耽美的藝術實踐者：專訪《花樣年華》《殺手情歌》攝影師杜可風
杜老接受 Skype 訪問時，那邊是智利的晚間九點，他跟著 cult 片大師 Alejandro Jodorowsky 的劇組在智利首都 Santiago 拍攝《Endless Poetry》。飯店房內電視機開著播放當地節目，他喝了一口手上的啤酒說：「問吧！」
如果喜歡杜可風（Christopher Doyle）替王家衛《花樣年華》、《春光乍洩》、《重慶森林》等片拍攝那種色彩濃烈而意象頹靡的影像，大概也會愛上他替菲律賓導演卡文（Khavn）拍的《殺手情歌》（Ruined Heart: Another Love story Between a Criminal & a Whore）。男女主角分別為來自日本的淺野忠信與墨西哥 Nathalia Acevedo，片中談戀愛不用言語多談，除了角色們對於愛情明確的追求外，其他在片中逃殺、性愛、雜交、誦詩等環節的意象卻是朦朧未明。
其實我也看不懂這部電影
「其實我也還是看不懂這部電影，」杜老笑嘻嘻地說。
「可是為什麼要看懂呢？就好比你不用看懂一張沙發、或是看懂我現在住的旅館房間，電影也是這樣子。」
杜可風厭棄好萊塢以金錢為出發點的功利目的，合作對象大多為對創作充滿熱情的藝術家，除了替 Jodorowsky 拍片外，上海藝廊也正在展出他與藝術家張恩利的影像展覽，九月還將在香港上映他所導演的片子《香港三部曲》。與其說他不限縮自己的創作範圍，更不如說他對於各類型的藝術創作總是好奇而躍躍欲試。《殺手情歌》導演卡文亦然，他除了是菲律賓多產的電影導演外，同時也寫詩、創作音樂，因此對杜老而言「電影，其實是讓創作者互相交流、往來的一種合作媒介。」
《殺手情歌》除了強烈的視覺效果外，帶著民謠色彩而旋律偏執的奇詭音樂，使整部片彷彿是一場在棕櫚樹下的迷幻派對。「當初拍王家衛的電影也是這樣，音樂的主題、節奏、重複性與豐富的音階變換，都如舞蹈一樣都帶給我們組織內容結構上的靈感。在戲裡面，這些角色和空間之間的關係是音樂、也是舞蹈。我的工作所要分享的，就是人在空間中的寂寞、無奈等等的情感主題。」
影像裡的空間詩／濕意
觀眾在影院中能夠體驗到的，僅有影像呈現出的有限視覺空間，既聞不到當地黏膩悶濕的氣味，也非長期生活在那頹廢危險的環境裡，但透過杜可風的視角，《殺手情歌》中的馬尼拉充滿了濃艷的藍綠色調，地面上的水窪、市場透光的藍色遮雨棚、以及許多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的灰暗角落，那個空間看來潮濕而充滿海味，當中人們像是海裡的魚相濡以沫，身上充滿腥味與慾望，在大海裡沉浮，在愛裡奮游。
「空間對我的影響特別大，只要電影裡面找的空間是對的，發展的故事也對，拍攝起來就會很順利，《重慶森林》就是一種典型。」
導演卡文希望透過《殺手情歌》傳達出馬尼拉在他眼中超現實的一面，而片中該地確實飽富色彩、陰濕水灘、骯髒而狹仄的街尾巷弄，空間在影像敘事中無疑扮演了重要角色，觀眾看見這批中產階級以外的代表性人物──黑幫、妓女、難民──在如此充滿壓迫感又光怪陸離的地方生活，相愛的壓力與無奈也就在這樣不適宜談愛的空間中顯得緊繃、跳脫。
「我們找空間是這樣的：這空間太危險了！那還是不要拍好了。欸，這地方的黑道我們認識，那就沒問題。其實我在很多地方拍片都是這樣，我們不會搞什麼哲學討論，而是看到適合的點，便安排適合的事件發生。花時間去了解空間本身跟人的來往關係，並調整消化這個空間的可能性，也是我們的創作過程之一。限制與壓力其實對拍電影是很大的推動力，所謂的困難反而是創作出發點。」
「所以年輕人去拍吧！不要以為只有我們可以拍啊！現在是容易拍電影的時代，拿個手機就可以拍，你沒有任何藉口不拍電影，也沒有藉口不去做想做的事情。你看 Jodorowsky 都八十幾歲了，也還在拍他想拍的東西。」
「其實我有不少電影都是在緊湊的時間內拍完的，四天、五天，多的時候二十天。這樣的好處在於每個人都會因此非常投入工作。現在大家拍電影的狀況大致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錢太多不知道怎麼花，一種是錢太少，所以一定要集中精神、抓緊預算去拍。在這兩種極端的狀況下，我寧願投身後者。我喜歡與契合的對象合作，抱著破釜沉舟的心情與眾人凝聚團結精神。」
