。「這需要長出自信。那跟技術無關，要先找到自己，才能表現出自己。」

這個夏天，新的實習生進團，坤融不再是最小的了。雖然抬頭看，上面的學長姐都有太多可以追隨的空間，但坤融也不覺得自己就是差。而且，「學長會帶我，他們願意等。」

這種感覺，大概是學長們所沒有過的體驗。

人才不再是過去那樣，大把大把從學院這座練兵場，直送而出——但可以思考的是，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人才，而人才需要什麼樣的新世界？下一個階段還有些模糊，但 FOCA 這群男孩似乎沒有害怕。

想起偉辰說，練技術的時候，怕很正常，但要調整心態到不怕，才有可能練成。「以前要練高空，是會直接被拉上高空，練到麻痺為止。」

現在，他不會這樣做，他會給學弟一張小凳子，「你先在小凳子的高度往下跳，跳的時候感覺不怕，然後把這種不怕的感覺記起來。下一階段有人把你拉上高空時，你用這種不怕的感覺對接——你就會享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