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吃感化國際劇組，拍出台灣味 ——專訪《孤味》導演許承傑、演員陳淑芳

蝦捲在油鍋裡炸得滋滋作響。

陳淑芳（導演都叫他淑芳阿姨）飾演的秀英阿嬤用筷子一面翻攪，讓蝦捲能均勻上色，一面和身邊的孫女說，「我們台南人說，不管做什麼事情都要專心，這樣所有事情才會順利。這就叫做——孤味。」

這是短片《孤味》的預告，以蝦捲和阿嬤，清楚地介紹了主軸：這是一個屬於台南家庭的故事。

秀英阿嬤的原型，其實確有其人，就是導演許承傑在台南土生土長的外婆。

許承傑口中的外婆，擅長做菜、脾氣剛硬，有古早時期女性的堅毅。這件事情從外婆篤定要為家裡生下男孩不可，就可以感受出來。為了不讓外公嫌棄她無法產男丁、延續香火，以此為藉口老是去找別的女人，外婆一路生了七個女兒，才終於盼得兒子。

本以為外公沒得抱怨，該好好待在家裡了，沒想到他卻無預警地離家出走。「老一輩的夫妻關係，沒有所謂分手和離婚。如果覺得雙方不適合，就只能遠走高飛了。」外婆一個人努力工作、勤儉持家，把孩子們都拉拔長大，似乎相信著只要專心把家顧好，丈夫總有歸來的時候。但就在許承傑唸國中的某一天，外婆突如其來地收到外公病危的消息，並且留下希望安葬在台南的心願。一生辛苦奉獻沒想到等來的竟是噩耗，更讓人感到衝擊的是，當外婆心不甘情不願地去醫院，不只領到丈夫的遺體，還見到陪著丈夫走完最後一程的「女朋友」。她籌辦喪事的同時，還要試著和丈夫晚年的戀人共處，兩個女人都很無奈，卻為了愛和家庭，必須走在一起。

這段真實的經歷聽起來極富戲劇性，成為許承傑心裡對外婆最深的記憶，決定要寫成劇本、拍成電影，成為《孤味》的雛形。

舊時回憶，在畢業製作重演

許承傑正就讀紐約大學電影製作研究所導演組，《孤味》是他的畢業製作。

其實，他本來在清華大學唸的是理工科，只是喜歡看電影、寫小說、讀散文，因緣際會在學校的通識課做了製片和編劇，就像被打開開關，開始思考投入電影產業的可能性。畢業後他跟過幾次拍攝，也在動畫公司擔任實習編劇，投入電影工作的經驗不多。懷抱著想進一步學習導演與製片方面專業的心態，報考紐約大學研究所；「很幸運的，學校願意收我。」

紐約大學重視實拍，同學和學長姐都習慣相互支援，組織成跨國的劇組，由導演分配職位，大家一起飛到拍攝地點開拍。這次《孤味》也是一樣，他邀請自己的同學、教攝影的老師、香港和台灣的工作者組成劇組，聚集在臺南拍攝。「我對台灣電影圈比較不熟。等到 casting 拿淑芳阿姨的照片來，就覺得身形和氣質很像外婆，立刻列為第一志願，幸好阿姨看完劇本就答應了。」

「但我跟他外婆一點都不像！」淑芳阿姨丟出爆炸性的發言。

她笑說，角色設定是生了七個女兒一個兒子，「可是我只有生一個兒子啊，秀英在想什麼，她有什麼情緒，我一點想像都沒有。」不過阿姨解釋，身為演員，就是要去搞懂不同人事物的經歷和心境，於是她找上同樣生了七仙女的朋友，「我問她，老公有沒有怎麼樣？她說老公還好，但婆婆很在乎要生男孩，所以生到第三個女兒，她就哭了，卻還是要擦乾眼淚、繼續生。」阿姨說，每一次接到與自己大不相同的角色時，都能在向外詢問和探究的過程，逐漸理解人生中的各種樣貌，作為往後揣摩類似角色的根基，「拍完孤味，以後就可以駕輕就熟地演經歷類似的母親角色啦。」

