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足對我說：希望被捕的時候，有人記錄著──專訪周冠威《時代革命》

《時代革命》問世以來，周冠威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大概是「你有沒有想過要離開香港」，有人為他著急，也有人在他身上尋求殉道聖徒般的光輝。然而在整整一小時的專訪過程中，他幾乎不談論自己的勇氣——在獨裁政權大肆搜捕異見人士時，他只是選擇放下恐懼。儘管，在現場的他也曾因怖畏子彈而站在人群後方。

一個人被情緒包裹的時候，是沒有辦法向前進的。

他心中所想的前方是什麼樣子？他沒有正面回答，卻給了他大兒子的答案：當時六歲的兒子對他說，想要留下來，將香港變成美麗的香港。童言天真卻重擊心門，在我城陷落之際，還有人懷抱盼望，並且期待更多人加入。

且容我引述張懸曾在表演中說過的一段話：「我們今天需要的，不是一個站出來然後就去死的英雄，我們要停止覺得一個人好勇敢，而是你要相信多數人。多數人如果有同樣的意見，而且敢於發聲，你們就不是一個人。」

電影讓我們看見，香港人，從來就不是一個人。

從後面走到前面的力量

BIOS monthly：《時代革命》於 2019 年 8 月份開拍，能否請你回顧反送中運動發生後，第一次拿起攝影機記錄現場時的心情？

周冠威（以下簡稱「周」）：我第一次在現場拍攝是 8 月 31 號，那是在反送中運動裡面一個很關鍵的日子——那一天晚上，警察進到太子站裡面，可以說是無差別地攻擊市民。接著他們封鎖了地鐵站，不讓人進去，連記者都趕出去。

當時我卻沒有在太子站那邊。那天我第一次拿著攝影機到抗爭現場拍攝，拍了一整天後時間已經很晚了，搭地鐵回到家後才收到消息，原來在我搭的後幾班車發生黑警攻擊的事件。

聽到消息的當下忍不住心想，如果我遲一點回去就好了。

但我不是電視台，我沒車、我沒情報、沒其他人的配合，我怎麼知道哪裡有事情發生、我怎麼知道哪一個地方值得我去拍？再加上這場運動「Be Water」的特質，抗爭現場有好多個地點，甚至是同時間出現、不知道在哪邊的，根本無法固定在一個 location 拍。

最初我要求自己，要完整旁觀整場運動的前因後果，我希望所有事情都可以拍得到。但第一次現場拍攝的經驗落差太大，當下非常無助和不安，不知道怎麼辦。

BIOS monthly：先前因為妻子懷孕的關係，你多半時間還是留在家中，所以這一天也是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你第一次實際走上前線。與保持距離地關注相比，實際身處在抗爭現場，最為直接的心情衝擊是什麼？

周：在抗爭裡面有一些宣傳口號，比如我聽過「年輕人在現場為我們擋子彈，我們可不可以去罷工呢？」這樣的宣傳口號，很多都只停留在我自己的想像，但是當天我第一次在現場的時候，我真的 physically 在警察前面——「碰碰碰碰碰」，很多警察開槍，而那些年輕人真是在我的前面，好似要為我擋子彈。

身在現場讓我有好大的反應：為什麼你幫我頂？為什麼你們這些年輕人要幫我頂？這種感覺後來變成我的推動力——好！我有勇氣，我要踏前一步，我要去記錄你們，我不會再縮在後面。

其實第一天的時候，早上我還 keep 在人群後面，因為第一次去，我其實都沒夠膽。但那天晚上我越走越前面，那就是「有人為我擋子彈」的感受給我的衝擊。

BIOS monthly：依照國際慣例，記者在抗爭現場須穿上記者背心並持記者證，以避免警方攻擊，同時也必須保持中立，不可涉入抗爭。但也因此有許多身處前線的記者，都曾因為無法援助遭到攻擊的抗爭者而感到內疚。請問你在拍攝過程中是否也曾面對相似的困境？

周：我一開始的內疚，也是我救不到他。

第一次到現場的時候，防暴警察突然衝出來，大家立刻兵荒馬亂地逃走，我見到很多手足被警察帶走，而留下來的人也被打了。那種感覺非常受傷，你見到前面的人被打，你想救他，但是你救不到。

