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坎城現場｜《燃燒烈愛》：李滄東與村上春樹的矛盾碰撞

2018 年坎城影展，李滄東《燃燒烈愛》（Burning）獲得幾乎所有影評人的讚譽，這部描述青年無助感、兼具類型與寫實風格的作品甫公映便成為影史公認最成功的村上春樹小說改編電影之一，《銀幕》場刊高達 3.8 分（滿分 4 分），打破 2016 年《顛父人生》的 3.7 分紀錄，創下史上最高評分。即便如此，本片最後未獲得坎城評審團青睞，僅獲得國際影評人獎（FIPRESCI Prizes）會外獎。

《燃燒烈愛》可能是繼《東尼瀧谷》後最美的村上小說改編電影，改編自收錄於《螢火蟲》的短篇小說《燒掉柴房》。村上的小說向來不好改編，過往舉凡《挪威的森林》、《神的孩子都在跳舞》，都是褒貶不一的例子。本片繼承了村上小說獨特的謎樣詩意，使用大量長鏡頭，刻劃出感情生活之間的物質事實，以細節烘托情感來迎接狂放青春的爆裂結局，並請來優秀卡司闡釋宗秀（劉亞仁飾）、班（《陰屍路》史蒂芬元飾）和女主角海美（姜鍾淑飾），飾演命運互相牽連的三人。但即使在執行、氛圍上皆有超乎水準的呈現，此次改編卻有不少內在矛盾，與值得討論之處。

當李滄東試圖在村上故事裡，拍出青年的「無能為力」

原著小說裡，宗秀是剛奔三十的微中年，迷上了身分不明、會表演剝橘子啞劇的年輕女孩海美。海美周旋在男人之間，靠男人請吃飯過活，賺錢完就想出國去非洲玩。兩人相遇後海美失蹤，而電影改編情節，讓宗秀開始懷疑起神祕帥哥班是否該為失蹤負責，展開一場苦尋神隱少女海美的解謎之路。李滄東敘事，將此轉為一則推理與苦戀交織的青年悲歌。

李滄東為何要拍這部電影？導演在訪談中表示，本片意圖肩負當下青年的「無能為力」，他希望描述青年世代面對自我生命的矛盾，與試圖了解外在世界時的疏離感。文以載道的使命感，一直是作家出身的李滄東導演風格獨特之處。然而，這種意圖真的適合套用在村上故事嗎？觀影時感受到的矛盾依舊讓人懷疑：兩個大師的創作是否在此作品中形成衝突？

改編前後有兩大明顯出入：故事主角宗秀的年齡、以及故事舞台坡州。海美角色大致上沒有太大更動，但李滄東將故事中31歲的男子，改為剛畢業的青年。他以長鏡頭細節帶出短篇小說未提及的人物經歷，經營村上刻意抹除的人物背景，使其立體。美術設計 Shin Joom-hee 花費大量心思在地化，將村上經營的細節移植到當代南韓都市風景，更獲得今年坎城影展的高等技術大獎（Vulcan Award）。劉亞仁細膩而壓抑、姜鍾淑狂野不羈，配上史蒂芬元的神祕眼神，也讓敘事的沉緩調性不顯枯燥，相得益彰。這些都是長篇幅的電影才能有的優勢。

如何改編？李滄東所添加的「巧思」

放眼望去，村上春樹小說改編電影幾無好評，或許是因為挑戰者總在小說龐雜的細節中迷路。村上故事常是這樣的：沉默寡言的男主角，迷戀謎一般的女子，他們得有一兩場讓男主角到故事結尾都難以忘懷的性愛，隨著神祕事件發生，主角近乎戀物癖地，在回憶中持續不斷追索著相關物件的蹤跡。熟悉村上小說的朋友不難發現，李滄東確實成功抓住這些元素：寡言男主角、謎樣女子、難忘性愛、戀物癖般的細節樣樣不缺，但他的改編卻也留下值得討論的「巧思」。

例如故事開頭，宗秀和海美相遇，海美主動投懷送抱，喝完酒後海美說要出國，要宗秀下次到她房間幫她餵貓。這隻由李滄東所添加、神龍不見首尾的貓咪，在後半段成為追尋海美下落重要線索。起初，神隱貓咪可視為女主角對啞劇喜愛的呼應，彰顯「看不到的東西，不代表不存在」的道理，也切合村上故事的「神秘感」。李滄東在訪談中明言，他著迷於村上故事的神祕感，希望以「神隱之貓」的設計提供更多可能性。然而，當海美消失，這隻貓咪在李滄東敘事中再次發揮效果，卻只剩下解謎功能，「神秘感」盡失，淪為把全片推向懸疑、推理類型劇的功能性角色。

