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致昕讀繪本《BLACKOUT》：烏克蘭的戰爭日常，飛彈打下來還是要好好遛狗

「我覺得我們在台北啊，跟烏克蘭的距離真的很遠。你可以想像一下，今天如果有個飛彈掉下來，打到一〇一；或是你每天搭公車上班，如果你搭公車的路線上，前一班公車被放了炸彈，然後炸毀了。你是台北人嗎？」

『新北。我住新店。』

「假設新店今天被中國的軍隊佔領了，然後你小時候住的那個社區，變成共軍的基地，裡面死了五六百個平民，因為他們被看見了、然後被殺了。剛剛上述的任何一件事情發生，讓你想像，那件事情發生之後的你，會是什麼狀態？」

『震撼，然後慌亂，恐懼、絕望。』

「你不會憤怒？」

『會。』

因為遙遠，所以想像。關於戰爭，劉致昕先談起了距離。

戰爭的意思

距離首先是地理的。早在戰爭開打之前，跑國際新聞的劉致昕就已安排了與烏克蘭人的電訪，也有實地取材的規劃。他關注俄烏動態許久，同樣試圖對抗鄰國的吞食，烏克蘭的情況經常與台灣類比；而俄羅斯強大的資訊輸出與控制能力，長期研究假新聞的他不會錯過。

預定電訪的那一天，2022 年 2 月 24 日，也是戰爭開打的第一天。

普丁下令對烏克蘭採取「特殊軍事行動」，澤倫斯基宣布烏克蘭進入戒嚴，當時還是《報導者》副總編輯的劉致昕獨坐辦公桌前，「本來的電訪，當然開打之後都沒有人會理你了。」戰爭爆發，全世界混亂，情報紛飛，分不清何種說法為真。他形容那是一個資訊黑洞。

而黑洞會生成，因為戰局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震盪，只能每小時盤整情況同時採訪，摸石頭過河。「戰爭會打幾天、打到什麼程度？是全烏克蘭被併吞、還是整個死掉？這個是每一個小時的變化，所以是沒有『計劃』這種事的。你甚至不知道明天會不會繼續？後天會不會繼續？他們會不會投降？」

根據美國軍事網站「全球火力」（Global Firepower）公布的 2022 年軍力排名，俄羅斯有世界第二大的軍力，烏克蘭則位處第 22 名。當時不少俄羅斯官方媒體與軍情專家聲稱三天內可以拿下基輔，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烏克蘭撐過了俄羅斯包圍奇襲的第一週。待砲火暫緩，戰況漸明，他才思索踏上烏克蘭的可能。編輯檯上各種評估，「包括買防彈背心啊、買頭盔啊、然後找當地的地陪啊、確認保險跟預算的費用。戰場不是你想進去就進去。」

敲定了機票與日程，第一次去，採訪團隊來到波烏邊界。

邊境——劉致昕形容那完全是電影中戰亂的場景，逃亡二字具體地展開在眼前。在那裡他遇到一位女士，抱著小孩踏上幾百幾千公里的路，換了五六種交通工具，排長長的隊伍，拿著她的護照進入波蘭。

她過關卡的那一剎那，彷彿切換到另一個世界。「當時很多人道救援物資在那裡，她跟她的小孩就要從地上桌上各式各樣的物資，拿一杯咖啡、拿一份食物、拿一個玩具，或是他們抱著的狗在那邊吃一個罐頭、然後呼吸第一口——不用擔心的空氣。」

簽證關係未能進入烏克蘭，採訪團隊沿著邊界走，在不同關口上觀察並記錄人的樣子。「你會看見他們從戰場出來的樣子，然後才會去理解，活著是什麼意思？逃難是什麼意思？他們這些人身上承載什麼東西？」

劉致昕記憶最深刻的是一位母親。她一個人牽著小孩，過了關口之後跟著人龍緩慢地走著，在一個提供熱飲的攤位前停了下來，劉致昕也正好拿起一杯咖啡。他們並肩站著，攤位前讓半杯咖啡流過食道，「我只是問她，妳還好嗎？妳來自哪裡？然後她就哭了。」