小吃取代便當，讓國際劇組拍出道地「孤味」

淑芳阿姨談起拍攝《孤味》的過程，總是臉帶笑意、情緒高漲。「拍這部電影很好玩！」第一，劇組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工作人員，溝通起來有很多有趣的事；拍到後期，有時候不需要語言，光看肢體互動都可以理解對方的意思。第二，劇組準備的餐食讓淑芳阿姨念念不忘，因為他們不吃便當，而是台南小吃吃到飽。「拍戲的人，吃便當吃慣了，有時候聞到便當味都怕，我寧願自己帶水果，換換口味。但這次製片組的工作人員都會特意尋找台南小吃，非常貼心。」第三，除了做角色功課，學習同理各種生活經歷，淑芳阿姨這次還學會了極實用的技能：「炸蝦捲」。

秀英阿嬤賣蝦捲維生，在戲中做出來的蝦捲可不能「落漆」。為此，許承傑特別派工作人員在某間台南老店學習製作蝦捲，從備料、調味、烹煮和秘方都一一練習，再帶回劇組教給阿姨。老店還無條件贊助蝦捲和食材，讓片場也有吃不完的好吃蝦捲，能撫平工作人員的辛勞。

至於怎麼讓不同國家的工作人員，都理解只能用台語表達的「孤味」二字？許承傑說，這完全要靠台南美食。「很多台南小吃店都只賣一樣食物，而且會直接變成店名；一家店只賣棺材板、只賣肉圓、或只賣肉臊飯。這是台南人對於美食的驕傲，認為自己只需要賣一味就足夠，根本不需要開成餐廳。這就是我對於孤味的詮釋，也就是單一味的獨家配方。」於是，他總會問美國的攝影師，「台南美食好吃嗎？」對方點點頭後，他就接著說，這是因為店家堅持只做一道菜，把這道菜做好，就能養活一家人了。「這就是孤味的精神，全球都通用。」

打造好的拍片環境，才找得到未來夥伴

除了《孤味》，淑芳阿姨近年也拍攝不少學生製作的影片。「我常常跟他們說，趕快出來拍片吧！他們的故事和工作氣氛，都是很好的。」年輕的工作者導戲，都是好聲好氣的溝通，不同執掌的工作者也會彼此尊重，各司其職，把自己的工作視為一種專業。像這次《孤味》的化妝師，就讓淑芳阿姨印象深刻，即便還未上戲，只要看到演員的頭髮有一根稍微翹起，都會忍不住出手幫忙撫平，確保隨時上戲都保持完美的形象。阿姨說：「我都會笑他們是工作狂。」生活組提供的小吃更是細膩，常常會換不同的口味，她稱讚道：「吃得好、睡得好，照顧整個劇組，工作效率自然會高。」

坦白說，彼此尊重、好好溝通，聽起來都是稀鬆平常的事，為什麼到了電影圈，卻變成值得稱頌的「優點」？

阿姨回憶起自己的拍戲生涯，提出了一個可能的推論：「我一開始拍電影，大家也都客客氣氣、尊重導演。但開始拍電視之後，電視台都是 live，工作現場特別緊張，戲跟戲之間要接的很緊、不可以出錯。因為快速到位最重要，溝通的素質就慢慢改變了，現場時常飆出三字經、五字經，導演也會把演員罵到哭。他們其實沒有歹意（惡意），就只是口頭禪，但會慢慢影響後來影視工作的氣氛。」淑芳阿姨解釋，像許承傑這種新一代的導演，雖然實拍經驗比較少，但受到國外的電影專業訓練，溝通方式就和傳統不同，更追求讓劇組開心、舒服的工作，「這些都有機會慢慢影響現在的電影產業。」

許承傑則說，他在台灣跟過片，也覺得某些產業潛規則不妥當。最顯而易見的是對工時的掌控：「台灣每個產業都不是很會控制工時。」在美國和香港拍攝，劇組超時工作要付出雙倍的薪水，所以他知道，無論如何要將工時控制在和對方承諾的時間裡。這次拍攝，每天都在 12 小時內收工，讓大家有充分的時間休息、吃得夠好，試圖創造比較好的工作環境。

「我覺得一部片的優劣，可能在劇本上就定型了，現場拍攝就以能讓大家懷念為目標。」這個想法，也跟許承傑的國外求學經驗有關。在紐約拍戲，大多是獨立製作的影片，劇組內人人平等，而你在工作現場的名聲，幾乎決定了未來是不是有新的機會：「別人可能不是因為劇本和薪水，是想跟你合作才會加入劇組。」因此，與其大聲開罵，怎麼一起開心做好一部影片，才是他最關心的事。「台灣電影正在嘗試不同的工作方式和類型電影，現在處於新舊磨合的階段，但我相信，未來是會更好的。」他這樣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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