最好的演員也是最好的人
本片男主角淺野忠信早在 1999 年就出演了杜可風第一次導演的《三條人》，兩人日後亦有無數次的合作，多年合作默契不言可喻。「淺野跟偉仔很像，好的演員就是你什麼都不用做，光是他們的樣子就會讓你想專心貪看。而觀眾也就是喜歡他們這樣。看他們的氣質、內在美，即便只是坐在那抽一根菸，我也可以看他一個鐘頭沒問題。」兩人因為信任彼此專業，既不用刻意討好對方，也毋須像與許多西方大牌明星合作一樣得對燈光刁鑽、處處考慮他們的心情：「其實最好的演員也是最好的人。根據我的經驗，都是那些檔次不到的演員才最煩人。」
訪問進行到一半，杜老突然歡呼：「Nathalia Acevedo 寫了封 e-mail 來給我！唉呦，她光是寫一封 mail 給我，我就開心了！」杜可風愛美、愛女人，提起合作過的女星總是無限溫柔，他曾說對女人的暗戀，對他來說是重要的創作動力，這種交織了尊重與敬佩的情感，使得女人在經過他飽含愛慕的眼光後，總是於鏡頭前顯得特別嫵媚有情。
說起在《殺手情歌》中忘情搖擺跳舞的女主角 Nathalia Acevedo，杜老笑得像是個青澀的中學男孩：「我不只是暗戀她啊，我是天天想念她，就怕把她拍得不夠美。我很欽佩她對工作的敬業態度。她有很多自己的個人創作，作為演員也很勇敢，願意演出那些色情到連我都有點不敢拍的東西。」
除了《殺手情歌》中些許情色感濃郁的場面外，杜可風幾年前跟日本劇組合作拍攝的《河童之戀》亦有不少軟調色情橋段，但這些對杜老而言，仍然偏屬創作表現手法之一，若真正要拍攝一部色情片，他就有些遲疑了。
「難道色情，就是愛情的結果嗎？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年輕人這麼喜歡談色情片？其實我推掉很多類似的片約，包括 Gaspar Noé。在我看來，他們都只是在利用人，而不是想傳達愛情、不是去肯定人類的感情，更沒有呈現出身體之美，如此就只是變態罷了。連 Lars von Trier 我也覺得沒到。不過，我也還要努力，這我知道！」
我們必須開口，問一些不可能回答的問題
杜可風合作近百部電影作品中，有實驗性質強烈的短片、無厘頭的愛情電影，也有自己執導的劇情片與紀錄片，然而他的名字仍然常常與王家衛的電影擺在一塊。卡文也曾開玩笑對他說：「你就把在王家衛電影裡沒辦法拍的東西，拍進《殺手情歌》裡吧。」杜老對此倒很坦然，笑著聲稱拍電影就像談戀愛。
「我們會因為曾經的感情，而影響下一段戀情；而昨天去過的餐廳，今天就想換個口味。拍電影與創作也是這樣，如果沒有之前拍攝那將近一百部電影的過程，我今天就不可能拍這部作品。」
「過去我所做的事情，累積成為了現在我所喜歡的自己，也讓我熟悉許多辦事的捷徑，從此省下的金錢與時間讓我們在創作上得以有更多思考與選擇。所以正是因為過去與王家衛或其他人合作的經驗，讓我可以在和卡文合作的過程中有更多創意發揮的空間。」
「我現在跟許多第一次拍電影的年輕人合作，他們可以提供我許多新奇的想法，而我因為知道拍電影的捷徑，所以能讓他們在金錢與製作時間上省下不少成本。減少那些時間、天氣、預算、人情等等的瑣事煩擾後，大家就可以更專心地投入在創作上。」事實上，杜可風從 2014 年年初，與一批香港年輕人開始陸續拍攝一部半紀錄半虛構的《香港三部曲》，電影拍攝到一半，香港發生的「佔中雨傘運動」，也一併被記錄進影片中。2015 年年初電影團隊通過 Kickstarter 向群眾募資後期製作費，獲得熱烈回響，在短短的時間內便迅速達標，九月即將在香港上映。
「我期待年輕人提出問題，就像香港佔中運動。即使全世界、包括他們自己都知道機會渺茫，但他們還是必須開口，還是必須問一些不可能回答的問題，大家才有可能進步。」
「第一，起碼你在想辦法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你才會開始發現自己身上的某些特點；第二，你會學習透過不一樣的角度面對問題；第三，只有問了，得到迴響，才會知道這不只是你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你和很多人一起分享的問題。知道自己不孤獨，知道身邊還有很多懷抱著期待與信念的人們，這就是藝術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