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布魯諾・拉圖——「台灣對我即是整個世界」，由全球重返地的邏輯

作者劉文

日期30.12.2020

疫情之下的今年冬季，台北雙年展邀請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與馬汀・圭納（Martin Guinard）作為本屆的策展人，以「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為展覽主軸，展現（後）全球化時代人類與多物種社會必須面臨的新政治格局。

拉圖為著名的巴黎學派哲學家、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長期關注氣候變遷、科技、技術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和現代性的議題，這次策展背後的哲學觀與他 2017 年的新作《著陸何處：全球化、不平等與生態鉅變下，政治該何去何從？》有著緊密的連結，透過與拉圖巴黎—台北之間的視訊訪談，我將他在本次雙年展所想拋出的重要問題，特別是「全球」、「著陸」、「戰爭」與「行動」等四大概念與台灣知識生產的連結，更具體地爬梳於本篇文章中。

川普主義與重新定義中的「全球」

在《著陸何處》一書中，拉圖將川普主義（Trumpism）與相關的跨國右翼民粹主義，視為全球化下的連帶後果。全球化所製造的危機——社會不平等、氣候變遷、自由與保守派的加劇分裂——拉圖認為，並非來自民粹主義者單方面在認知上的錯亂，比如拒絕承認氣候變遷的事實，而是更大局面的全球重組。

在世界的版圖中，人們被政治論述分化至不同空間與時間的區塊，對於「全球」有不同的想像與解釋。有別於主流語境中經常將川普歸作為「反全球化」的帶領者，拉圖強調：「川普主義為『離地』主義，一面朝向全球化，一面邁向古老想像的民族聖地（讓美國再次強大），但這種政治想像危險的部份在於否認現代化與地表現況，也就是我們所仰賴為生的地球，有著極大的現實面衝突。」

川普的「離地」主義清楚地反映在他 2019 年正式將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決定，作為世界第二大廢氣排放國，美國的問題，也必然會要全世界承擔。

當然，全球化的危機並非由川普主義單方面所釀成，崇尚新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菁英（例如美國民主黨前總統柯林頓與歐巴馬），即使擅長舉出自由派「進步」與「多元」的招牌，也未能被赦免。拉圖提到，新自由主義菁英所投射的全球化，為一種「減法」的全球化，帶來更多以階級區分的封閉式社區以及更高的城牆，只屬於世界的 1% 階級。對於一般人民，因為貧富懸殊所造成的生活限制與想像的減縮，反而使得「在地」與固守的傳統價值顯得更加珍貴。無論是川普主義或新自由主義，都無法解決全球化帶來的困境，因而虛幻而不實，無法讓多數的人們「著陸」。

瑪利安．莫里（Marianne Morild）《理想淨土》，
巧妙展現了地球資源與全球化現實脫勾的「離地」狀態（由藝術家提供）。

也因此，即使在美國十一月的總統大選結果漸漸明朗化之後，民主黨的拜登團隊提出讓美國「重返世界」的政策，比如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以及更正視新冠病毒的疫情，拉圖卻認為，拜登上台也許會讓目前的全球化災難稍微減緩，但他對整體的前景並不樂觀：「無論是民粹主義或者其他政治意識型態，最重要的還是人們渴望在什麼樣的地方生活。『全球』的定義也將被改變，當下的『全球』是病毒的全球，也是虛擬科技的全球，不同的定義將不斷地與彼此競爭。」

新冠病毒疫情下，「病毒全球」取代了上一波的全球化定義。由於人們必須待在家，大量減少了汽車與飛機等的需求，全球碳計劃（Global Carbon Project）統計，2020 年的碳排放足跡整整下降了 7%，美國與歐盟國家的碳排放減少最為明顯。但拉圖也提醒：「由於中國疫情控制地較早，很快開始復工，碳排放量因此迅速回到疫情前的程度。」有鑑於此，人們對於疫情可以改善地質負擔的假說可能還是太過樂觀，只要我們對生活的型態與想像中的「全球」沒有共識，新的衝突與舊的問題將不斷萌發。

「我們已在戰爭之中」

對於衝突的最高強度形容詞經常體現在「戰爭」這個概念上，這屆雙年展也充滿了關於戰爭的比喻——環境的危機如同戰爭、戰爭即是環境的危機——對於拉圖而言，戰爭的修辭讓我們更能理解眼前全球危機的迫切性和嚴重性，是關乎於「地質」層級的（terrestrial），而非只是地緣政治的（geopolitical）。