雖然那次經驗讓我有一陣子非常內疚，但是我內心深處告訴自己要冷靜，用理智和意志跟自己講，OK，我記住我自己拿著一個攝影機，我的責任就是用我的理性構圖，用美學去壓抑自己的情感，好繼續專業地去工作。既然我的崗位是記錄者，對抗爭最好的幫助，就是去記錄。那是我的責任，也是對前線手足的幫助、對真相的幫助。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擔心會有什麼內疚感，這是我自己選擇的位置，反而如果你做不好一個理性的記錄者，你才需要內疚。

BIOS monthly：請問你如何看待自己身為記錄者，與抗爭者之間的關係？

周：其中一個受訪者跟我說過：「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想給你拍？因為我希望我被捕的時候，有人記錄著。」

我聽到這個話的時候是很心塞的，因為我不想拍你被捕、我不想拍你被警察打——當然這在電影效果上可能很精彩，但是情感上我絕對不想。可是如果這件事不可避免的話，他希望我能拍到這個鏡頭，因為他已經有被捕的心理預備。

抗爭者無法求我去救他，他只求我記錄。這個抗爭者、受訪者與拍攝者的關係是很成熟的，當大家都清楚了解各自的角色身份後，就不會有什麼內疚感，或者讓其他不合當的情緒干擾我們的工作。

年輕人比中年人強勁，不是嗎？

BIOS monthly：在這場沒有面孔的抗爭中，你的記錄讓外人得以窺見運動當中的個體面貌。當初為何會想選擇人物跟訪的拍攝模式？而你又是如何找到這些受訪者的？

周：有一次我走到前線的時候，突然有個蒙面示威者罵我，「你幹什麼在這個時候錄影？你是哪一家報館？」當下我突然很驚慌，我不是什麼傳媒，看起來也不是很像一個記者，我是一個紀錄片導演啊。我就答了一句：「我是《十年》的導演。」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這樣說，但是這句話感覺很有用，因為他就用「我好像看過喔，感覺應該是同路人」那樣的親切，態度突然間一百八十度轉變，讓我繼續拍啦。

這件事讓我得以消化八三一那晚，拍不到很多事情的無助感。反而是藉由手足的鼓勵，發現原來我自己獨特的優勢，在於我能夠得到手足的信任，那不如我來跟著訪這些手足。

當我決定要跟訪人物的時候，朋友就介紹了一個前線的手足給我，當時我也就打蛇隨棍上啦，我說其實我不單只想拍一個人，因為我的計劃就是要呈現這個運動「無大台」的本質，所以我就跟對方說，可不可以介紹多一些你認識的人呢？

於是有一天，他帶了二十幾個手足跟我見面，聊完之後我們去吃宵夜，又聊了好幾個鐘頭，氣氛非常愉快。因為是第一次見面，我想先建立好關係，所以沒有拍攝，純粹同他們了解、聊天。之後我就在這二十個手足裡面選了五個受訪者，開始跟著他們拍攝。

後來除了訪問這些蒙面的手足，我也盡量讓選人的方向涵蓋不同的年紀、不同的性別、不同的崗位。所以你會見到有一些在前線的手足，同時間也會有後勤，包括情報組啦家長車啦，因為我想在方方面面都有涵蓋。

BIOS monthly：在電影的受訪片段中，李怡感嘆年輕人投入運動的勇氣與靈活而自嘆不如，影片中也記錄了 11、14 歲的抗爭者，他們各自展現超乎年齡的成熟。透過鏡頭捕捉這些年輕人的身影，對你有什麼樣的啟發或觸動？

周：我自己都預想不到，在訪問這些年輕人的時候，他們的成熟、他們的了解和勇氣——當然我知道他們很有勇氣啦，但在實際訪問的時候，你才知道他們的勇氣裡面有很深的內涵，和很多的深入了解：他們很了解政治、也很了解香港的局面。

但事後再想，年輕人的表現都是合理的，不應該覺得驚訝。他們現在身處資訊這麼蓬勃的年代，年輕人在網路上面很有自學的能力。有幾個大學生跟我說，他搞了一些什麼 telegram 啊、一些網路的東西，包括怎樣去隱藏身份，全部是自己學的，自己學會了之後接著就互相教大家。

那種本來完全不知道，但是為了目標而去學，這是年輕人的 energy 和能力才能做到的嘛！年輕人比中年人更加強勁，是不是嘛。

BIOS monthly：除了前線的勇武手足和後勤支援外，電影中亦邀請戴耀廷、何桂藍、李怡和林榮基等知名人士，各自分享對於反送中運動的理解與觀察。請問在人選上是否有特別的考量？為何不選擇完全是抗爭者的敘事角度？

