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拿諾貝爾獎，不要抨擊綠色和平。」──某位吉爾吉斯作家這樣對我說
編按：邊城何以浮世繪？常人對中亞五國的想像，或許來自課本上，橫亙大陸的天山山脈，或是講述蘇聯歷史時，被不同文明勢力間劃分的動盪地帶⋯⋯青年作家劉子超，不滿足於表面認知，選擇踏上旅途，親自見證國土的險惡與豐饒，揭開概念與名詞背後的細膩紋理，寫就《失落的衛星》。
「對我來說，寫作的意義就是去見證這個世界在巨變中的流動，拋棄那些抽象的觀念，捕捉其中真實而複雜的細節，從而更好地解釋我們身處的現實。」他如是說。
本文摘自《失落的衛星》〈邊城浮世繪〉，劉子超談土地，也談土地上的邂逅。他與吉爾吉斯的青年寫作者，阿拜，竟一同談起了文學，並從文學歧出對家國、民族的失落與徬徨。
兩場革命的發生之地，就位於曾經的列寧廣場，只不過列寧雕像早已被請至他處。同樣被「請走」的，還有吉爾吉斯斯坦獨立後的前兩任總統：第一任總統倒臺後成為莫斯科大學的物理學教授；第二任總統則逃至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被迫過起退休生活。
蘇聯解體後，列寧廣場改名為「阿拉套廣場」，名字取自比斯凱克郊外的外伊犁阿拉套天山。在這個宜人的夏日黃昏，天山鋸齒狀的白色山峰清晰可見，彷彿革命大戲散場後未及時撤下的布景。廣場中央，吉爾吉斯的民族英雄瑪納斯騎在一匹銅馬上，旁邊矗立著國旗杆。鮮紅的吉爾吉斯國旗，像一團燃燒的火焰，飄蕩在深藍色的空中。
我漫步在瑪納斯雕像周圍，望著來往的人群，順便等待一位未曾謀面的朋友。幾天前，我在天山深處徒步，偶然碰到一位英語流利的吉爾吉斯嚮導。聽說我是作家，他執意要我見一下他的朋友：「他叫阿拜．札爾札科夫，是一位青年作家，參加過革命活動。」
此刻，站在阿拉套廣場上，我試圖找到一絲革命的痕跡，但看到的僅是一座天山腳下的曖昧邊城。二◯◯五年，第一場革命發生時，吉爾吉斯剛剛獨立十五年。它在國際版圖上的重要性，因為美國入侵阿富汗而大大提升。美國在比斯凱克附近建立起一座空軍基地，成為軍事行動的中轉站。吉爾吉斯人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大發其財。不過，隨之而來的貪污腐敗，也令這個國家飽受折磨。僅僅五年之後，革命群眾第二次趕跑了總統。
「你就是下一個莫言？」一個留著小鬍子的吉爾吉斯青年問我。
我一愣，伸出手：「你是下一個艾特瑪托夫？」
欽吉斯艾特瑪托夫是我唯一知道的吉爾吉斯作家。
「我是阿拜，」這個人一臉喜慶，「你聽出我在開玩笑吧？」
「當然。」
我們的手握在一起，使勁搖了搖——莫言和艾特瑪托夫——歷史性的時刻。
「走，喝杯酒去！」阿拜說。
我們穿過廣場，沿著遍植白楊樹的楚河大道，往奧什大巴剎的方向走。我問起阿拜二◯一◯年的情景，他當時還是中亞美國大學的學生。
在阿拜的記憶中，那是一段革命與血的日子，為他的寫作提供了不少靈感。同時也充滿了荷爾蒙氣息，甚至還有一絲浪漫。
那段時間，他不用去上課，每天遊蕩在街上，與試圖阻擋他們的警察兜圈子。他還在抗議活動中結識了現在的女友——一個頭腦聰明、思想開放的比斯凱克姑娘。她支持他抗議，也支持他寫作。
「她希望我有朝一日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阿拜說，「她說，阿拜，你要是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就可以在頒獎晚宴上跳舞了。」
我笑著問：「你有為此努力嗎？」
「我已經辭去了工作，試著每天寫作。」
我們談起艾特瑪托夫。他既是蘇聯時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吉爾吉斯作家中最接近諾貝爾文學獎的人。二◯◯八年，艾特瑪托夫與世長辭，人們在阿拉套廣場上為他送葬。如今，廣場一側還佇立著他的銅像。
在阿拜看來，艾特瑪托夫是第一代完全融入蘇聯體制的吉爾吉斯人。他的父親是共產黨的高官，在「大清洗」中遭到處決。他在大學時代學習畜牧業，隨後到莫斯科進修文學。一九五八年，他在蘇聯的文學雜誌上發表小說〈查密莉雅〉，描繪了遙遠的群山、秋天的草原和草原上的愛情故事。這篇小說讓他一舉成名，那年他不過三十歲。
我問阿拜是否讀過艾特瑪托夫。
「當然，艾特瑪托夫是每個吉爾吉斯人必須閱讀的作家，就像中國的魯迅。」阿拜說，「不過我現在認為，艾特瑪托夫的成功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怎麼講？」