特別是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來說，有關戰爭的感受更非單純在隱喻的層面，更是一件在政治上與物質面，強烈地影響日常的事件。相較於歐美的人們，戰爭是在物理感受上相對遙遠的事件。近期中美關係的對峙不斷升級，台灣人感受到（來自中國的）戰爭威脅也節節升高，而對於環境的危機感似乎仍是比較薄弱的。我請教拉圖，身為台灣人，我們該怎麼與這兩種不同形式的戰爭，有更一致性的認同與和解？

「你提到的兩種戰爭——地緣的和地質的——都具有其不可分割的物質性（physicality）。中國與美國的碳排放，環繞並佔領著台灣這座島嶼，這就是台灣同時所面對來自兩個霸權地緣及環境戰爭的事實。但有別於國際關係中的戰爭，環境戰爭的前線更難被清晰地描繪，也因此我們必須將兩種戰爭放在一起思考。」

對於拉圖而言，戰爭和環境的危機相互並行，唯有將兩者放置在「地的邏輯」（geo-logic），才能真正看清問題的地質和社會深度。換句話說，我們唯有不再依賴現代性規範出的人與生態的分界，才有辦法找出「著陸」的生存原則。

反之，國家環境主義的管理，也逐漸成為另一種越漸隱性並難以描繪的「戰爭」形式。在今年年底出版的《中國走向綠色》（China Goes Green: Coercive Environmentalism for a Troubled Planet）一書中，作者李逸飛（Yifei Li）與夏竹麗（Judith Shapiro）即提到，中國政府近年積極創立具有「中國特色強制力」的環保政策與模式，包含垃圾分類與綠化基礎建設，經常強化國家對於人民的控制與監管。比如在回收箱上增設臉部辨識確保人們有妥善回收，也成為政府增強人民行為管理的工具，或是在國境邊界增建的綠化國家公園，成為驅趕少數民族，迫使他們放棄遊牧到都市生活的藉口。環境或者政治，如同拉圖所言，都有其互相影響的交疊後果。

也因此，拉圖認為，台灣即是處於地緣與地質的關鍵帶（critical zone），當代最急迫並重要的政治與環境議題都在這塊土地上有所碰撞，卻也構成別處尚未經歷的可能性——

「台灣對我即是整個世界。台灣的土地、民主運動，以及她的地質學——台灣必須同時處理兩種現代性，美國與中國的，加上她如此靠近中國，長期吸收來自中國的碳排放，她像是世界的實驗場，全世界都在關注台灣要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如今，歐洲也必須重新思索和面對自己與中國的問題，而台灣走在更前面、更重要的位置。」

洪子健《我的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在這部科幻推想片的分鏡圖中，台灣為中、美、日國家軍事戰爭中不可分割的角色（由藝術家與北美館提供）。

「藝術讓政治變得可行」

作為一名哲學家與批判思想家，拉圖在 2004 年的論文《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面對當時的全球危機——恐怖攻擊與地球暖化——他提出對於「批判理論」在社會上角色的重新定義。

有別於上個世紀，批判理論家可以站在國家甚至是科學的對立面，做出有如「錘子」般的批判，以一種較高的姿態要求一切打掉重練；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拉圖認為保持「批判」的視角，並不代表要站在遠處旁觀社會，反而必須學會「使用精細的工具小心翼翼地修補」這個已經相對脆弱的世界。換句話說，批判者更加必須參與社會的行動，而非拉開距離，提出空泛的抗議，因為我們所剩餘的時間並不再充裕。

這屆雙年展的「協商劇場」便生根於這樣的想法，與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Taiw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Association）合作，容納各界人與非人的行動者，模擬氣候變遷覺察、核廢料處理困境以及助孕科技等多面向議題的協商，是一種脫離二元角色對立、新型的批判實驗。

由學術、藝術乃至切身的行動，我問拉圖，參與策展中，他如何思考藝術與政治的定位，以及期待觀賞展覽的人們有什麼樣的收穫？

他回答：「並不是『藝術即是政治』，而是政治需要一個形式去呈現所表達的事物。像是這次的雙年展即是試圖去呈現關於『氣候政治』的樣貌，每一個人都將有不同的解讀和感受，但更重要的是，藝術讓政治變得可行（art makes politics possible），讓它能有一個形體被看見與表達。我最想知道的，即是這次來參與和觀賞這個展的人們，最終渴望在哪個星球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