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瞳｜我們終在趕赴明日的聚會——徐小明《去年冬天》與小川紳介《壓制之森》

「步出洞窟，重新返回時間快速流逝的峰。重新確認名稱。洞窟裡，一切都是當下而無名。洞窟裡存在著恐懼，但這恐懼是一種受保護的感覺，維持完美的平衡。」——約翰伯格。

今日之所見僅是明日世界的影子，有些孩子已經搶先一步知道。於是我們俯首案前振筆疾書，在從「家屋」撤離前留下大量革命手記。一切革命的共同敵人是「明日」，而「明日」有千萬種具象：1960 年代日本大學生死守的學生會館大門、1990 年代台灣青年胸懷的美麗島餘溫、又或二十一世紀千禧世代尚待釐清的自我認同。為釐清敵人的面孔，聚會因此產生。

In what costume shall the poor girl wear / To all tomorrow's parties

徐小明導演 1995 的作品《去年冬天》，以 1979 年美麗島事件後、九〇年代的台北為背景，將整世代的革命化約為一對師生的悲劇戀情，不僅講運動後「被剩下的人」，冥冥中也點出運動中的「被缺席的女人」。

故事自特赦減刑令發佈的 1990 揭開序幕，當年視愛情為革命的女主角琳琅，為替被捕入獄的革青愛人王戎完成未竟之業，抱著土製炸彈衝入美麗島現場，自焚未果、反而被捕入獄。時光流轉，囚居十年革命中途島的琳琅，如今剪去長髮、放下少女身段，出獄後心心念念要與同袍重逢修復山河。未料特赦後的霓虹城市裡，革命已是小家子氣的話題：她走訪城市尋找當年街頭夥伴，試圖重組聚會場景，可當年赴湯蹈火的少年少女，如今不是結婚生子泡咖啡店、就是夜市擺攤做頭家人。

他們好聲好氣扮演成熟大人，欲為琳琅洗塵：「時代在變，妳也該跟著變。」她丟下碗筷憤而離席：「不是時代變了，是你變了。」

被迫解散的隊伍裡，總會有這麼一兩個琳琅這樣的人，信守諾言卻成了不合時宜的傻子，而同儕的憐憫裡，竟帶著那麼點嘲諷意味，怪琳琅不懂得盤算，固守男女之情與政治二元論的不識時務者，當然沒有籌碼換取前往明日聚會的入場券。

反觀美麗島時琳琅假死的愛人王戎，則是革命時代的「識時務者」：當年的歷史系革青早已娶妻生子，在台北開家風雅咖啡館，用地下室的氣功國術、假日的棒球打擊排遣昔日的國仇家恨，偶爾則揮揮筆桿，寫篇無關痛癢的筆者投書，順道風光展演政治與家庭中的大男人形象。王戎除了成就一個平凡的中產階級幸福場景，更成功塑造其經歷大風大浪的知青形象。

「政治冷感」的嫩妻不時對王戎嬌嗔說道：「有時候，我覺得我們這一代的無憂無慮真是罪過。尤其是面對你的時候。」書寫使男人感覺良好，王戎放不下當年叱吒沙場的偶包，不忘在家庭重製偶像崇拜，搖筆桿自我高潮。

然而，當舊愛琳琅無預警重返世界，王戎的布爾喬亞革命夢應聲瓦解。彷彿象徵著被革命青年凌辱的內在小孩，琳琅的復仇使所有「時代的識時務者」相形疲軟：她用當年抱炸彈入沙場的果敢，親訪王家咖啡館與大嫂對峙、到打擊場圍堵王戎，最末更抱走王家的兒子奔逃。可惜的是，徐小明鏡下的女人終究臣服於陽具之下，僅在革命中作為歇斯底里（hysterical）的次要角色。從淪為職業婦女的女覺青、到獨守空閨而孤死家中的老母親，乃至懷恨自盡的琳琅，她們在時代中持續噤聲，只得由王戎自以為是下一眉批：「若那年冬天讓妳走，什麼事都不會發生，這一切都是我的錯。」

女孩該穿什麼赴明日的聚會？運動中的女人、乃至堅守理想的孩子，該如何尋找屬於自己的聲音？此一永無止盡的命題，與 1970 日本全共鬪年代「我們該如何活著」的論戰不謀而合。

