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消失了，而我竟然不覺得可惜──專訪楊莉敏，霧與死的成年禮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09.05.2023

工作的地方蚊子很多。

那是位在台中、大面積的藝術中心。楊莉敏負責辦手作課程、影展、藝術家進駐，後來也接手隔一段馬路、比藝術中心面積更大的眷村園區業務。無人居住的眷村屋瓦斑駁、管線老舊，像死了一樣。居民眼見環境髒亂，認為單位偷懶；然而眷村下有文化遺址，地基打不了，擬好的修繕計畫再三被擋在法條前。她每天找錢、找顧問、找門路。不停試，不停失敗。

還有民眾在眷村裡任意養狗、擅自圈地種菜、或遊民睡進老房，「剛開始我們不敢請那些遊民離開，還得找警察⋯⋯」她煩於人際關係，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工作溝通上，但溝通完沒多久，請走的遊民又回來。她曾向主管形容：「我們像在做一件沒有遠方的事情。」

「在這裡工作你必須要很有愛——但我沒有。」

不是眷村子弟，也沒有眷村朋友，她只是像對待一份工作那樣，對待這座眷村。走一走還會撞到聚集的蚊群。問她為何選擇這份工作？她只說：「離家近。」一不小心就做了九年。

散文集的作者簡介上，與「現職文化行政」排在一起的，是「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散文首獎」得下三大報首獎——這一份至今無人企及的寫作紀錄。

幸福的反面

一開始是為了錢。

家庭經濟條件一直不好，金錢很深地影響楊莉敏對各種事物的判準；母親年邁退休、父親會向家裡要錢、姊姊遭遇渣男、哥哥工作不穩⋯⋯身為家中被照顧最好的老么、讀到研究所的高學歷，很早就被回報家庭的責任感練成一個給予者：賺錢、積蓄、養家、餬口。

「長大了、有責任以後，很多事都不好玩。」大學時期她開始兼差，試過在咖啡廳工作、當家教，但成就感低，不久就辭掉。於是她把目光轉向大學舉辦的校內文學獎，從此開啟了最長的一份打工。

文學獎作為將文字高效兌現的機制，「既然要投的話，就是要得獎。」而且經濟上的焦慮不允許她佛系、不能天真地「沒得獎也沒關係」。她剛開始以劇本與小說投稿校內，研究所轉而經營散文，報償很迅速，〈The Double〉得中興湖、〈看太陽的方式〉得聯合報的散文首獎；研究所畢業後則以〈世界是野獸的〉得了時報散文首獎。獎金加一加也有 24 萬。不大，但也不是一筆小錢。

接著她很快找到文化行政的工作，「老實說，那時我對文學獎就興趣不大了。」但她又投了：當時第一本書《世界是野獸的》剛拿下 12 萬的創作補助，正在成書期，出版社建議她供稿給副刊刊登、用以宣傳，索性拿其中一篇〈不散〉去投林榮三，等了三個月，又是首獎。20 萬。

漸漸過上有餘裕的生活，她竟也漸漸找不到動筆的理由。

曾經她把幸福定義出三個階段：「有穩定的工作、錢、薪水，這是第一要務；第二，就是可以自由的寫我想寫的東西；第三，可能是找一個合得來的情人談戀愛⋯⋯」

如今，這三項都滿足了，「但我依然沒有感覺到真正的幸福。」

2010 年楊莉敏〈看太陽的方式〉得獎感言寫下：「⋯⋯每天凌晨四點準時爬起來寫。寫之前會先聽陳綺貞和 Slowdive 的歌，然後餵貓，然後泡咖啡，我想我喜歡規律的生活。」

十三年後《濃霧特報》寫作期間的生活，她形容：「醒來，工作，五六點下班（加班的時候不多，偶爾到七點）回去之後吃晚餐、洗澡，看一下 YouTube 上的廢片，九點半就睡覺。」

同樣規律，只是楊莉敏不再四點起床寫作，不再聽喜愛的英國搖滾樂團。「我一直很對不起文學，這種愧疚感很大。上班了之後可以分給創作、閱讀的時間變少，就會想，蛤？我都沒有在看書，像我這樣的人還可以繼續做創作嗎？會覺得心虛。」

我沒有看清自己，以為找個與文字無關的工作，能讓書寫更為純粹、不受干擾，可以完全的自由。但那麼純粹要幹麼？無聊得要命。——〈幸福路上〉

然而，我只是累，想踩著地面，平庸而不費力地生活而已。——〈濃霧特報〉

「文學真的好難喔。」這份難，對她來說不僅是技術上的困阻，也是生計的艱辛。照著自己擅長的事物往上爬，好不容易登上高處，卻仍只是一片荒涼：即使能透過文學獎、補助、稿約賺外快，收入依然顛簸，「做文學真的是在消耗身體健康跟興趣嗎？像我或我男朋友，好像我們都因為終其一生熱愛的文學而變得很窮困。」

