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著死，都不要跪著生存——後九七的香港電影

「寧願站著死，都不要跪著生存」——2014 年佔中運動民眾。

自主權移交的二十餘來，香港的社會及文化歷經了幾番折騰，依然是美麗的東方之珠，卻離不了那緊鎖額際的緊箍咒。過去期望的沒有到來，曾經擁有的即將逝去，市道不景，自身難保，有些人彷彿再也叫不醒般地睡著了。然而 6 月 9 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反送中」（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卻讓一百多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捍衛人權直到最後一刻。

從焦慮到冷漠，再到遍地開花，香港的公民覺醒與當地電影產業的流變息息相關。九七回歸後，香港人民普遍的認同焦慮一路演進了電影裡。「香港電影已死」儼然成了創作者自嘲的金句，但憑藉著對藝術及言論自由的追求，港片亦步步走出「後九七」的迷惘及鬱悶，重建起香港雖困猶戰的精神，再怎麼艱難，也要繼續説自己的故事。

談起後九七電影，陳果的「香港三部曲」可說是回歸初期的獨立電影代表。從《香港製造》的殘酷青春物語，到以退役香港華籍英軍為主角的《去年煙花特別多》，再到童言童語的《細路祥》，都向著回歸的議題直球進發。1997 年出品的《香港製造》聚焦在香港歷史及政治的轉移之際，位於社會底層的青年們對成人世界的絕望與憤怒，片末更引述毛澤東對青年的嘉許，反諷出香港絕望的處境。青春小獸們奮力奔向「一定會更好」的明日，卻等不到朝陽升起，紛紛夭折於黎明前夕。過渡不了的那些，城市不會記得。「香港製造」了什麼？一切都在不言中。

「我女兒十六歲，她現在死了，永遠都這麼年輕。你就慘了，還要慢慢熬。」——《香港製造》

千禧年之初，陳果再以《榴槤飄飄》打開了「妓女三部曲」的創作光譜。電影用一名「北姑」（香港對中國南下的性工作者的戲稱）的日常，呈現出南北方生活的極端對比。榴蓮亦可比作「流連」；東北的家人等著去大城市打拼的小燕衣錦還鄉，但對她來說，香港風景不過是一個嫖客到另一個嫖客的距離。

那顆在接客途中被砸碎的榴蓮，從形到神皆是香港的隱喻——在南方貴為果王，到了北方卻乏人問津。沒嚐過的人衝著它的名氣，無所不用其極地撬開了殼，卻只有滿手的臭氣。穿梭於南北兩地的妓女，因斷裂的生活經驗而失語。小燕的迷茫是香港回歸後民心的縮影，美好未來的保證就像榴蓮，並非人人都吃得出其中的甜蜜。

「小燕姐姐，新年又到了，我爸爸和以前一樣，從香港帶來了禮物。但今年的禮物很特別，妳猜是什麼？就是這個榴蓮。妳知道嗎？我媽媽還為了這個榴蓮和爸爸吵架呢。媽媽罵他笨，買了兩個臭東西；爸爸罵她蠢，不懂吃好東西。妳覺得好笑嗎？」——《榴蓮飄飄》

若陳果的悲觀是一隻在心口上徐徐爬行的螞蟻，死不了，只是熱癢難耐。那麼在 2002  年揭開序幕的《無間道》三部曲，則揭示了身份認同的曖昧，足夠使堅強的人性走入瘋癲。編劇麥兆輝和莊文強將一個直接的臥底故事，擴大成了香港歷史的隱喻。電影中，警察臥底成了古惑仔，古惑仔扮成了警察，久了，好人不再好，壞人也不願再壞。但改朝換代後，「做個好人」、「做回自己」真有那麼簡單？其中的經典台詞「我以前沒得選，現在我想做好人」是對歷史的詰問，也是對現況的祈求。進退兩難、兩敗俱傷的結局，只有主題曲幽幽地唱著「被遺忘的時光」。

在身份認同焦慮的浪潮下，港片獨有的樂天精神竄出了頭。2001 年的《麥兜故事》是香港影史中純真又犀利的奇花異果。片中長得不帥、資質平庸的小豬麥兜，在母親「凡事樂觀」的指導方針中，依然創造出一個美麗的世界。麥兜一角之所以成功在香港引起共鳴，不僅是因為其反映出典型香港人的成長過程，更是因為它在茫然的時局中失望卻不絕望的處世態度。尤其那被傳閱至今的「魚蛋粗麵」段子，幽默中能看見生命的本質。

「麻煩你，魚蛋粗麵。」
「沒有粗麵。」
「是嗎？要魚蛋河粉吧。」
「沒有魚蛋。」
「是嗎？要牛肚粗麵吧。」
「沒有粗麵。」

——《麥兜故事》

沒有魚丸，沒有粗麵，「原來有些東西，沒有就真的沒有。不行，就真的不行。」——例如自由，例如自治。香港反送中示威活動歷時多天，引起各國媒體的高度關注，然而香港政府仍以一紙公文聲明草案將會在星期三（12 日）在立法會大會中恢復二讀。沒有意外，沒有奇蹟，草案還是會通過。

關錦鵬導演在新片《八個女人一台戲》最後一場戲中，讓兩位演員站定在香港大會堂前，背倚舊時文化地標，面朝「不再靚」的皇后碼頭：「主啊，你賜給我們維港，現在又收了回去。」現世的無奈舉重若輕，反倒成了一種大智若愚。幾日來的遊行，起初就不存在慷慨激昂的士氣，人們走上街頭不是因為覺得有希望，而是知道沒有希望也要走出來。曾藉演員之口說出「香港電影已死」的關錦鵬，還繼續拍著電影。自由不死，影迷還在。光輝歲月會過去，但生命總有一些堅持，永遠也不需要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