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我不想、我不是── Gap Year 兩廳院壯遊，在否定句中尋找答案

千尋沒有逃走。

宮崎駿曾說，當千尋誤闖那個世界，如果一開始就喊著要回到爸媽身邊，那湯婆婆大概會馬上把她變成一隻殺來吃之前只會拚命下蛋的母雞。好險千尋喊的是：「我想要在這裡工作！」——眼前六位平均年齡 25 歲的 Gap Year 成員，使我聯想千尋在油屋工作的身影。那裡神怪聚集，她秉執初心，雖然迷惘也會哭泣，但始終握著自己的名字找路。

兩廳院藝術基地計畫中的子計畫「Gap Year 兩廳院壯遊」邀請一群青年侵門踏戶，直闖大廟東看西看。計畫自 2019 年以實驗精神展開，終於在 2021 年重新被定義，確立了培育「營運者」的主軸。一路往下走，入選的少年少女以一年的時間，在機關層疊的廳院裡試著穿透管理者視角，梳理產業各面向相互糾結的淤塞，同時也洗透自己的疑問。腳步還有些猶疑，姿態偶爾踉蹌，但他們時而直言尖銳，時而坦白自己的無明，建構了一張照妖鏡，照見屬於這個世代青年的思辨脈絡，也清楚反射一座龐大組織的可能與限制。

在 Gap Year 計畫裡，沒有標準答案，只有「臂距」標準。如果你要問 Gap Year 計畫是什麼？那接下來都會是一串否定句。該計畫的主理人是兩廳院藝術總監室的執行特助徐郁筑，她清楚的定義：「這計畫裡的成員可以按自己的速度，長成自己的樣子。他們不為兩廳院工作，他們不替兩廳院的政策背書，他們的觀點不代表兩廳院。但他們必須要為自己的所有言行負責，並且靠自己站起來。」其實不用她來說，在她身邊的六位成員，全都在實踐這個標準。

咳，還是官方地說一聲：以下言論不代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一年 Gap Year 

這一年，主修導演、也做接案演員的周安迪都沒有創作。原本明確要進行創作的他，卻選在 Gap Year 計畫轉以培育「營運者」為核心的這一年加入，「我猶豫到最後一刻，直到我的薦骨發出很大的聲音——是它叫我去做！」他談的是人類圖。而就讀劇場研究所的郭家瑋，也是看了前面兩屆最後的呈現懷抱著創作心情報名，「結果面試當天我才發現，啊，原來這一年不是要找創作者。」

其他成員的加入動機就沒有這麼歪樓。在英國讀完藝術行政與文化政策的唐歆瑋、因為疫情從美國返台暫停劇場碩士學程的高慕曦、在法國有華語教學經驗的劇場迷鄭筠蓁，對推廣藝術懷抱目標的陳明緯，手裡握著各自對劇院定位與藝術價值的好奇，準備挖掘答案。

除了順著年度大事跑行程，計畫全員以兩廳院八個部門為視角深入上半年的「台灣國際藝術節」（Taiwan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Arts，簡稱 TIFA）與下半年的「秋天藝術節」，同時積極關注場館提出的「共融」、「數位」政策，在不同業務部門間輪轉、參與例會。計畫開放最大的權限，將主動權交給所有 Gap Year 成員：想邀請的講師名單、參訪對象、參觀的館舍，全都由成員提出與決定，一個關於「營運」的共學機制於是成型。

六名成員卯足精力，如海綿般大力吸取。但在吞進滿腹精彩事件與對話的後續就是——更多的疑問。一個提問卻增生分裂成數個，每一個答案都似笑非笑地反問他們：「你確定這是答案嗎？」

前面兩屆以創作為方向，創作者各自爬山。但營運者要如何擬定方向以及最終的呈現？這是今年 Gap Year 成員們對計畫的大哉問。「我們滿早就確定，我們是六個人作為一個團體來觀察兩廳院。」疫情期間，六人各自在家中，透過視訊會議召開例會以及共學，郭家瑋說那個時候很痛苦，卻也很重要。「沒有其他外務分心，你才能更專心地從別人講的話裡面，看到那是什麼。」