「她說在小孩子面前不能哭。現在終於有另外一個大人跟他說話，她的情緒必須出來。」

他第一次感受到烏克蘭這三個字的意思。以及，戰爭的意思。

「那個情況很不真實，因為我們是在安全的波蘭，然後看到這些剛脫離險境的烏克蘭人——一開始，我是透過他們去感受戰爭的。」

第二次去，劉致昕又進一步體會到戰爭的重量。採訪團隊正式進入烏克蘭，目的地是基輔，那是戰爭開打半年之後。

他們搭的是巴士——藏在這句話背後的問句是，為什麼不搭火車？「火車按固定路徑行駛，是一個活標靶。當時的火車在夜裡不能開任何燈；有可能被攻擊的時候，就必須全部停下來。這是一個偷偷摸摸才能夠前進的交通工具，所以我們那時候沒有選擇。」

然而巴士也好不到哪裡去。當時只剩陸運，遇到海關所有車都得停下，檢查非常嚴格，未通過就會被遣返。「我們都是搭夜車，天亮之後就會到基輔，所以你可以說上那台遊覽車，其實就是進入烏克蘭——在那個情況之下，要往烏克蘭開進去的遊覽車、巴士只有載烏克蘭人。」

那是一輛以前線為終點的巴士。

明知終點站是槍林彈雨的烏東，依然要去，每個乘客有自己的理由。「有些人是要去救自己的家人或什麼的，每個人的情緒跟一般世界很不一樣。」而司機正是退役軍人，就來自烏東，在車上會鼓勵乘客，唱歌、問候家鄉、陪他們聊天，靜靜護送他們抵達戰場。

「那個是我們對烏克蘭的第一個印象：原來在戰爭裡面，回家的一台巴士上，是這樣子的一個世界。」

由下而上

今年 3 月，劉致昕第三度去烏克蘭。從《報導者》副總編輯轉為自由記者，除了文字報導與取材，劉致昕也嘗試多方線下串連，與哈哈台合作影片〈上班時間在「基輔與台灣」的烏克蘭人。飛彈掉下來，日子還是得過。〉，將戰火下的日常帶回，四個月裡 62 萬次觀看，2 千多則留言，並在台灣各地舉辦放映會。

這次重訪舊地，每天烏克蘭全境仍有數十次的空襲警報；所謂「和平談判」仍陷於無盡無進的循環，一邊則是俄軍無預算上限的侵略、無下限的殘酷殺戮。人們一邊應戰，一邊過活。相較一開始還處在對突發狀況的回應，沒人知道能做多少打算；戰爭來到第三年，新的日常從中生長，「人們在這三年之間已經發展出一些方式，讓自己在戰爭之下還能夠維持運作。」

有些運作很實質，他發現基輔變得擁擠起來。上下班時間塞車如堵，除了大量失去家園的人湧入，也因為基輔作為烏克蘭首都，政府機關坐落，防空資源都會優先分配給基輔，車流與人流量大，「假設每天都有幾百個來自空中的攻擊，在基輔可能可以擋掉七成，其他地方可能只能擋掉三成——但也不代表一定安全——那因為這樣的情況，所以很多人會搬進基輔。」

除了人與車，街上也多了幾處搭配著國旗與花圈的照片展——那些死亡士兵的照片。

劉致昕說，第一年只有特定宗教場所會放照片，但後來人們會把過去數年在戰爭裡犧牲的士兵的照片，張貼在廣場、特定公園。地點擴散，因為亡兵持續增加。「大家把他們照片貼出來，一方面是要向他們致敬；另外一方面也提醒著，努力找回日常的人們不可以忘記：你們還有機會擁有日常，是因為這些人在前線。」

一如戰爭期間出版的繪本《BLACKOUT》，每一頁右下角標著這樣一組數字：33、50、96、67⋯⋯那不是頁碼，是當日導彈發射的時間與數目。

Anya Ivanenko 與 Zhenya Polosina 共同創作的《BLACKOUT》是一段位處戰爭與日常，空隙之間的紀實。劉致昕從戰爭第一天就注意到兩位創作者，彼時他大量尋找還有更新動態的社群使用者，而兩位創作者試圖透過繪畫，告訴大家烏克蘭發生什麼事，「她們發現創作有辦法幫助全世界去理解她的國家的時候，一方面很開心，但另一方面也有責任，因為越來越多人把自己的故事給她們，希望她們可以畫出來。」