For Thursday's child is Sunday's clown / For whom none will go mourning

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的早期代表作《壓制之森》，保存了日本新左翼運動重要轉折點「羽田事件」前夕的珍貴映像。以 1967 年發生在東京郊區的「高崎經濟大學學生會館事件」為切入點，小川的隱藏式攝影機紀錄了學生自治運動下，少年們在校園內外對於「主體性」及自我的反思。

相較於《去年冬天》裡角色在「運動過後」的世故，《壓制之森》裡自治會學生的持續咆哮，是對於「長大」、「離開校園」的抵抗。1970 年代的學生運動，逐漸由日本政權的獨立性延伸至大學主體性，運動者們關心學生自治權以及大學經營者的違法問題［註2］。而對於校園體制的反動，更進一步形塑六〇青年對家庭、職場的思想（イデオロギー，Ideology。）

之於冷眼旁觀的大人，這場長達半年之久的佔領事件，只是一群「行徑無聊透頂」的少年仔在骯髒社辦裡無事生非。但之於十幾二十歲的少年而言，校門象徵著社會與校園、他者與個體、家庭與自我、右翼與左翼的分界，而學生會館更是不可侵犯的中間地點。高大自治會的核心成員表示：「學生會館是孕育戰鬥力的據點，這個據點孕育著我們的思想。只要能繼續孕育戰鬥的思想，多少帶著點玩樂的心態也無所謂，但你回家看看，就只有無聊的生活等著你。」無聊的中產階級生活，既是少年的宿命，亦是創作的繆思。

台灣校園裡也曾存在日本「學生會館」這類混雜玩樂與論戰、集結各大自治社團的活動場景。尤其在台灣服儀改革、課綱微調等高校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 2010 年代尾聲，發生在師大附中的地下室社辦拆除事件，更與《壓制之森》中的佔領事件異曲同工。2017 年附中校方以地下室違法使用為契機，意圖拆除熱音、吉他、熱舞等大社的地下社團辦公室，引發學生一系列社辦破壞事件，七十週年校慶集會時，更有強制消音、掛白布條等學生抗議行動。

無論 1967 的高崎經濟大學或 2017 的國立師大附中，少年對校園自主的捍衛不可被化約為「與大人的抗衡」，而是體現《壓制之森》中運動者所言的：「（學生必須）一邊抗爭一邊尋找意義。」匯集了各大學生社團的地下烏托邦，促使學生得以在「今日館內空間」透過自我批判，共同孵化對於「明日館外世界」的想像。暫時撇除明日屬於誰的問題，為了誓死抵擋明日的到來，少年們的聚會必須發生。

紅色麥克筆、工地安全帽、土製炸彈、孔版印刷地下刊物、自我審查，即便物換星移，元素卻亙久存在。我在二十一世紀觀 1967 東京的《壓制之森》、1995 台北的《去年冬天》，竟發現每個對抗明日世界的少年心裡，依舊住著一個穿著白色汗衫叼菸屁股的小孩，不時搖指威脅你 : 「不是當年說好要一起幹到底？」

在這名為革命的遊戲裡，誰先離（長）席（大），誰就輸了。洞窟裡的孩子持續原地舞蹈，趕赴所有明日的聚會。當革命延燒侵入生活，行動本身便是意義。

註 1｜文章標題及歌詞引自《The Velvet Underground & Nico》專輯 〈All Tomorrow’s Parties〉一曲。
註 2｜安藤丈將，《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第二章「新左運動的形成──改變日常性」，111 頁。

【致憤青・文協百年紀念影展】
場次表、售票資訊等請見官網

【許瞳】
1999 年出生的台北女生。喜歡恐龍與六〇年代的復古靈魂，難以投入生活的時候，就看書看電影。曾出版散文集《裙長未及膝》（2017，聯合文學）、《刺蝟登門拜訪》（2019，悅知文化），記錄新世代的城市觀察。關注Z世代創作力，共同創辦《不然呢Brand New》青年文集。除了中文書寫，也透過英日翻譯將故事轉印為不同語言。偶爾在 Instagram 寫寫字，談談書（@hitomix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