最初他們給自己的主題是：討論劇場與藝術的「公共價值」。

「一開始會想到公共價值，是因為我發現我們六個人對於這個產業與藝術，可以做什麼、帶來什麼價值，關注的點都很不一樣。」唐歆瑋表示，這個不一樣正好就是「公共價值」的基本概念。「藝術可能為我們帶來純粹的情感體驗、或是思想上的衝擊，但它也可以在人類社會中創造各種其他價值——教育、外交、經濟發展，這些面向的集合才成就了藝術的『公共價值』，我們不應該只專注在某一種單一面向上面。」

但後來，這個討論不得不終止。成員發現「公共價值」或「公共性」這些詞彙所指涉的範圍太廣，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讀和詮釋。六個人對於一個節目、一座劇院、整個藝術產業應該長什麼樣子，誰可以拿到多少資源，什麼面向應該要被重視——都充滿歧異，更何況是整個兩廳院兩百多名員工？

一座國家級藝術場館 

六名成員有各自的背景與經驗，持著不同的視角，在 Gap Year 一年的時光，他們把價值觀拆開、重組，有時互相敲打，更多時候是跟環境碰撞，留下看似凌亂的點點足跡。但如果把這些足跡拉長看，或許就走成幾條摸石過河般刺激又有趣的路徑。

像是這幾道時常盤旋繚繞的提問，它構成也許是也可能不是的路⋯⋯也常在劇場找路迷路的朋友，歡迎在臉書貼文處留言，第三屆 Gap Year 的成員們，可能會聽見喔——！

Q1. 你現在談的是誰的公共價值？

高慕曦在 Gap Year 的當頭棒喝，是她看完某檔 TIFA 作品後的「驚醒」。「看完它，我認真在想說，到底是哪一個環節有問題？為什麼那個作品呈現在台上的樣子，跟它的節目論述、和它號稱要做的事情、它的意圖，並沒有有效地傳遞給觀眾？」

「因為其他人講的公共價值，可能不是我想像的公共價值。」六人分析，如果 TIFA 的藝術節策劃目標是要讓有發展性的國內節目有往下一階段邁進的準備條件，那似乎可以接受節目的最終呈現和原始目標有誤差。但如果站在另一個立場，「兩廳院的預算從納稅人的錢來，我為什麼可以接受花這麼大一筆錢，來看一個做的跟講的不一樣的演出？」

周安迪出聲緩頰：「哎，其實，藝術就是一個很難定義、很難被評價的東西。」有製作經驗的他相信，兩廳院節目企劃部在挑選節目、陪伴節目從排練到裝台、演出的過程裡，一定有睜大眼睛地看到問題，心裡有許多自己的判斷跟聲音。「可是，作為一個館方，該說嗎？要說多少？要怎麼說才不會變成我在『干涉』創作自由？」

「自由，其實也是公共價值的一部分，藝術家有創作、言論的自由，但場館有其公共任務——要確實地讓觀眾接觸到完整度高的好作品、要小心花費預算、要盡可能開放空間滿足團隊的演出需求⋯⋯經營者如何拿捏公共價值的實現與詮釋？把關要做到什麼程度？就可能會遇到矛盾。」面對高慕曦有重量的提問，周安迪又再次鬆鬆地說：「這個界線就很難抓嘛，好像這就是這個工作的一個特質？」

「一個場館裡面上演一個作品」——這一句話背後藏著看不見盡頭的千絲萬縷，互相交纏。每一個論點都沒有錯，卻又會互相違背。沒有人想要騙誰，但又很容易感覺被騙。

宣傳用語或在談行銷時常說的「節目包裝」，成為眾矢之的。

Q2. 一定要談議題嗎？節目之外的想像？

2021 年秋天藝術節以 Act of Tomorrow 為策展精神，以七檔節目回應博奕文化、AI 科技、底層勞權、群眾運動、網路霸凌、語言暴力、政治權力等七項議題。

