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外國人業配台灣——專訪 Freddy ╳ Emily《政治重金屬》：讓我像台灣人一樣昂首挺立
她做了台灣第一個談論大麻的 podcast。
Emily 出生在威權時代下也積極談論台灣身世的家庭，父親吳乃德是研究國民黨威權政體的學者，從小耳濡目染吸收長輩口中的「台灣歷史」。但是在學校，她在課本所學的是「我們是中國人」。史實的真偽在她心裡埋下問號：我們到底是什麼？
他是台灣第一個進國會的樂團主唱。
主唱身份面向國際聽眾，Freddy 自帶國際新聞點，人們從他不典型的政治形象裡看見台灣。小時候玩金屬是結界，音樂放最大聲，隔開房門外父親的咆哮。金屬樂本來只是他的內在世界，卻在玩團後成為他發出情緒的媒介，創作連結根，在 metal 市場得到認同。
2019 年，選舉前後 Emily 早已對「做一個政治節目」蠢蠢欲動，她與友人創辦的「鬼島之音」實為時代下的產物，關注趨勢底下尚未被談論的議題。疫情期間 Freddy 看不下去譚德塞練肖話，重啟 twitter 後，想要做一件事、說台灣的故事，什麼樣的媒介可以乘載嚴肅的議題？經過團隊裡潮同事的引介，他遇見了 Emily。
台灣第一個講英文的政治 podcast 《政治重金屬（Metalhead Politics）》誕生，金屬樂作為背景音，國際局勢是骨幹，台灣是持續的提問——「我們是誰？我們自己來說。」
一個政治節目的素養
節目開錄前，他們各自丟出想法，錄製時講稿上密密麻麻的備註是「fact check」，Emily 說：「真的要啦，弄不好就變假新聞從國會出來欸。」podcast 是工具，但體質也根據內容調整，比起直播，podcast 站上的內容質地更慢一些、可以停留、帶有傳遞訊息功能：「像我們在《大麻煩不煩》更多是在描述事實，不是提倡；做新聞時則會更注重查核事實，確保東西是對的。什麼時候是講觀點，什麼時候在講事實，這個東西在主持人心裡要非常明確。」
因此《政治重金屬（Metalhead Politics）》抱持新聞的嚴謹態度，「有時候錄的時候如果沒有確認到事實，剪輯時我就會拿掉，如果我不能對那句話負責任的話，就不應該出去。」
防疫下的台灣、刺蔣案與黃文雄、通姦除罪化、香港國安法、Black Lives Matter⋯⋯，話題很辣，受眾瞄準「對台灣有點好奇的外國人」，Freddy 說甚至也有原先關注閃靈的樂迷、透過節目才知道台灣原來不是中國，「或者有些外媒定期會採訪我，做這個 podcast 也是我主動提供內容的一種方式。」Emily 認為做節目是為了台灣跟世界的接軌，也是把「說台灣的主權」拉回台灣人身上。
Freddy 看現在的英語世界，仍有許多人對台灣的認識停留在自由中國：「有些人不知道台灣這幾年經過轉型正義、本土化，以及迎向所謂天然獨的世代，這個世代的『台灣人』對台灣的觀點是什麼？很多英語系的人是陌生的。他來台灣看的觀光手冊，中正紀念堂還是在吹捧蔣介石，都是舊的東西。」
Freddy 以前在國外巡迴時，也會遇到歌迷說：台灣就是相對於鐵幕中國的自由中國。在那樣的敘事裡，台灣即使擁有自由，但還是「一種中國」，「那些人純聽 metal 不見得瞭解，以前他們上網查，英文資訊裡的台灣都還是過去國民黨刊登資訊的『民主的中國』，因此外國人都覺得蔣介石是個偉人，但他如果去查共產中國的歷史，蔣介石就是個屠夫⋯⋯」歷史的斷裂與鴻溝，也許透過全英語 podcast 的口述歷史能夠進行第一步搭建工程。
Emily 在國外唸書多年，眼見外國人對「台灣」的破碎認識：「以前大家從大外宣認識台灣，或是不認識台灣的以為你是泰國人。」
對他們來說，核查事實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不是一個娛樂節目，用輕鬆的外觀做觸媒，但他們想做的也是一種真相還原，屬於這個新媒體時代的轉型正義，不一定只能由中央發起。
