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最詭異的電影，治療最難解的家族情結：專訪《童年幻舞》男主角 Brontis Jodorowsky

邪典電影導演 Alejandro Jodorowsky 的作品奇詭乖離，特殊的影像魅力並非所有人都能接受，然而一旦喜歡上了，恐怕便會從此中蠱般耽看光怪陸離如是，並隨血淋淋的詩意語言起舞作樂。比起導演，這位智利裔法國籍的 Jodorowsky，似乎更像一位哲學詩人、邪教教主、或是一位可以駕馭所有天馬行空奇思異想的訓獸師。今年金馬影展將他著名的「褻瀆三部曲」：《鼴鼠》、《聖山》、《聖血》以及新片《童年幻舞》（The Dance of Reality）搬上大螢幕，每部片子都有超乎想像的豐富意念綿延相繼──在沙漠中埋葬母親的肖像、成群白兔死亡、身著禮服的青蛙、以意念控制兒子殺人的無臂女人、貧民搶食大象屍體、上萬隻沙丁魚淹沒整片沙灘。

龐誇的美學格外讓人感受到現實的暴戾，而在暴戾之中又帶染絲絲憂愁，很難不令人聯想起諸如馬奎茲《百年孤寂》的拉美魔幻寫實小說，他們的想像力同樣都張牙舞爪得如同神鬼般令人驚駭又崇拜，即便情節擺明脫離現實，文字與影像中的表情卻自然流暢得讓人懷疑我們所謂的現實，是否平庸得太過可疑？事實上，Jodorowsky 除了電影工作外，也的確被稱為哲學家，並出版潛意識心理相關書籍以及自傳小說《童年幻舞》，終於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在今年上映，是為導演在 1989 年的《聖血》之後，睽違 23 年的電影作品。

儘管《童年幻舞》充滿各種詭魅荒誕的影像，導演卻說這則自傳的內容絕非虛構得來。電影描述猶太裔的 Alejandro 成長於智利偏荒的靠海小鎮，專制的父親 Jaime 強逼他成為男人，並一心策劃謀殺智利獨裁者；有戀父情結的母親依順 Jaime，卻擁有沉著智慧與堅強的信念。在現實生活中的 Alejandro Jodorowsky跟家人相處並不融洽，真實的父親比電影中更加強悍霸道，讓 Jodorowsky 懷恨在心，而他因為是母親遭到父親強暴後所生，因此也始終得不到母親的愛。Jodorowsky 成年後離開智利前往法國發展，結婚生子後兒女也都在藝術領域有著優異的表現。有趣的是，《童年幻舞》這部作品講的是 Jodorowsky 的故事，而電影則是 Jodorowsky 的家族合作，除了由大兒子 Brontis Jodorowsky 出演父親角色 Jaime 外，另外二子 Adan 與 Axel 亦在片中客串並擔任音樂製作。

Brontis 六歲半時便已出演父親 1970 年的作品《鼴鼠》，時隔四十多年，現已是法國劇場界出色演員的 Brontis 再次與父親合作，扮演自己的祖父，某種程度上既轉化了 Alejandro 沉重的家族情節，也讓 Brontis 和父親更加親密並欣賞對方。Brontis 應金馬影展之邀來到台灣，在與 BIOS 的專訪中談起《童年幻舞》的大小事，不同於一般的演員訪問，身為 Jodorowsky 之子，Brontis 對於父親家族痛史、心理哲思等創作意念皆能侃侃而談，除了令人對於電影本身有深刻認識，更讓每人對自己的血緣情結更加有所反映。

Q：Alejandro Jodorowsky 導演曾發明了一個與心理治療有關的詞彙 Psychomagic，這個概念也被廣泛用在他的作品中。何謂 Psychomagic？而導演又如何應用於電影？

西方電影傳統常使用心理分析的語彙說故事，這類心理分析透過語言帶出潛意識、進而浮出意識，相較於透過語言來治療，psychomagic 比較像是在墨西哥、智利或中國都有的巫術療法，這種方法藉由意象、象徵，直入潛意識的層面處理問題。

好比說有個女人，她的祖母與母親都罹患乳癌，她一方面恐懼得到乳癌，一方面卻又覺得若從家族病史中逃過一劫，彷彿便與家族有所隔閡。Psychomagic 的一種療法就是讓她在胸罩裡面放入沉重的黑色金屬球，接連帶著九天，第十天時到祖母或媽媽的墳地，將這個代表負擔與疾病的黑球還給她們，以此為切割，但同時也獻上蜂蜜，象徵即使將不好的東西留在過往的世代中，親屬依然如蜜相連。這裡所謂的乳癌並不僅僅是生理上疾病，更象徵了家族的秘密，為了把這等恐懼從家史中移除，便得去完成另外某件事情。《童年幻舞》這部電影在某種程度上，就像是我父親想要終結家族痛史的一種療程。

Q：Jodorowsky 這個猶太家族，通常會替新生兒命祖父之名，名字兩代交替。所以按此傳統，您本應會被取為「Jaime」，也就是您祖父之名，為何最後卻是取名為 Brontis 呢？