議題為導向的安排，讓郭家瑋質疑：「藝術家或許會有想透過作品呈現的議題，但是到了場館與觀眾溝通的過程中，把議題視為包裝，只是吸引、甚至是討好觀眾的手段，那強化作品與議題之間的連結則顯得相當可議。」

他們對於議題與節目本身的距離抱持懷疑，也反對過度引導觀眾連結作品的意義與結論。郭家瑋繼續說：「主打作品中的議題是一個很奇怪的框架，你透過議題去理解藝術，不會讓你看到作品的更多。特別身為一個國家級場館，對我而言，它帶頭做這件事是沒有意義的。它窄化了人們欣賞藝術的方法。」

「我覺得，這跟場館想要讓表演藝術走入人群有關係。這是他們找到最快、最簡單的溝通方式，就是用『議題』。」唐歆瑋溫和道出她的觀察，但高慕曦補充，「這也滿弔詭，如果目的是讓藝術走入人群，背後的思維有沒有可能是『藝術家或藝術工作者其實孤立於人群』，才需要起身走入。是不是在看待『藝術是什麼』這件事上，我們常常有盲點或太多預設的視角？若從教育、推廣面向出發，或以文化、娛樂產品研發過程看待，如何定位、量度藝術與創作？」高慕曦留下一個巨大又空白的矛盾。

也許和「走入」的姿態有關。長年來兩廳院被期待也期許自己，是一個可以不斷料理出好節目的廚房，節目就是他們對外溝通的管道。而因為相信議題的重要性，以節目作為載體，讓某件事被討論、被看見。但如今兩廳院累積厚實的經驗與價值作為一個主體，有沒有可能祭出什麼樣的策略讓廳院以「節目以外」的方式展現力量呢？

高慕曦表示，劇院實務上是否可能不再特意強調節目與議題的連結，更聚焦於透過制度、工作流程與方法回應議題，「我舉個例子，兩廳院正在推動永續共融價值，在工作方法上調整設定，例如優先將場地外租給願意配合共融措施的團隊，我期待甚至能以共融永續指標檢視劇院內部職場環境，而不僅止於改革觀眾服務。」

最簡單的例子來說，我們應該更樂見機構去鼓勵劇場人們懷抱著環保意識行事，而非去遴選一個以環保議題為主題的音樂劇、反而為了這齣劇製造很多無法再利用的道具。

「劇場要跳脫以行銷包裝、演出題材與公共領域『扯上邊』的狀態，除了工作者的意識與推動，當然也需要觀眾逐漸理解適應甚至參與，鬆動慣性不是容易的事。」

Q3. 到底什麼是溝通？

「其實，公共價值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溝通』，如果你覺得藝術可以帶來某個面向的好處是重要的，那你要如何讓大家也意識到它的重要。」唐歆瑋說過去兩廳院不太有機會讓外界真正走進來，看見他們為什麼做決定，跟他們為什麼想要這樣做。「所以我們最後的 Open Studio，就是一個溝通的嘗試吧。」

本屆 Open Studio 架設一個網站，並舉辦四場實體活動：「眾聲藝會」呈現議論紛雜現場，讓參與者站在產業不同立場，互相挑戰議論；「藝術節了沒？」像是延伸六位成員對藝術節的疑惑，讓更外圍的聲音有機會流入，激發想像；「play／ground 玩劇場-桌遊封測」發展一套桌遊，帶領參與者想像未來劇場會是什麼樣貌；「職闖二廳院」像是 X 曜四的一日系列，參與者獻出自己的一日，成為虛構場館「二廳院」的員工，展開社畜的一天。

可能，在這一年或是更多年，都無法解決「誰的公共價值」這個議題。但回過頭思考，這是一個需要被解決的問題嗎？——Gap Year 成員好像老鼠會，他們進去場域累積巨大的困惑，再透過 Open Studio 歡迎更多人進來，吸收他們的困惑，把疑問帶出去。