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業配台灣
對 Emily 來說，台灣民主化的進程也讓 podcast 得以擴散，「製作門檻不高，沒有審查，自己錄、錄好就上傳，發佈沒有門檻的，你只要上去開自己的帳號，就可以講自己的故事。」歷經台灣 HD、3D 到 VR，從紀錄片、影展、動畫、動畫新聞、行銷影片、摸索到製作 podcast 的她發現，其實自己一直以來，都喜愛傳遞好創作與故事。
在社群與媒介興起的網路時代裡，Emily 選擇做全英語節目自有志願，幾年前她回台灣、別人說幹嘛回來這個鬼島，她不解：台灣真有這麼糟嗎？因此《鬼島之音》出來了，他們的任務是：如何外銷台灣？
「我們在做英文節目時，想的是怎麼業配台灣。」
「相對中國的崛起，台灣在外國人的想法裡是一個很 niche 的東西，剛開始做鬼島時，很多人跟我講英文不可能⋯⋯可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我們做到現在也發現，題材怎麼做會讓人在乎才是最重要的。」比如美食是誘因，「透過食物去正視一個國家的文化，我覺得很好啊，除了泡沫紅茶之外台灣還有什麼？在做題目時也是問自己，給自己一個功課。」
Emily 自己的團隊也做《Waste Not Why Not》談論台灣環境保護，「在世界體系下，台灣的環保政策其實是很先進的，但是國際上比較少在談，因為我們的數據統計都是被歸類在中國底下。」做節目是挖掘，把被隱藏的數字透過各種方式找出來、或是以別種證據體現。
Freddy 同意推廣文化可以讓歷史脈絡更無痛地被接收，「我們的政府過去有很多官僚方法，用很傳統的方法在宣傳台灣、打開國際空間，不管是買廣告還是什麼。現在有好一點啦，因為現在的政府更關注文化一些。」怎樣靈活地打開空間？比如北美有許多台灣餐廳，那是三四十年前、第一批去美國的台灣人，大多是中華料理，餐廳也面臨時代汰換，他想像：「假設，不管是台商或僑商，政府可以有輔導政策，轉型成台式料理，補助招牌的轉換以及廚師的訓練，政府也做北美的台灣料理宣傳⋯⋯」
台灣在國際局勢所受的限制，不一定得硬碰硬：「以台灣這樣的國力、中型國家來講，硬要去跟大國擠那些空間，還不如多花一些力氣在文化上面。歐洲國家來說，像英國在政治上是有很強大影響力的國家，但是文化上的投注就輸給像芬蘭這些小國，芬蘭在音樂類型得到很大的關注，我覺得台灣的特色是什麼？我們需要花更多力氣去想。」
BTS、LG、辣炒年糕⋯⋯，韓國文化幾乎深深影響了現在這一輩的年輕人，Emily 觀察這種現象，也認為台灣絕對有更多文化資產：「音樂、體育、娛樂，都需要更多講述跟談論。以往台灣會碰到語言上的挑戰，我們有很多很好的談論台灣的中文書，資源很多，沒有被翻譯出去，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因此不只是鬼島做英語 podcast，她也期待有更多人願意做為中間窗口，外銷包裝、翻譯，自己的台灣自己說。
台灣好棒棒？
節目錄製的行前會，他們都會丟出自己想討論的事，Freddy 覺得這不只是向外說、也是向內挖掘自己，「這是認識自己的過程，我們要知道自己是誰，才有辦法介紹給別人。其實做節目的態度也是，我們不能一直把『台灣很好』掛在嘴上，哪裡很好？為什麼我們會受到關注？」
Emily 同意這種內省是重要的，所以他們第一集談了防疫，不完全是讚美的那種談：「我很高興聽到 Freddy 想要討論更好的空間，我們談到防疫過程其實剝奪了憲法上人民的權利，如果更仔細，應該用憲法下的哪些措舉來應對。」Freddy 說到電子藩籬：「所有的人現在都覺得染疫可以被追蹤好方便，沒有，這個是一定要結束的，不然就變中國了啊，如果政府這麼容易可以追蹤每個人的手機那還得了？」他們在第二集討論通姦除罪化，不是說台灣好棒棒，而是通姦除罪化竟然比同婚進度還慢，「這真的很不可思議啊。」