書名意即停電——2022 年 10 月以來，俄羅斯針對烏克蘭能源基礎設施發動導彈襲擊，數千平方公里的地區陷入黑暗；電力外，通訊設備與網際網路也受到波及。即使沒有被導彈直接攻擊的城市，也會輪流斷電以進行能源分配及修復工程，許多地區每日輪流停電約 8 小時，民眾只能在早晚各 2 到 3 小時獲得短暫的電力。

停電時間表與空襲警報貫穿了烏克蘭人的全部作息。《BLACKOUT》使用大量的黑色塊面也成象徵：光明變成一種珍貴的資源，烏克蘭人該如何找到方法去活？

劉致昕說，所謂「找到方法」是以日為單位的，「因為今天有可能 150 個無人機跟炸彈的攻擊；明天可能是 600 個。那今天有兩次的空襲警報；明天可能是三次，但相隔十個小時。每一天情況都不一樣。他們是在變動之中建立一個日常。」

《BLACKOUT》裡，人們趁著電力恢復時工作，隨身攜帶小型發電機，出門時穿上反光背心以在黑夜裡認出彼此（遛狗時也得給狗狗買一件），蠟燭與無線電對講機取代燈與手機，晚上得在地下通道入眠，以免在睡夢中逃不了。

黑暗介入光明，例外介入常態，動亂介入日常。劉致昕認為，戰爭與非戰爭地區最大的不同，在於一切沒有可以計劃的空間。「能做什麼？該做什麼？有什麼辦法可以做？——就做了。」

如今我們所看到一切日常的生長，也非人民仰賴政府的規劃，而是由下而上：「這不是一個主動建立起來的東西，而是回應，是生存：他們生存得做什麼，就做什麼。」

三天與三年

暴行前面，許多抵抗也是這樣發生。

被佔領的地區裡，儘管法律上仍屬烏克蘭領土，但受俄軍統治，「有人口清洗、殺戮、管控、過濾⋯⋯各式各樣不人道的行為，就是為了讓還在那邊的人不敢出聲；或是以生命為威脅，虐待或直接殺掉，逼你變成俄羅斯人、效忠俄羅斯。」

2022 年 4 月，一群年輕人發起「黃絲帶運動」（Жовта стрічка），無法光明正大在廣場上集結抗爭，但透過在城市大大小小的角落貼一段黃色膠帶，讓路過的人們感到陪伴：不是每個人都放棄、在這邊並不孤單。

「像這種小小的舉動，在這種非常不人道壓迫情境之下，都會變成一個冒著生命的反抗了。」劉致昕說，尚未經歷戰爭的我們，對反抗容易產生固定的想像與定義，然而，我們其實都不知道我們會面對怎麼樣的戰爭。

「你可能原本在學校教書，地方被佔領了，老師跟校長第一波被叫去，然後軍隊要你改教俄羅斯的課綱，不然的話就會消失；如果你是士兵，你面對的戰爭是另外一種；如果你是邊界上面的人，你的小孩可能會被抓走，俄軍會要求你去當他的協力者，你遇到的戰爭是另外一種——你沒有辦法預測你跟戰爭的接觸面是什麼。」

戰爭不是只有一種樣子，反抗也不是。

但反抗之始，都是意志：「它有無窮的變化的可能，可是如果你沒有意志——你沒有回應的意志，你沒有反抗的意志，你沒有保護自己的意志，你什麼事情都不會做。但相反地，如果你有意志，做什麼事情都是有幫助的。」

意志何以見得？劉致昕說，我們可以嘗試想像：如果中國軍隊就在離此刻不遠處的基隆路橋上，從內湖開過來，台北被共軍封鎖，「你就想，這個就是前三天烏克蘭發生的事情——那，現在離那時候已經三年多了，對吧？台灣人如果不願意抵抗，是不是馬上就淪陷了？但基輔沒有——這是他們展現給全世界看的。當初沒有人料得到，他們在當時沒有美國的幫助之下，擊退了全世界第二大的軍隊。」