鄭筠蓁說她本來只是一個喜歡看戲的觀眾，當成員們依各自的經驗提出對「公共價值」的定義與討論時，她覺得很痛苦。那時的她，無法從一般觀眾的視角解釋公共價值，甚至開始懷疑初衷——藝術真的可能讓不同立場的人彼此交流嗎？

「在一次與 Gap Year 導師對談時，林強說，藝術沒那麼厲害，改變是潛移默化的，需要時間。他送我們一句話：『在這個時代要去相信一件簡單的事，比發出許多反對的聲音還難。』」反對的聲音很多，荒謬、愚蠢的決定很多，要不罵都很難。可是在黑特劇場之餘，有沒有一件事情，能千真萬確地相信，這份相信可不可能帶領藝術工作者找到對話的可能？

「走過這一年，我在場館裡面看到很多無效溝通，我有一個發現。」高慕曦說她發現溝通有時不是來來回回的雕琢，而是要讓人心服口服的堅定。「你要如何堅定地選擇一個價值，然後依據這份價值訂定一些目標，真正的去實踐它，而且你可以好好地告訴別人：我是因為這樣，所以那樣做。」這或許正是林強所說的，一份簡簡單單的相信。

一位 25 歲的藝文愛好者

轉型的 Gap Year 就如上述的在吵鬧、互賞巴掌，時有發現、時被打槍中進行著，六個人內部風風火火面對管理方法、制度、產業不斷挖掘。但看在其他人眼裡，似乎是一頭霧水。

當周安迪和朋友分享今年 Gap Year 要做的 Open Studio 呈現，有些聲音不意外地浮現：「他們會說，嗄？不做作品喔？不會很可惜嗎？」

不只外部，連兩廳院內部的懷疑氣息也被他們覺察而出。「以前會說，喔，這些人是那個什麼未來之星，現在同一個計畫，同一個名字，他們可能會喊我們實習生或是小朋友。」陳明緯語氣沒有埋怨，只是陳述事實。「我知道這是整個場館同仁對計畫的認知程度不一的結果。大家沒有對齊的事情很多。」高慕曦也平淡表示：「嗯，不管對內對外，許多人都認知兩廳院是節目優先導向，在這個地方就是要用力演出，觀眾能看到的就是演出，節目就是績效。」

面對六名成員的溫和，第三屆計畫主理人徐郁筑卻很篤定，「會發生這種事，就是因為，整個產業都在培育創作者、培育觀眾。從來沒有人把營運場館這件事當作一個專業。他們六個不是來創作，也不是學怎麼執行業務，他們學的是——策略。營運場館就是一個持家的事，是策略。會有從明日之星到實習生的落差，反映的是場館同仁沒醒來，習慣把服務藝術家當作自己的職志——這其實是在觀念上面的一個怪現象。」她一口氣講完，眾人吸了一口氣，睜著眼。

「喔⋯⋯妳好嚴厲喔⋯⋯」周安迪又出來跑龍套。

但他其實也這樣認同。習慣作為表演者的他也體會到，大家長期把藝術家當成保育類動物，「可是我覺得，它就是一般的職業。你靜下心想一想，一個坐在辦公室的工程師和在排練場工作的創作者，他們各自面對各自的壓力跟狀態。⋯⋯是時候要把藝術家從神壇推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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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龍告誡千尋，不要忘了自己的名字。宮崎駿曾說明為什麼油屋的工作者都會忘記自己的名字：「奪取名字這個行為，目的並不在於改變稱呼，而是想要完全掌控對方的一種方法。」明日之星也好，實習生也罷，六名成員不在意的原因或許是他們手中千真萬確地握著自己的名字。