另一「巧思」，則是海美房間一天照到一次陽光的設計。鐵塔反射陽光、光線灑落的瞬間，正巧是兩人在親熱時，而這個靈光乍現的片刻暖和，明顯與李滄東的《綠洲曳影》相仿。海美和宗秀相對於炫富的班，身處社會邊緣，而這個「迴光返照」的設計，就像《綠洲曳影》裡讓光落在腦性麻痺患者和罪犯身上一樣。這是李滄東電影的招牌畫面，舞蹈、詩歌、靈光乍現的片刻，訴諸聲音與光影，在光落下時可以享有一點突破禁忌的解放氛圍。但這種作法也可能遭致觀者如我，質疑作者是否試圖含混帶過故事主角的底層身分；畢竟相較於《綠洲曳影》戳破正常社會的偽善，《燃燒烈愛》中的身分問題仍舊無解。這些「巧思」，看似是李滄東藉村上提供的「神祕感」來呼應他的拍攝意圖，卻沒有成功呈現壓抑青年的內在騷動。

既不村上、也不李滄東的《燃燒烈愛》

或許這種種遊走在寫實與神秘之間的尷尬感，是由於李滄東未能將村上「輕輕提起，甚至不放下」的寫作策略、以避世之姿討論存在本質的手法呈現出來。村上春樹小說中那些追尋謎樣女子的沉默男子，其實總是試圖以希臘悲劇「洗滌」（catharsis）的手法，將「物質世界」的女子，形上化成一種思考中的存在。這種帶有一些沙文主義的核心思想普遍存在於村上小說的各種戀物中，舉凡爵士、小說、電影，皆有跡可循。當李滄東大費周章的「添加巧思」、試圖為主角補充大量的社經背景、營造寫實神采時，顯然是沒有意識到村上小說的這個層面（或認為不重要）。

不過，偏離村上精神無妨，李滄東並沒有承諾我們要拍一部忠實的改編電影。李滄東明確論述：做為當代亞洲電影旗手，他肩負的是「青年世代的自我矛盾與困境」。但當《綠洲曳影》的陽光片刻於《燃燒烈愛》結尾再次出現，卻被草率帶過；而理應為神秘感加分的貓咪最後淪為單純的解謎工具，整體敘事過度專注在復仇情節上，等於將村上舉重若輕的小說結尾，硬生生更動成了一個韓國當下流行的懸疑類型電影。如此情況下，李滄東宣稱以青年關懷出發的改編，也變得欠缺說服力。

於是，無論要稱為一部關懷青年藝術家低成就人生的寫實電影，還是票房類型鉅片，《燃燒烈愛》的表現都難以稱得上完美。私以為，李滄東可惜沒將懸疑、推理等類型的侷限，化作全新可能。僅管兩個半小時毫無冷場，呈現了精彩的性愛與暴力場面，也在設定上進行了大膽更動，卻只鋪陳了炫富殺人犯與貧困青年之間的二元對立，直到最後，李滄東欲達到的階級翻轉仍沒有完成，若將此片以單純懸疑片視之，表現也差強人意，難達韓國類型片水準，更實難稱為李氏美學的突圍與突破。

最後，《燃燒烈愛》成為一部既不商業、不村上、也不李滄東的電影，徒留「坡州」這個值得一提的地理設定。坡州位在南韓西北部，是最靠近板門店停戰區的城市，劇中，遠方北韓薄弱的政宣廣播，或許是為映照當今青年的政治冷感，李滄東試圖以此地連結青年迷惘，卻不幸與劇情眼下的生存危機脫鉤，又或許他明白北韓現今是國際新聞的重要焦點，才將之置入作為取寵策略。

電影結束，回神過來，才發現大篇幅針對男主角苦心追尋女主角蹤跡的描述，意不在詮釋村上的存在主義精神，也不在懸疑解謎，反而像是將故事解剖成了過於簡單的愛情故事，便企圖言說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龐大困境。李滄東這種企圖是否成功，見仁見智。故事結尾，青春醒目地被點燃，少女海美仍舊神隱；說到底，本片在燃燒的，究竟是誰的烈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