「到最後反而有一點，開始憎恨起自己那麼喜歡的文學。」

不斥於寫出對文學的恨，如今是她對文學最大的愛。曾寫下「再不寫我真的會瘋掉」的她大概也沒料到，〈幸福路上〉走到最後會發現，沒有文學的生活，真的不會瘋：

幸福路上，文學消失了，而我竟然不感到可惜，只是繼續活著，毫無疑惑地朝向明日，繼續活著。

文學的外面

多少寫作者因為文學獎而恨、而焦急、而失落，楊莉敏看似有一條順遂因此孤獨的文學獎之路。

即便如此，她不覺得自己更靠近文學一點。

領獎當下，獎盃獎狀、台下傳來的目光、主持人朗讀的名字是明確的；下台後，她變回一個不怎麼文學的人，「我要趕車回台中嘛，在台北領完獎之後，現場不會多逗留、不會像其他得獎者那樣聚在一起聊天。我就拿了獎盃，拍照，走了。」

「也不會特別有人來跟你攀談或邀稿。不會因為你得了一個首獎，從此話題不斷。不會有這種事。就是平淡的繼續過日子。」她不是沒有期待過，但鎂光燈不可能一直跟著得獎者。她還是在文學的外面。

薄膜的背面

「大概我很孤僻吧。」

生活中最文學的時刻是與研究者男友相處。《濃霧特報》裡的伴侶形象，話題不離小說與電影、但始終沒找到穩定的工作；這與工作穩定後、不大接觸藝文的她形成對照。兩人在文學上有共識，至於其他則如她書裡寫：「男友對我並不感興趣，人生的所有心念，都是文學」；就連男友試圖更理解她時，也不是當面談心，而是先翻開她的作品，以文學研究的方法摸索關係。

「我唸中文、寫作，照理是善用文字的人，可是說實在，在跟很親近的人對話時，一直有平行溝通的現象發生。我要怎麼正確地傳達心裡所想、正確地投遞訊息⋯⋯」她不甘心：「這好像還比寫作難。」

家人之間也隔著一層隱形的膜。爸爸除了飯煮好了會說句「食飯」（吃飯），其餘一天講不到兩句話；媽媽則相反，搭上話就會馬不停蹄地講，不讓別人有插話、發表意見的餘地。

每有爭端，國小學歷的媽媽口頭禪是：「恁讀冊人講的話我攏聽無。」（你們讀書人講的話我都聽不懂）媽媽心中的次等感，與楊莉敏的冷淡穿插出母女間的柵欄。不像姊姊。姊姊性格跟媽媽一樣戲劇化，與媽媽的齟齬更多、但感情也越吵越好。反觀自己：「可是像我們這種比較孤僻內向的，她就完全搞不懂你在想什麼。」

最記得的是一次媽媽突然問她：「你會不會覺得很孤單、很寂寞？」

以前媽媽忙於工作、無暇顧及子女。媽媽對這份缺席歉疚，一直想補償：「她會覺得，現在有時間了，看要不要一起出門、多花一點時間陪我們。」

「我就說：不會啊。媽，其實不是這樣的，我畢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別人不要來煩我。」

但薄膜並不見得是障蔽。楊莉敏曾問家人：「被我寫到不好的事情，會不會難過？」

「結果我媽、我姊說，他們可以理解寫作就是這麼一回事。我滿驚訝的，他們就這樣回答欸，他們說：那就是創作的一部分。」直覺以為家人不懂，但沒想到，「她們這樣不太文學的人，反而清楚點出創作核心的東西，甚至是那些文青們可能要彎彎繞繞、經歷曲折才能抵達的地方，他們一下子就到了。」

在薄膜的背面，或許有哪裡是相通的。

爸爸的側面

〈不散〉拿下林榮三、在《自由副刊》刊出那天，有親戚看到，把報紙拍下來 po 到楊氏宗族的群組，群組裡有三十人左右，這件事鬧很大。

大到，連爸爸都去買了當天的報紙來看。

記憶裡，這是爸爸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讀她的作品。然而〈不散〉裡寫及父親的段落也只有最後，絕不是楊莉敏寫父親寫得最多、最狠的一篇。不像〈世界是野獸的〉寫爸爸切除癌細胞、痊癒了，她卻感到失落；不像〈身體〉看著爸爸埋葬黑嘴狗，心想自己有一天也會被爸爸載到海邊丟掉。

