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營裡的聖誕快樂:民國女同志與歐洲歌唱家的情書日記──專訪《閣樓上的秘密》導演
編按:1944 年的平安夜,被關押進納粹集中營的比利時聲樂家奈莉(Nelly Mousset-Vos)正和幾位獄友唱著聖誕頌歌,暗處突然傳來女聲說,「唱《蝴蝶夫人》吧。」說話的人是同淪為階下囚的清朝外交官之女黃訥亭(Nadine Hwang),這是兩人初次相遇。在看不見光亮的集中營裡,愛情成了支撐兩個女囚走過恐懼和苦難的唯一希望。
2022 年女性影展「酷憶似鏡」中選映的紀錄片《閣樓上的秘密》(Nelly & Nadine),是導演馬格努斯格騰(Magnus Gertten)第三部關於二戰倖存者的紀錄片。本篇導演訪談由女性影展授權 BIOS monthly 刊登,導演與奈莉的後人一同重訪當年的日記與檔案,重新拼湊那個熟悉的恐怖歲月裡,並不為人熟悉的故事:集中營中的女同志情誼、作風超前世代的民國才女、跨越膚色的愛情相守,以及既公開又躲藏的同志文藝圈——在那個年代,有些平凡的愛情故事,注定成為傳奇。
Q:《閣樓上的秘密》以一張集中營的歷史照片作為旅程起點,當中翻掘出來的,不只是鮮少被提及的亞裔女性納粹倖存者,同時也揭開集中營中女同志情誼的存在。是否能談談拍攝本片的原因與契機?
在《閣樓上的秘密》片頭,觀眾會看到一段於 1945 年 4 月拍攝的檔案影像。這個片段記錄下許多從集中營救出來的倖存者。她們最終抵達瑞典馬爾默(Malmö),也就是我的家鄉,而影像記錄下她們重獲自由的歷史時刻。
我在 2007 年第一次看到這段畫面,便開始對這些女人的身世感到好奇,幻想哪天我能指認出她們的真實身分。後來,在《閣樓上的秘密》之前,我接連拍了兩部片,都是跟這段檔案影像有關。其中第二部就叫做《每一張臉都有一個名字》(Every Face Has a Name),這部片指認出所有站在港口的女性名字,並於 2015 年首映。當時我想我已經做了兩部跟二戰有關的電影了,差不多可以收尾了。
2016 年,《每一張臉都有一個名字》來到巴黎,應該算最後一次在大銀幕放映。11 月,在我抵達巴黎前,我收到一封信,寄件人是一對來自巴黎郊外的務農夫婦。他們告訴我,他們有個我可能會有興趣的故事。於是,我在一家咖啡廳和他們見面。我們喝了點紅酒邊聊天,然後他們秀了幾張照片給我看。
他們將這美麗的愛情故事交付予我,我知道我得再拍一部片。
Q:紀錄片以奈莉的外孫女席樂薇的視角,探索奈莉和黃訥亭在集中營中的經歷,以及離開集中營後兩人的同居生活。雖然曾經有過互動,但在此之前,席樂薇從未思考過奈莉和黃訥亭的關係。對席樂薇來說,揭開家庭秘密的過程是什麼樣的經歷?
這對席樂薇來說並不容易。我第一次跟她見面時,她並不想參與拍攝,所以我必須再回去一趟。那次她才跟我說,家裡有一些她無法閱讀的日記,閣樓上還有未開封、未整理的儲藏物。
第二次我見到她的時候,她說:「好,我得踏上這趟旅程。」她得去面對家族秘密:她的外婆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外婆在戰爭期間到底經歷了什麼?
席樂薇一開始其實不太自在,但當這部片在柏林影展世界首映時,她在台上展開雙臂,以一種很放開的姿態接受觀眾的掌聲。包括她所經歷的這一切、她的參與化為這段愛情故事的一部份,她也對自己的參與感到驕傲。
事實上,整個過程也只有她可以做出決定。我身為導演,就只能試圖在事情發生時,在她旁邊、在現場。是席樂薇自己決定要踏上這趟探尋家族歷史的旅程。
當然在過程中,她也有不想談、或覺得不自在的時候。例如,當我們與美國女性主義作家瓊申卡爾(Joan Schenkar)見面時,有些時刻是非常殘酷的,對席樂薇來說是場硬仗。當對方說出「是否從沒想過這兩人或許相愛?」,這句話猶如打了她一巴掌。但申卡爾也同時說出了本片最核心的一句話:「在這個社會裡,沒說出口的事,就不算數。」這是這趟旅程的必經之路,而席樂薇最後也願意接納,願意說出口了。
Q:瓊申卡爾在片中談及娜塔莉巴尼(Natalie Barney)的事情——娜塔莉巴尼不僅是當時重要的女性主義作家、公開的女同志,同時也與黃訥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段談話是個非常令人驚豔的片段。
這也是一段被忽略、被壓抑的歷史,我也非常開心能找到在歷史上少數僅存的娜塔莉巴尼的動態影像。雖然那些影像是在1960年代拍攝的,但絕對是她沒錯。
我和席樂薇約在巴黎見面,我獨自走在街上,想去看看當時娜塔莉巴尼的住所。結果進不去,在賈克博路(Rue Jacob)上也沒有任何名人故居的標示牌,經過的人甚至不知道這地方有長達六十多年的時間是法國、甚至是國際間最重要的文學沙龍。也因為娜塔莉巴尼所支持的那些女性藝術家,這地方深具意義性,是一段應該要被訴說的歷史。
Q:這趟旅程始於一段檔案影像,也是您的電影中經常處理的媒介。想請導演闡述一下您是如何看待檔案影像的運用?