講述台灣不是一味吹捧，而是確認自己的位置。Freddy 說：「台灣身為亞太一個重要的民主自由的燈塔（自刀：講燈塔好老 R），我們應該談論 Black Lives Matter 這麼大的 campaign，我們的態度跟觀點是什麼，這就是與國際對話。」
台灣是藏人流亡與港人都想來的地方，「我們的這幾年推動的進步價值，給亞洲受到迫害的人希望，例如像 LGBT Right，也是在做一個翻轉，不是所謂『亞洲價值』就不能接受同志婚姻，台灣通過同婚法以後也沒有爆炸啊，我們正在做很多讓其他亞洲人有希望的事。」
Freddy 提到講述的過程本身也是重整、定位，講述與推動並進。台灣經歷日治時期、國民黨時代：「過去的政府要我們看不起自己的東西，最後台灣人被訓練成『自己的東西』就是很俗、很不好的。」Emily 補述家教也影響台灣人的溝通：「我們從小被教育要很謙卑，不可以講說自己哪裡好，現在我們要學的是有自信地談論自己。」
在第一集節目裡 Freddy 分享了閃靈舊歌改編，與 Trivium 的 Matt Heafy feature 〈破夜斬〉，這首歌發行在刺蔣案五十週年，像是一種里程回望。「就音樂本身而言，我們的合作是輕鬆的事，因為有有趣的故事，音樂彼此產生化學作用，我是吸收台灣土地養份長大的，因此我就有創作這首歌的可能性，這不是專屬於 Emily、Freddy，這些故事是台灣的故事啊！」
讓我像台灣人一樣昂首挺立
「清算血債 清算仇冤／清算血債 清算仇冤／血債仇冤」——〈破夜斬〉
五十年前，蔣經國訪美，台獨聯盟一行人跟隨，紐約廣場前黃文雄衝向蔣經國的隨扈群並大喊：「阮是台灣，佇遮清算咱的血債冤仇！」
他瞄準蔣經國，手腕卻被隨扈抓住，開出一槍，射偏，被制伏壓倒在地。
黃文雄高喊：「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台灣人一樣昂首挺立！）」
這一句「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不僅在 2013 的〈破夜斬〉中出現，去年滅火器的〈無名英雄〉也出現了這句話。
即便 Emily 不是第一次聽到了，錄製現場仍然有許多感觸：「我在國外唸高中時，學校有許多台灣學生，當時學校有中國學生會、卻沒有台灣學生會，我就說我們為什麼不能建立台灣學生會？我們就台灣人啊，學長打槍我，他說：『我們跟中國學生關係很好，不要亂搞』。當時我才切身感受到，我是台灣人這件事，是不被允許說出來的。」
那個年代，會說我是台灣來的中國人。她因此更有感：「台灣是一個需要被正常化的國家。」
「即便是 Emily 都會遇到這種環境，難以想像七〇年代被壓制在地的 Peter（黃文雄），對他來說這不是單純的『讓我像個人站起來』，他被警察撲倒，是宣佈自己：他不是中國人。他心裡有清楚的認同，那個認同包含對台灣與中國的情緒，他不只要像個人站起來，他認為整個台灣都應該要站起來。」在閃靈的演出現場，台灣人齊聚吶喊出這一句話，總是特別五味雜陳的。
寫下這首歌的時候，Freddy 並非想宣揚政治上的思想，而是他內心有無法抑制的憤怒與悲傷。1970 年中國持續文化大革命，在台實施戒嚴的國民黨宣稱「我們是民主模範生」。「讀了那段⋯⋯台灣人就是很幹，它又被誤會是自由中國，但住在這裡的人其實是在戒嚴統治之下，根本完全不民主不自由。」
《政治重金屬》是政治公領域的一個拋接，投向對內心曾有火苗的台灣人。1970 年的黃文雄被警察制伏在地，2014 年太陽花學運裡的學生們被公權力棒打。如今仍要燃燒，即使不是一場大火，至少能成為受壓迫者眼中的光點。
Emily 說我們不是只說政治，只是剛好這個時空台灣需要的是談論政治；Freddy 說音樂不為政治服務，只是剛好，這個創作的原型，來自受政治壓迫而生的疼痛。
「不寫出來的話，我會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