周：我希望除了這場運動「無大台」的本質之外，另一個我想呈現的角度，就是「豐富」。你可以說這個字眼好像不是很合當，但是我想到的是萬花筒，即是這場運動涵蓋的人、手法、那些畫面，都是很豐富的。這件事除了需要蒙面手足，其他人的參與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首先需要一個可以講解整個運動的情況，而且有說服力的人，所以需要往學者的方向去找，於是我就找到時事評論員李怡先生啦、戴耀廷先生啦。

戴耀廷先生自己本身就是當年雨傘運動的搞手，我覺得在這個無大台的運動裡，找到之前香港運動的關鍵人物，其中是有一些呼應的。再加上他能夠很有說服力地解釋八〇年代中英聯合聲明、九七回歸等等的前因後果，雖然這些年輕人也都可以說，但效果難免弱一點。

至於何桂藍小姐在這場運動裡面的重要性，就是她拍攝的兩個片段：一是 19 年 7 月 1 號的立法會衝突，二是七二一元朗襲擊，她都親自經歷過。這兩天是反送中運動裡面很關鍵的事件，我覺得她是可以 fulfill 這兩個日子的重要見證者，因為她就在現場。

還有另一個在現場見證一切的，就是社工陳虹秀。對我來說，這些人都可以為整件事提供不同的角度。

BIOS monthly：從運動爆發以來，港府就不停地藉各種理由捉捕抗爭者，除了前線手足外，上述受訪者中包括何桂藍和戴耀廷等人，也都在民主派大搜捕中被捕，至今未能獲釋。請問當時在製作過程中，雙方是否會擔心電影的訪談內容成為政府秋後算帳的工具？

周：現在的香港很悲哀啊。其實有很多我邀請的人，是因為恐懼、是因為避忌而不接受訪問，而確實現在我們都知道，電影中有兩位受訪者其實已經入獄了——當然，現在他們身在獄中的原因，不是因為受我訪問啦。但是在這個片子裡面出現的每一個人，的確都有這些考慮。其實包括勇武手足，我都會特別在剪接完之後先給他們看，確認已經盡力保守住他們的身份。

所以很感激所有的受訪者，包括戴耀廷、何桂藍、李怡先生，他們的勇氣都讓我都非常之感激。

我們的連結，是因為我們的傷痕

BIOS monthly：在最後「香港人」的章節當中，攝影機跟隨著港人的腳步來到台灣，也記錄下當時蔡英文當選總統的現場畫面。然而台港之間的關係牽扯歷史政治甚深，若非兩地人未必能立刻領會其中脈絡，當時為何會想將台灣的段落放入電影中？

周：我當時跟著手足到台灣之後才發現——蛤，這麼剛好？大選囉！那我就拍了台灣大選啦。

其實最初並沒有要特別拍台灣的意圖，只是在理工大學事件之後，有幾位手足立即流亡台灣，那我也就跟他們去到台灣。因為我拍這部電影的其中一個策略就是跟著手足，他們去哪裡我就去哪裡，如果他們去加拿大我也會去加拿大的。

後來想想，台灣選舉放在電影裡也很合理，那個畫面好像是對照，也像是一種對參政的鼓勵和念想：台灣這麼多年爭取民主，現在終於有了大選，而我們香港仍然在爭取中。

如果再看遠一點點，好多個地方爭取民主、自由，都是經過很長的時間，這一刻好像還沒有一個正面的結果，但是我們繼續努力囉。

BIOS monthly：《時代革命》中訪問身處運動中的社工角色，而在其他反送中相關的影像記錄或創作中，亦可見到社工的身影，他們不只承擔和警察斡旋調停的作用，同時也在心理上保護抗爭者。在你的觀察中，社工、心理相關執業者，以及修護照顧心靈活動的人們，對於這個世代的香港有什麼樣的意義？

周：其實也不是我刻意的設計，確實社工在反送中運動裡面擔任著很重要的角色，因為香港現在正面對的，就是一個集體創傷後遺症。當時梁繼平在立法會裡面，他拿下口罩說，「我們的連結是因為我們的傷痕。」承認各種創傷，我覺得是這場運動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