Gap Year 一年後，六人都有各自的收穫與更多的疑惑。記錄下這些有點漫長，但如果你也曾有過類似的疑惑，或許也能知道，你不孤單。

周安迪：「我滿肯定，我不適合當一名營運者。」

在沒創作的這一年，他把眼光往外擴，觀察外面的世界發生什麼事情。接下來回到導演和演員的工作上，他銘記在心的是：「把藝術解讀得過度高尚，我們會迷失本來那一件事情的本質。」以及「藝術家沒有這麼脆弱啦，大家可以跟藝術家講實話⋯⋯」不到三秒又一翻：「可是藝術家有時候真的滿脆弱的⋯⋯」被眾人炮轟後，他取得一個平衡，營運者必須以與藝術家對等的方式溝通，藝術家要堅強起來。

郭家瑋：「我滿確定我不會在兩廳院工作。」

不是對兩廳院失望，而是因著這一年對自己更加認識，就更覺得自己沒辦法跟面目模糊的人溝通。「你說誰面目不清？」眾人轟了一陣後，他好好澄清他指的是廣大的社會、觀眾。一個國家級的場館必須照顧的群眾是面對全台灣，「我擅長分析事情的過去並且計畫未來，但我喜歡面對更精準的客群。所以下一步可能會想去地方場館，看場館或團隊跟地方的連結是什麼。」他思考，如果有些任務在兩廳院推不動，會不會在小一群、同質性高一些的人身上有機會落實？

鄭筠蓁：「接下來，我想先和表演藝術產業拉開一段距離。」

在 Gap Year 之前，戲迷鄭筠蓁只是希望可以和更多人分享劇場帶給她的快樂和感動，「但這一年我找到對自己的解答：不必強求，一座劇院可以做到的是，讓觀眾想要進來的時候隨時有辦法進來，但是不要勉強。」這一年在兩廳院的經驗是她第一次這麼靠近表演藝術產業，「我想要去看看藝術在不同體制下的各種可能，以及，藝文產業以外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眾人給予祝福的表情。

唐歆瑋：「我學會真正的溝通，不是表演。」

本來的提案計畫是希望劇場能以節目以外的形式，推廣藝術各種面向的價值。「但進到兩廳院後，我的注意力完全轉移——我看到不同立場的人無法互相理解、甚至在溝通過程中彼此傷害，所以不斷觀察、思考，有效的溝通到底可以如何被達成？」唐歆瑋說自己以一個外界的角度在看部門間對話時，更能夠釐清脈絡跟關係。這一年她練習跳脫情緒，站在理智的角度尋找真正有效的溝通。

高慕曦：「我仍然不會叫自己劇場人。」

不是不能用這個標籤，但高慕曦覺得這個標籤很難概括她想做的事。「很多人都會說，藝術、劇場就是很浪漫、熱情之類的。但其實我會很理性的思考，我現在有什麼工具，我在這裡可以發揮嗎？」Gap Year 之後，她不是尋不到路，而是因為清楚知道自己的累積與想要產生的影響力，而認為自己未必要在現有的產業中做選擇，「我看到我有更多的路可以走。」

陳明緯：「我看到一個垃圾，不會只是生氣：這裡為什麼有一個垃圾！」

他舉例在同溫層抱怨，大家會對一個節目、一種現象不滿，「但是這是很單點的。」經過這一年，他看到自己的思考更多點，連成線，更知道思考一件事情，要配備什麼樣的觀點討論起來才會有效。「不然，你就是眼前看到一個垃圾，然後生氣。你不關心為什麼會產生垃圾、誰丟垃圾，為什麼會有丟這個行為——你不覺得你需要知道這些，別人說什麼你都聽不進去。」

像是一個轉接頭，導流體制外與體制內，創作面與經營面，各種電壓電流通過，也會爆炸也有些部分被燒焦，但始終暢通。六個人、六種同時擁有創作與經營的綜合體驗，他們或許無法立刻撼動什麼，但他們誠實地說著細小而堅定的話語。當困境成為「可言說之事」，才有機會開啟更多討論。

一年之後，有些不變也有些改變，但他們的眼神明亮，說話中二、無畏又宏亮，沒有眷戀也沒有被豢養的跡象，一個個等待衝出廳院的神情，真的像極了握著自己名字的千尋自信地奔向世界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