俄羅斯預告在三天內完成的侵略，烏克蘭抗爭到第三年。「這是已經發生的事情。現在他們還在抵抗。」

意志應被看見，然而浪漫化這份抵抗，卻也危險。戰爭是張力極大的一種故事，劉致昕說，「在極度危險的情況，這些人做了那樣子的選擇，你會覺得他是英雄、他是為了國家賣命等等——可是當你跟他身處在同一個地方，你會知道，在隨時會死掉的情況之下，很多決定只是來自於本能：因為你要活著。」

先於公理與正義的問題，從來是該如何活下去。

「如果你去浪漫化他，是失真了，誤會了戰爭的本質。被侵略者不是在戰爭裡面尋求當英雄、或是表現自己的情懷——沒有。他就是被侵略了，他是會死的。他們一切的本能跟回應，都是為了繼續活著，不管是心理上還是生理上的。」

《BLACKOUT》裡沒有英雄，有的是一個飛彈打來但繼續畫畫的人，一個飛彈打來但需要遛狗的人，一個飛彈打來但依然經營書店的人。

「這也是為什麼每個人都要用自己的方式做事，因為他不能不做，他就是要活下去。他幫士兵多做一些、他在那邊多賺一點錢、多繳一點稅，活下去的機率就會提高。其實只是這樣。」

結界

「你真的在那裡，跟他們一起變成飛彈的目標之後，才有辦法體會這些事。」開打之前，戰爭都曾經遙遠。距離不只地理的，也是至今太平的我們，遙望戰火下的烏克蘭，無法完全感同身受的斷裂感。

尤其許多細節貼膚，未踏上那塊土地的人難以感受。第一次去戰爭時期的基輔，路上巴士切穿城市與廢墟，死亡遍野，「你從高速公路就可以感受到戰爭——高速公路的路面有俄羅斯坦克當時開過去的痕跡，所以輪胎經過的時候會發出一個頻率，一個很低的、轟隆隆的聲音。」

高速公路兩側有人用噴漆噴著：不要再前進。前面有俄軍。

路是不可能平的，沒有一片完整的屋頂，牆面上有像芝麻一樣密密麻麻的彈孔。

劉致昕還記得司機告訴他的故事，「司機說，上次他開這條路時，眼睜睜看著前面隔著一百公尺左右車，壓到地雷，『它就在我眼前整個爆炸。車裡的人死亡，我後來停下來幫他收屍。』司機沿路是這樣導覽著我們路經的地方的。」

他說，這就是戰爭的世界。「飛彈可以掉在每一個地方，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是一個目標，慢慢地，你會麻木，習慣這一切。然而回到波蘭、出邊境的時候，你會非常地不習慣，會突然發現：欸有屋頂欸。有牆欸。高速公路是平的欸。或是說，不會有彈孔了，你不會在路上看到擋坦克車的裝置，你不會再收到防空警報了——就是一個結界。」

但結界不是不可能被跨越。烏克蘭人積極參與公共對話，即是為了讓結界外的人知道結界內的事。

創作也是跨越的一環，「這些創作者的作品都在努力跨過這個結界，然後讓外面的人知道，那個『不一樣』是怎麼樣？」

採訪過喜劇演員、編輯、藝術家⋯⋯最讓劉致昕感動的是，許多人把問題敲打透徹，讓作品有了更多被理解的機會：「他不只在為烏克蘭而寫，他是在為所有追求自由人權的個人而寫：為什麼會掉入這個情況？面對一個極權者、侵略者帶來的威脅，個人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個人追求的自由是什麼？」

正對這樣的世界，他們不再只是為了自己的失去而寫，不再只是為了自癒而寫，「這些問題，是為了全世界而問的。什麼是和平？什麼是自由？什麼是人權？因為他們覺得全世界好像需要重新理解這件事。」

俄烏戰爭造成的死傷人數上百萬；這場訪問結束後的一週後，美烏會談剛落幕，俄軍就發動近期以來最大規模的轟炸，「俄羅斯做了這樣的事情，世界上很多人還是不願意看見或是沉默以對，或是甚至為了買便宜的石油，選擇跟俄羅斯站在一起。」