「在蘇聯的大家庭裡，每個加盟共和國都要有一個作家，能夠代表那個民族的文學——這既是蘇聯體制的要求，也是一種政治需要——艾特瑪托夫恰好成為吉爾吉斯文學的代表。」
我們走進一家看上去不錯的英式酒吧，由蘇聯時期的劇院改造。然而，除了我們，顧客只有一個西方男人，帶著一位漂亮的吉爾吉斯女伴。我和阿拜坐下來，要了啤酒。這時，我才有機會仔細審視阿拜的面容。
他有一張孩子氣的圓臉，膚色蒼白，長著一對很大的、顏色接近透明的招風耳。頭髮軟塌塌地耷拉在額頭上，髮際線很高。他不時狠抓髮根，好讓頭頂的頭髮形成一個雞冠似的造型。儘管生於一九九二年，他的眼角已經長出輕微的魚尾紋。他告訴我，這是遊牧民族的基因特點。
「對我這代吉爾吉斯人來說，蘇聯就像史前時代，與我們無關。」阿拜說，「從父母那裡，我聽過不少蘇聯時代的故事，但卻無法激起太多共鳴。」
與父輩不同，阿拜從小受到西方文化的薰陶。他的吉爾吉斯語很差，母語是俄語，但能講流利的英語和不錯的法語。他認為自由和民主是與生俱來的權利，批評政府是作家的義務。對其他中亞鄰國，他沒有太多興趣。他認識幾個哈薩克作家，僅此而已。
「我以後會去美國，」他對我說，彷彿在陳述一個既成事實，「當然，中國也不錯⋯⋯在吉爾吉斯，如果能賣出兩萬本書，那幾乎就是人手一冊了，因為讀書的人口就這麼多。」
「既然你用俄語寫作，是不是可以在俄羅斯發表作品？」我問。
「當然，」阿拜說，「在俄羅斯文學雜誌上發表作品很容易，但那不是最好的出路。」他喝了口啤酒問我：「除了契訶夫、托爾斯泰、索忍尼辛，你聽說過任何當代俄羅斯作家嗎？」
「沒有。」
「所以就算我在俄羅斯發表作品，那又有什麼意義呢？」
說到這裡，阿拜停下來看我，彷彿在等著我提出問題。於是，我問他在哪裡發表作品。
「我的一篇小說被翻譯成了英文，發表在一本美國期刊上。」
我突然想起，在天山碰到的吉爾吉斯嚮導也對我說過這件事。看得出，在比斯凱克的青年文學圈裡，此事非同小可，算得上令人矚目的成就。
我告訴阿拜，我有興趣讀一讀他的小說。誰知話音剛落，他就掏出手機，把那篇小說發給了我—速度之快，讓我感到其實他早就把這封郵件存在了草稿箱裡。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阿拜說。
我答應盡快閱讀，不過直到快要離開吉爾吉斯斯坦，我才在長途汽車上把小說讀完。小說寫了一個普通的吉爾吉斯男人，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去莫斯科打工。在那裡，他受盡屈辱，在建築工地幹活，每月把微薄的收入寄回老家。為了賺錢，他把積蓄借給一個放高利貸的同鄉，結果血本無歸。他回到吉爾吉斯，不甘心失敗的命運，再次回到莫斯科。這一次，他當上了夜總會的保安，卻失手打死一名尋釁滋事的花花公子。他被判刑入獄十五年，妻子也改嫁他人。這篇小說的名字叫〈移民的命運〉。
在酒吧裡，我問阿拜以後打算寫什麼。
他眨了眨眼睛：「通常，一個作家不會把自己要寫的東西告訴另一個作家。因為好主意會被偷走——這種事在文學史上屢見不鮮。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不要抨擊綠色和平，更不要抨擊 LGBT ——這是我的女友說的。她說，阿拜，如果你想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你就不要抨擊綠色和平，更不要抨擊 LGBT。」
「她確實聰明。」
「艾特瑪托夫原本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他自己搞砸了。有一次，他在某個歐洲國家演講，順口抨擊了 LGBT，從此西方就不再理他。你知道那屆諾貝爾文學獎給了誰嗎？高行健！」
我向阿拜保證，以後既不抨擊綠色和平，也不抨擊 LGBT，更不會偷走他的好主意。於是，阿拜告訴我，他打算寫「全球化對吉爾吉斯人的衝擊」：「蘇聯解體後，全球化將這個國家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衝擊得七零八落，成為一片廢墟，而我們這代——後蘇聯時代的吉爾吉斯人——就在廢墟當中，艱難地尋找可以依賴的東西。」
阿拜一口乾掉杯中酒，然後問我：「你覺得怎麼樣？」
《失落的衛星》
作者｜ 劉子超
譯者｜陳品芳
出版者｜新經典文化
出版日期｜202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