當然單單去強調創傷又好片面啊，如果電影裡能有一個社工，就多一些面對創傷、梳理創傷，甚至可以療癒創傷的可能。

BIOS monthly：許多觀眾在看完《時代革命》之後，往往充滿憤怒的心情，包括片中一位抗爭者也提到，自己是藉由憤怒保持動力。同時卻也有另一位受訪者認為，光靠同理和憤怒，在這場運動中是走不長久的。在人人都必須面對伴隨創傷而來的憤怒時，請問你如何理解「憤怒」帶來的力量？

周：如果是因為不公義而憤怒，那很合理啊，我覺得這種心情很值得去保存，因為如果對不公義都麻木的話，你怎麼去爭取公義呢？

但我覺得憤怒裡仍然需要一種積極的力量，能夠讓你盼望現在做的事是好的、是有將來的，於是你才會繼續做下去，而不只是單單靠憤怒去維持。

我希望觀眾看完《時代革命》之後，可以正確地梳理自己的情緒。拿我自己來說，我的感受裡有憤怒、有憂傷，但也有很多令我好感動的人性光輝，這一切不論正面或是負面的情緒，都需要認真面對和去體驗。

若只有單單一種情緒，我覺得會被情緒淹沒了，可能對你的生活、心理會有一點不好的影響。透過梳理，希望能夠將感受轉變成健康的心理，於是可以繼續前行。

對得住香港

BIOS monthly：大多數觀眾第一次認識《時代革命》，大多是因為電影在坎城影展的突襲式放映，也讓許多香港以來的觀眾首次看見此地發生的一切抗爭。可否請你分享當時入選坎城影展的心情？

周：知道坎城入圍的時候，我當下的直覺只有三個字：我「對得住」。

另一方面我其實有點怕啦——「死啦，可能會被人捕啊。」當時我還不知道這部片會不會受歡迎，所以其實心裡有很多矛盾的心情：如果這部片越來越出名，那我們就越危險，反而沒什麼人看的話，我就安全很多。

不過話說回來，第一時間的心情還是很寬慰的：我對得住給我錢拍這部紀錄片的人、我對得住答應陪我冒險，在電影裡面出現的受訪者、我對得住我自己。

我的願望是將香港的事發佈給全世界，那現在真的做到了，我完成了，我對得起人。

BIOS monthly：你的兩個孩子分別在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中出世，可說是伴隨著香港的民主運動一同長大。請問在製作電影的過程中，家人曾給予你什麼樣的鼓勵和動力？

周：其實這一路都很漫長，光是剪接就花了一年半左右，加上拍攝大概是兩年的時間。這麼長的時間裡，尤其是《國安法》之後，我都常在想我需不需要帶一家人離開香港。尤其當身邊的朋友，甚至合作的夥伴也都離開了，你一定也會想啊！

有一次我和我的小孩聊天，那時候他六歲，他跟我說他有一個朋友移民到台灣，他好想念那個台灣的朋友。那我就打蛇隨棍上：「爸爸都有考慮過帶你和全家人移民台灣，如果我們一起去台灣你覺得怎麼樣啊？你都知道的啊，爸爸跟你說了這麼久，你知道香港政府現在有多爛、狀況多差，如果你走好不好啊？」

然後我的小孩想了一想說：「爸爸不要走啦，我們留在香港，將香港變成美麗的香港。」

我很詫異他答得那麼好，這個答案其實也是我內心的呼喊：我想留在香港，我想留在香港繼續做一些對的事情。

但是我又接著挑戰他：「如果我留在香港，繼續拍這部《時代革命》的紀錄片，爸爸有可能會去坐牢，政府會叫警察來抓爸爸的，坐牢會有好長時間見不到爸爸的。你覺得爸爸應不應該繼續拍下去？」

他說：「香港政府看了爸爸拍的電影，會變成好政府。」

我想不是吧——香港政府、警察，會認錯會變好？這種看法很多人都覺得沒可能，但是小朋友就是這樣單純，他依然有滿滿的盼望。

我和孩子都是基督徒，我們都是充滿盼望的人。他說的這句話，「將香港變成美麗的香港」，我覺得現在已經成熟了，只要他仍然相信，那我就願意繼續去衝破一切，去面對現在的香港。

 

《時代革命電影訪談錄》

 

 

 

 

 

 

 

 

作者｜《時代革命》團隊
出版者｜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