戰爭前期，由於大量人口流失，或是倉庫、印刷廠與書店遭炸毀，致使烏克蘭多間出版社被迫停運；然而戰爭喚醒烏克蘭人對自身文化根源的好奇，國際市場也渴望傾聽更多烏克蘭人對這場戰爭的詮釋。許多平台紛紛開放烏克蘭國民免費取用電子內容，也有以戰爭為主題的新出版社誕生，尤其在停電時刻，紙本資訊的傳遞更為重要。結界堅固依舊，但一點點的通道正在被鑿穿。

「因為大家都需要從這些創作當中，確認此刻我為什麼活著？或為什麼我活著但我的身邊的人沒有？想要確認此刻的意義——他想要思考。他想要理解。而作為烏克蘭創作者，這時候也希望全世界可以理解他們的狀態，所以他們會做各式各樣的作品；而對境外的大家來說，想要拉近這樣的距離，就是去讀這些作品——書也好、電影也好、紀錄片也好。」

不孤獨

跨越結界也不只是戰爭裡的人的責任。

劉致昕記得一開始接觸烏克蘭相關的題目，包圍著他的孤獨。「你沒有辦法告訴你身邊的人那邊的情況是什麼——就是你不懂得怎麼跟他們溝通，這也是因為，這邊的人還沒有要瞭解那邊的情況。」

直到這三年來，越來越多資訊湧入台灣；中國軍機擾台、切斷海底電纜，也讓人們逐漸體會到，烏克蘭發生的事情，或許也會在某一天籠罩台灣。

「我自己也會學會去建立起我自己的社群或是網絡，或是我的身邊的人，讓自己不要去感到孤獨——特別是在烏克蘭這個題目之上。」與哈哈台合作、放映會的舉辦、接受各節目邀約，都是如此。

當然，也不只是他與他的題目，許多文字與新聞工作者都是在找出不孤獨的方法，「因為他有重要的故事，想要傳遞給身邊重要的人或是他的國家——還在努力，不是因為錢，而是不要讓這些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很多人在尋求的就是這樣的理解。」

「作為讀者的大家，可以去給予這樣的理解，我覺得是對於在這個時代還努力去寫真實故事、創作的寫作者，很好很重要的支援——這個支援也會帶給所有人價值，因為這樣我們才有辦法擁有真實的故事跟能夠照顧自己內心的作品。這是一種讀者跟寫作者之間的關係，這個關係得以建立，是因為我們擁有自由的環境。」劉致昕說。

這是生活在民主國家的我們，貴重的權利：能建立自己的網路，找到夥伴，即使溝通無法一蹴可幾，但總能夠努力。「而這個努力不會為你帶來風險；但在極權國家會——如果有人試圖去打破孤獨，去讓更多人看見他所看見的，那他就是把自己放進一個險地。」

寫下《我深愛的國家》的俄羅斯記者 Elena Kostyuchenko，與一眾嘗試將真相帶回俄羅斯的《新報》記者，他們是少數報導這場戰爭的俄國媒體，然而「當他們的報導有影響力了，也代表他們會變成目標，很快就會消失了。」《新報》在戰爭爆發 6 個星期後遭到查禁，覆滅，記者群被懸賞暗殺，至今流亡。

Elena Kostyuchenko 在書中最後拋下質問——

文字有多少重量？
（有時候是一整個生命的重量）
文字能對抗武裝暴政嗎？
（不能）
文字能阻擋戰爭嗎？
（不能）
文字能拯救一個國家嗎？
（不能）
文字能拯救把它說出來的人嗎？
它救了我。
但只有我。

唯有他們在戰火裡書寫，才有我們在戰火前閱讀。

 

《BLACKOUT: Chronicles of Our Life During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作者｜Studio Serigraph

 

 

假設戰爭爆發，你的避難包裡有什麼？刀具可以防身，藥品可以治癒，但帶來思考與判斷的書，很可能放不下。

閱讀作為一種備戰。你決定從現在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