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們還沒認輸，殖民者就不能算贏──艾拉妮斯奧柏莎溫，原民傷口的記錄者

1971 年，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帕斯鎮（The Pas），一名女子在寒冷的早晨散步時，被數名白人男性強行拖入車中，試圖想要侵犯她，但在對方的強烈抵抗下，強暴未遂的眾人對這位手無寸鐵的女子施行嚴重毆打致死，最後將其遺體拋入附近灌木叢裡揚長離開。

案件爆發後，警方循線逮捕數名嫌犯，最終只有一名加害人在 16 年後才被判處終身監禁，其餘三名不是無罪就是因為轉作證人而免於被起訴。這名無辜的女子叫作海倫貝蒂奧斯朋（Helen Betty Osborne），是一名克里族（Cree）的北美原住民女性。

針對這起事件，許多北美原住民族團體幾乎都有一致的結論，那便是長期以來加拿大白人政府對於原住民族制度性、結構性的歧視所造成的影響。

十九世紀時，基於不希望原住民養成自我意識、認定原住民族群最終都會滅絕的想法，加拿大當局認為有必要歸化原住民，讓他們接受基督教和歐洲文化，而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之一是從兒童教育入手，用「白人的方式」去養育他們，因此讓原住民孩子從小脫離本族、脫離家庭，進入公立寄宿學校。

而海倫也是基於這樣的政策，而被迫離開出生地挪威之家[註 1]（Norway House），來到帕斯鎮。

以上段落描述的雖然是一件悲劇，但卻可以跟接著要談的北美原住民女性導演艾拉妮斯奧柏莎溫（Alanis Obomsawin）做連結。作為本屆台灣女性影展的焦點影人，其收錄的作品中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悲傷男孩日記》，以一位因為國家政策必須輾轉離開家鄉的男孩上吊自殺為故事開頭，以口白的形式述說著他的日記。

這部片不僅是一個男孩的傷心故事，而是揭示在那個時代整個北美原住民族孩童的處境，十九世紀時，加拿大當局認為有必要歸化原住民，讓他們接受基督教和歐洲文化，便從兒童教育入手，強制讓原住民孩子從小脫離本族、脫離家庭，在公立寄宿學校接受歐式教育。

從 1874 到 1996 年這百多年之間，加拿大各地 130 所公立寄宿學校註冊的在校原住民兒童超過十五萬人，當中大多來自第一民族[註 2]、梅蒂斯和因紐特三大部族。他們中間有數千人入學之後再也沒有回過家鄉，就像是這部電影中的小男主角理查，以及開頭所提到的海倫。

認真地，看歷史的傷口

艾拉妮斯很擅長用最溫柔的語調和氛圍，去凸顯強而有力的控訴。她的電影常被稱揚懂得傾聽——但我認為，她的目的不是要觀眾聽，而是要觀眾去看，認真地「看」。

《利斯蒂古吉：鮭魚之爭》展現的就是如此，在言語之間總有導演冷靜剝除加拿大白人政府謊言背後汩汩流出的傷口，她就是要在不公平的制度規則下，用獨有的視野戳破虛幻泡泡，殖民白人從來沒有認真去站在原住民族的位置上思考過，就如同許多人總以為原住民族要求的自治就是要非原住民去跳海，殊不知導演信手拈來有關於北美原住民族的傳統智慧規範，與白人所談之「擁有」是截然不同的文化概念。

例如以 1990 年「奧卡危機」（Oka Crisis）為主題，被稱為加拿大「第一民族電影的分水嶺」的《坎那沙塔奇抗爭史》，它體現的是被白人壓迫的莫霍克族人，如何在數百年來面對殖民時，期盼土地權的問題能透過協商求得共識。然而白人政權一再違背自己設定好的承諾，才終於在 1990 年爆發這樣巨大的衝突。

老實說這部片精采到讓我反思，在台灣的「我們」，要怎麼從這件事情反省。當中考驗的是社會對於族群正義的理解，是否已經深化到某種程度，否則仍然難以想像，為何還有樂觀的人可以說出「共築未來」這類的話。

抗爭中的原民女性身影

艾拉妮斯不斷用溫柔且堅強的力量挺身而出，對於不公不義可以說是親力親為，也或許是她作為原民女性的敏銳度，她很喜歡時不時拍攝女性的言詞、反應，甚至是男性在講話時，會刻意帶到同鏡頭的女性身上。

在首部紀錄長片《大地母親》中，艾拉妮斯就展現了女性關懷的多重視野：片中除了各族女性在其社會中地位展現以外，特別提到一名原民女性珍妮寇比耶在嫁給白人後，卻因為加拿大聯邦政府在 1876 年制定的《印地安法》而失去原住民族身份，因此一狀告上法院。

在當事人的口述過程中，艾拉妮斯沒有將這個話題停在法院攻防的勝負，而是用「我們怎麼能讓一條法規分裂我們」作最後註解：即使族人內部對於這樣的法案各有不同的立場，但是艾拉妮斯卻能精準抓到其中的癥結點，其實是因為眾人已經服膺於白人遊戲規則的思考模式。