在電影裡我使用了三種檔案影像。第一種是新聞影像。我認為大家在使用檔案素材時,不要覺得只能認命接受自己能取得的素材,不要只會想「我只要找到好好利用它的方式即可」。反之,你可以以更深入的方式面對素材,挑戰它,提出艱難的問題。
奈莉和訥亭在戰後拍的八毫米底片,對我來說是個禮物。這些大部分都是訥亭拍的,而你也可以感受到拍攝者與被攝者之間的特殊情感,那是愛。這些影像讓我們得以一窺她們的委內瑞拉日常。
人們時常問我,為什麼她們最後去了委內瑞拉?我認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當時那個年代,即便在比利時同性戀伴侶不是違法的,要在那過生活也不是那麼簡單。而委內瑞拉正開始繁榮了起來,所以她們最後選擇在那生活,並在那裡建立起她們的生活圈。
第三種素材則是我稱之為「詩意的檔案影像」,也就是奈莉在集中營撰寫的日記內容。對於導演來說,真正的挑戰是:當你有一個關於集中營的故事,你該配上什麼樣的畫面?我們花了好幾個月研究嘗試。
後來我們找到紀錄片大師亨利斯托克(Henri Storck)所拍攝的紀錄片。為了拍攝,他必須與比利時的納粹政府達成某種協議。因此片子存在著某種黑暗、詭譎神秘的氛圍,我們就加以運用,來配合日記的內容。
Q:在被納粹逮捕之前,黃訥亭不只活躍於當時西歐社交圈的文藝沙龍中,也曾回到中國,在北洋政府中擔任軍官,不管在東西方都是獨樹一格的人物。然而即便黃訥亭是如此不可思議的存在,她在華人世界中尚未被廣泛認識,且仍有許多尚待挖掘的面向。
在幾場放映會上,我有遇到一些年輕的中國觀眾,他們覺得很震撼。他們跟我說這部片即便是對於現今的中國觀眾來說都是深有所感,特別是講到你們的大鄰居——中國,他們生活在無法自由表達意見的地方。我們也遇到一些中國導演,他們也在做一些跟訥亭有關的紀錄短片。
她是中國駐馬德里外交大使的女兒,之後搬回中國一陣子。同時,她也是個非常摩登獨立的女人,她開車、從事運動、學五種語言、擔任律師,也曾是北洋政府末代總理潘復的祕書。她在中國什麼都有,但她最後決定前往巴黎,其實為的就是過上一個忠於自我的人生。
我第一次在影像中看到黃訥亭的臉時,她臉上的神情在人群中非常突出。她當時雖獲自由,但看起來並不開心,甚至有點反抗、挑釁的意味,似乎在質問拍攝她的相機:「你在這做什麼?你根本不了解我。」我們當時只知道一些她早期的生活,但對於她戰後的人生一無所知。我們過了好久才開始有點頭緒,也是多虧於席樂薇願意與我們展開這趟旅程。
雖然我們從奈莉的日記中看到很多關於她的事情,但黃訥亭確實是本片巨大的謎團。我也希望有人能夠繼續研究黃訥亭的生平。她真的是個非常酷的女人,她的勇敢令人不可置信。唯一令人感到遺憾的事情是,目前在中國串流平台上流通的紀錄短片,她作為女同志的面向隻字未提。紀錄片中談論了所有事情,唯獨這件事沒被提到。
Q:隨著奈莉和黃訥亭生前的足跡,這趟旅程也來到兩人曾經生活的拉丁美洲,我們也看到這段故事如何傳到下一個世代。對你來說,這趟旅程中最令人難忘的事情是什麼?
老實說我從沒想過在委內瑞拉會出現在這樣的電影中。拍這部片,其中一件非常難能可貴的事情,是見到她們在委內瑞拉的老朋友,例如何塞羅維拉(José Lovera)。他時常與奈莉、訥亭見面。他現在因為當地的政治環境,無法繼續生活於委內瑞拉。
羅維拉是一位很美好的人,但他也同時說了一些讓我們感到困惑的話。在訪談後,我跟他女兒聊天,她說:「我父親在這一生當中,一直無法表達自我,成為他真正的樣子。」因此即便他有了家庭,某種程度上他也是藏匿著自己。但她也跟我說,「父親願意讓我談這些故事。」
這些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部片跟現今社會息息相關。它不只是討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故事。當然,因為在片中他女兒跟我們說了他的故事,我們也很期待他能出席柏林影展的世界首映。不幸的是,他去年十月確診過世,沒機會看到這部講述他部份人生的電影,這令人非常傷心。
事實上,這部片應該要跟現今有關。雖然他很難定義為一部所謂的「倡議電影」或「政治電影」,但它本質上即是一部政治電影。當你發現,為了這部片爭取經費時,或是完成後在各地映演時,你都會遇到許多困難。例如,當我們將這個想法告訴波蘭國家電視台的時候,它的代表告訴我們:「雖然這是部很美的電影,但我們沒辦法在波蘭公映」。
當你旅行至五十、八十個國家時,你會發現這些人權並非被廣泛尊重。因此,我希望這部片能夠鼓舞人心,能夠與觀眾的人生產生連結。關乎觀眾自己與愛之間的關係、對愛與生活的詮釋。
Q:在電影中有提到,奈莉和訥亭曾經有想過要出版她們的日記,卻因種種原因而無法如願。這個願望有可能在今日實現嗎?
我們也常常被問到這個問題。在柏林影展時,席樂薇有自己回答過這個問題。她說她已經著手撰寫和蒐集素材,其中素材包含日記、信件、照片等等。她試圖瀏覽、閱讀所有的檔案與資料,她也說她會寫一本書。
我也深深期待這個成果,因為我們在電影中所談論的故事,只是她們倆精彩人生的冰山一角而已。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時間|2022.10.14-10.23
地點|光點華山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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