爸爸讀到的是她的散文裡，相較適合闔家觀賞的一篇，「但我爸看完有點不開心，跟我媽抱怨：『我哪有她寫的這樣？』」

聽完爸爸的怨言的媽媽，只回了句：「啊你明明就這樣！」

爸爸在楊莉敏的文字裡，始終強烈地「不在」著。〈松子〉〈世界是野獸的〉等多篇散文提及父親皆以相似的開場：性情浪蕩，沒責任心，開過舞廳，玩六合彩，喜歡求明牌，會向家裡要錢，並總是不在。

沒有外遇、沒有家暴、沒有離婚，爸爸沒做過傷天害理的事，就只是不在。

有遠房親戚來家裡露鳥，爸爸不在；變態折下樹枝塞給自己，爸爸不在；騷擾電話傳出男人的自慰聲，爸爸不在。

「他不會打罵孩子，因為他心虛。他也知道自己不是一個好父親，不會擺架子、不會嚴厲對待我們。」爸爸並非單面的惡人，在家他負責伙食，一有錢就會給家裡買很多好吃的；〈吃海的人〉裡寫童年爸爸會帶她去魚市場，但腥味太重，她吐了，於是往後爸爸都會多買支霜淇淋、讓她邊吃邊等，不再帶她進魚市場。

「父親對我很好，但他又讓我很痛苦。」楊莉敏曾聽媽媽說，自己是爸爸最疼的孩子：「我開始不知道，我到底該不該恨這個父親？我覺得我應該恨，不然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他，因為恨他是最簡單的方式。」

由於長期對父親的懷恨在心，終於，我也長成了一個不怎麼樣的大人。——〈世界是野獸的〉

「但我也是個不怎麼樣的女兒。如此看待我父親，那我大概也不是什麼好東西。那是一個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覺得我對他已經夠好了，一方面又會感到很深的遺憾。」

「但我知道，我應該無法、也不會想要修補遺憾。」

死亡的正面

一直不在的爸爸，後來真的不在了。

曾在夢中對父親大喊「你怎麼還不去死？」的楊莉敏，三年前獲知爸爸過世，只覺得好累，收一收包包，從辦公室趕回家。回到家，「他好像躺在那邊睡覺一樣。沒有驚天動地的場景，沒有張力。很平靜。」

遺體旁邊放著生前愛喝的養樂多。據爸爸說，養樂多可以抑止化療後的噁心感：

在真正倒下的時刻，父親應該也正喝著那小小罐的乳酸飲料，期望這次也能再撐過去的吧。——〈孤島〉

只是這次沒有撐過去了而已。

家人沒什麼表情。CPR 做完，判定沒有救，警察、救護車來，過不久衛生所主任也來，相驗，開死亡證明，甚至父親太胖、沒人搬得動，只能任由遺體倒在地上。「一切是很程序、制式的。」

像在處理每日行政業務，「可是我又覺得，我是不是不應該這麼感覺？不應該把它當成一件日常的事情？」教會楊莉敏「死亡不該日常」的也是爸爸：〈身體〉寫她小學時，爸爸說家裡養的那條黑嘴狗走了，那是她第一次目擊死亡。沒有傷口、沒有白沫，那是極其安靜的屍體，極其安靜的死。

「這件事對我而言還滿震撼的——震撼是因為我爸哭了，很傷心地哭了。」

爸爸愛哭。每當親人過世，爸爸會一邊落淚一邊宣達死訊，其他人則傻眼地看爸爸泣不成聲。她搞不太清楚，爸爸跟自己，死亡面前誰才是異類？

相較爸爸過剩的情緒，楊莉敏跟不太上自己。因死而生的難過、痛、生理的不適感，延遲了好久才來：「要等很戲劇性的後遺症具體發生在我身上，我才會意識到這件事有影響。前一陣子我會失眠、恐慌、常常半夜驚醒。我以前完全不會有，是在我爸過世後才開始的。」

死亡是不太日常的日常。透過散文，楊莉敏也不斷查核自己與死亡與世界的關係。〈強風吹拂〉寫姊姊幫孩子洗澡、浸入盆底，「像是要自殺一般」；〈無痛．粉紅色〉寫張國榮自殺同一天，「有一隻狗從我們這棟五樓跳下去。我心想：這什麼世界？連狗都要自殺。」；〈世界是野獸的〉寫親人，「大家彷彿相約好，要在這幾年內一次死給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