無獨有偶，台灣今年也發生了類似的狀況。一名太魯閣族的母親，她所生的女兒雖然具有原住民血統，但卻因為從非原民爸爸的姓氏，就無法取得原住民族的身份，因此提出釋憲。先不論最終釋憲結果如何，這件事情確實在台灣原住民族社群中有著相當激烈的爭辯，但這些立場相左的族人們，有沒有機會在事後獲得一個和解的管道，將這些抗爭與討論的能量，或許以影像呈現，繼續化為抵禦漢人殖民遺緒影響的盾牌——這仍是台灣原住民族的課題之一。

今年的 MATA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影視節中，也播映了一部以奧卡危機作為故事背景的劇情片《豆豆》（Beans），其中一幕兩造對峙的情況下，男性族人和警察開始相互叫囂著，衝突一觸即發。然而就在此時，一群女性站在兩群人中間喊著「如果我們要獲得尊重，就必須表現得更為尊重」，雖然有過度戲劇張力，但多少顯現在奧卡危機中，原住民女性的角色也是相當重要的，這也就使得《我叫卡涵媞歐絲塔》的視角多麼珍貴。

《我叫卡涵媞歐絲塔》是艾拉妮斯製作所謂「奧卡四部曲」（The Oka Quartet）中的第二部，繼《坎那沙塔奇抗爭史》以宏觀的歷史視野記錄抗爭的來龍去脈後，《我叫卡涵媞歐絲塔》轉而將攝影機聚焦在一位年輕的抗爭女性，因為保留原住民名字而遭遇更長囚禁的故事。從個人的經驗出發，更能直觀地看見女性在抗爭事件中所身處的位置。

給下一代的電影

嚴肅和激情並非艾拉妮斯的唯一風格——應該說，是這個對原住民族非常不友善的世界逼著有意識的人蓄積各種能量，不得不展現出抵抗和意志。然而對眼光長遠的艾拉妮斯來說，下一代才是至關重要的。

在她幾部以兒童為題材的短片中，《森林奇遇記》的狂想相當驚人，不需要過多擬真的特效，只需要生命力飽滿的故事和無邊無際的想像力，就能展現屬於北美原住民族中，人與自然相處的宇宙觀，在童趣中展現傳統智慧；而《聖誕麋鹿學院》中在寄宿學校的孩童們，用可愛的筆觸畫出故事，畫出孩童的希望之光，但也畫出觀眾的惆悵。如同前面幾段提到的加拿大寄宿學校歷史，原本輕快溫暖的《聖誕麋鹿學院》搭配著《悲傷男孩日記》一起看，竟更為諷刺和心酸。

或許很多人認為這種事情只存在於過去，但在 2019 年的聖誕節前夕，一位名叫凱莉芙雷澤（Kelly Fraser）的加拿大因紐特族歌手在家中自殺，她從小生活在加拿大因紐特族特別行政區。據她的口述，住在那裡的族人居民，人生一定會見證許多創傷和痛苦，在成長過程中一定會留下許多傷疤，她的母親便曾待過寄宿學校，甚至眼睜睜看著自己母親的手臂被活生生扯下來。

整個世代的創傷是會隨著殖民遺緒留存下來的。對於我來說，凱莉的辭世是一種寓言吧，原住民族的未來命運無法也不能樂觀，但還是得走下去，因為只有在「我們仍然沒輸」的狀態下，殖民所帶來的錯誤和沉痾就永遠不算贏。

也因為如此，艾拉妮斯的作品更需要更多人來觀賞。你可以同時在《阿米盛典》中感受到來自各地各族的北美原住民齊聚蒙特婁，以音樂、舞蹈、吟唱等藝術表演形式，聲援克里族所面臨環境開發工程的社會議題，也可以從導演的溫柔中感受到她作為族人女性的堅韌不易。

加拿大原住民族的處境幾乎也可以說是全世界原住民族的處境，從理查、海倫一直到凱莉，甚至是更多更多的原住民族人，時至今日仍然在跟殖民所帶來的影響作抵抗。但北美原住民電影確實能看到不同的生命力，以及強韌的文化生存意志，《阿米盛典》提供強而有力的映證，它的存在本身對世界原住民和電影歷史來說，都有不可抹滅的價值，在世界上每個原住民族群都會一起承擔、抵抗，並且無一例外地共同走向未來。

另外在這次影展沒收錄的艾拉妮斯作品《Our People Will Be Healed》中，故事講述在曼尼托巴省的克里族社區有一個教育機構，致力於透過教育來提升整體原住民族的自信，那就是位於挪威之家的「海倫貝蒂奧斯朋克里族教育資源中心」（The Helen Betty Osborne Ininiw Education Resource Centre）。

而近幾年也從加拿大各地的寄宿學校遺址下找到許多孩童骸骨，促使整個加拿大思考原住民處境，甚至是對於所謂加拿大國慶日有更大的反思，這或許就是一個往前邁進的前奏吧。

註 1｜挪威之家：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一處社區，居民以加拿大原住民為主。
註 2｜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加拿大數個原住民族的通稱，以避免使用較具冒犯性的「印地安人」。但第一民族中並不包含梅蒂斯族和因紐特族。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時間｜2022.10.14-10.23
地點｜光點華山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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