因為我的祖父對我父親非常嚴厲，祖父並非用一般對待子女的方式愛護他，只一心想讓他成為強壯的男人，所以父親一直對祖父充滿怨恨。我的父親婚後有段時間生不出孩子，他一度認為是他對祖父的憎恨，導致自己喪失生育能力。後來我出世了，父親便不想再讓我們繼續陷入同樣的父子情結，因此採用了家族另外一個來自希臘的名字 Brotis。這名字既代表快樂與自由，也是父親希望藉此終結家族痛史。

Q：既然您父親希望終結家族痛史，為何又要找你來扮演祖父 Jaime 呢？

與家族的聯繫畢竟是不能否認的生命故事，我們難以斷然切絕，因此 psychomagic 或許就提供了一種解決之道。由於電影的本質是編造的虛構故事，所以人們透過電影來轉換事實。例如我的祖母年輕時想當女高音，卻被我的曾祖父痛打了一頓，叫她乖乖嫁人，但祖母的角色在本片中卻始終以唱歌劇的方式唸誦對白，使她擁有自己的聲音；我的祖父 Jaime 實際上並未真的前往刺殺獨裁者，並且始終維持嚴峻專制的形象，但在電影中他雖然一開始恐怖又強壯，但隨著故事發展，他赤裸、他傷感、變得脆弱，但也越來越有人性。所以導演既在電影中完成了父母親的願望，也透過改編故事滿足自己面對他們的親情渴望。

我父親當然可以找其他演員來飾演 Jaime，但一方面因為我們父子在電影與戲劇都有過多次合作經驗，更重要的是，讓他所深愛的兒子來飾演他所憎惡的父親，也將是一個難得獨特的體驗──因為他雖然討厭他的父親，但他卻無法討厭由我飾演的 Jaime──等於我協助他達成角色轉化與電影療程。導演刻意使用了很多誇張魔幻的手法，藉此提醒觀眾這是電影而非現實，讓人跟電影保有一定距離，而得以用客觀角度審看。譬如街道上的路人全都戴著詭異的面具、用唱歌代替說話、教堂裡採用電影的佈光方式……。這樣的設計使得觀眾可以和現實故事維持安全距離，才好去整理自己的家族故事。

Q：您如何揣摩 Jaime 這個角色？

開拍前幾個月，我的父親開始催促我認識自己的祖父。但事實上我只見過祖父兩次，根本不算認識他，對他的印象大多來自於父親對祖父的憤怒。所以既然並不瞭解他，那我就應該直接按照劇本描述去揣摩這個角色，並在導演的引導下發揮。電影和戲劇導演往往有自己一套世界觀，所以當我要去理解角色背景時，其實是要去探索導演的世界，一旦理解了導演的視角和語言，便能抓出作品脈絡進而演繹。我跟父親互相信任彼此的專業，所以能夠一起安心地經歷這段過程。

Q：電影中有一幕是 Jaime 強押 Alejandro 去理髮廳剪去金色秀髮，迫使他與過去告別，此時理髮廳有位亞裔陌生人唱起中華民國國歌，令台灣觀眾特別有感觸。請問這橋段在電影中有何指涉意義嗎？

這完全是樁有趣的意外！因為智利當地有很多世界各地的移民，大家都想成為智利人，但最後卻誰也不是，成為漂泊失根的一代。於是在理髮店裡時，導演請那位亞裔演員即席唱一首歌，而中華民國國歌剛好是這個人唯一記得的歌曲。當下大家都沒有留意，直到電影後製時有懂中文的工作人員驚呼：「這不是一首國歌嗎？」所以 Alejandro 被剃掉代表母系家族記憶的金髮時，路人也唱起了這首具有歷史意義的歌曲，竟互相完美應和。其實不光是這次，父親導戲時常常有這類有趣的巧合，彷彿是潛意識作祟。所以人在創作藝術的同時，藝術同時也影響了人的本身。

透過拍攝本片，Brontis 終於第一次造訪了父親的故鄉，看見這真實的街道、房屋、人們，這些背景不僅僅具有地理上的意義，同時更帶出了整個社會的氣氛，亦顯示 Jodorowsky 家族的重要座標。親自探索了父親的起源，使 Brontis 更能理解是什麼樣的過去，造就父親成為如今的大導演。在 Alejandro 與 Brontis 這對父子錄給台灣觀眾的短片裡面，Alejandro 曾說：「開拍前我們仍是傳統觀念上的父子關係，然而看著 Brontis 飾演我的父親，就彷彿看見父親重現眼前，也喚醒了我內心裡的小男孩。然而我並不會就此將 Brontis 視作父親，但也無法再單純將他視為我的兒子。我很難解釋這種狀態，但感覺世代間的隔閡因此被抹去了。在希臘神話中，農神賽坦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傳統上父子之間似乎總存在著雙向毀滅的關係，因此能共同呈現這樣的影片給觀眾，對我們來說是件非常喜悅的事情。」

對 Brontis 而言，這次的拍攝經驗並非要他去接納或拒絕某人，而是學習如何敞開心胸。與父親的合作，也讓他們得以同時以藝術家的身分，碰撞出燦爛的光火，並點亮存在每個觀眾心中角落、幽微而矛盾的家庭情結。今年已經 84 歲的 Alejandro Jodorowsky 帶領家族成員探觸他的童年，試圖藉由《童年幻舞》重現一齣看似殘酷的家族痛史，同時卻又像是對 Jodorowsky 家族與所有觀眾的一則祝福，讓人從觀看經驗中，獲得 Psychomagic 式的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