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一個愛情故事——專訪《愛在世界末日》導演蔡宗翰

假設，台灣發生了嚴重的核能災變，三十年內，糧食短缺與輻射疾病籠罩了全島，你要如何在這樣的世界談一場戀愛？本文專訪《愛在世界末日》的導演蔡宗翰，帶你一窺他的電影與人生。

世界末日的警世預言

我們聽過了不少世界末日的預言，不管是來自靈媒、巫師或者是南投的王老師，現代生活的種種鬱悶與躁動不安的社會，迫切需要末日預言來尋求救贖。然而《愛在世界末日》這部片，儘管把時空背景設置在末日前夕的台灣，其實是更關切當今社會的一個警世預言。

當輻射污染遍及各地，軍政府開始用健康與不健康來劃分人群，剝奪不健康者的生存權利。「你可以把這樣的身份套用在各種不同的群體身上。不管是同性戀者、病人、肥胖的人等等，而且每個人都會有一兩個這樣的標籤。」身為這部片的導演與共同編劇，也是獲得金馬獎肯定的創作者，這些標籤看似是與他絕緣的。

當理性的科學、法律制度都崩潰之後，人類只能依靠本性殘喘求生。軍政府的軍官（李鴻其飾演）與無家可歸的難民（李千娜飾演）談了一場最轟轟烈烈的戀愛。這場戀愛的結果，終究產生了電影最尾段的道德難題，帶來一種更深刻的辯證：我們要容許「畸形」的人類生存樣態，亦或是以人類整體的福祉考量，來抹煞之？

2017 年的台灣，沒有片中的荒涼地景，殘酷的分類與衝突依舊隱含在日常生活的細節當中。這年，同志婚姻釋憲案剛通過、缺電的威脅不時從新聞迸出、反對年金改革的人群不時上街，各種訴求與標語大聲疾呼。「我其實沒有答案，我不會很快地站在一個立場。」蔡宗翰看世界的眼光總帶了點疏離與冷靜，不過也是這層距離讓他能夠看見更多有趣的事物。

商周版本的人生

如果你上網搜尋他的名字，大概會找到商業周刊八年前的一篇專訪。裡頭提及，中學時文藝青年的他擔任台中一中校刊社社長，大學考上台大經濟系，對於為了他人期待而活的人生感到厭煩，於是鎮日沈迷電動。「這個是沒錯啦！」他在咖啡廳大笑起來。商周繼續訴說，蔡宗翰人生的第一個轉捩點，來自朋友突然發現自己得了血癌，他轉瞬意識到人生的無常，像是所有勵志電影的主角般，開始決定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拍電影。

「商周寫文章有一套公式，這也沒什麼不好。」主角經歷過墮落的人生低谷，最終醒悟開始奮發圖強，朝向目標勇往直前。這不正像電影的三幕劇？我們用這套工具來理解角色，有的時候也拿來理解他人的生命，不過現實總是比這種結構完整的劇本更加模糊與充滿機遇。

大學畢業後，對於經濟學沒有興趣的蔡宗翰，花了兩年的時間到處閒晃，尋找自己。這段期間，他做了許多覺得有趣的事情，不管是開始看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首次看見電影的各種樣態；或者到處投履歷，小時候喜歡看棒球的他應徵了體育記者的工作，不過卻立刻被識破沒有相關專業而石沈大海。

走向電影，與其說是追尋一個夢寐以求的夢想，倒不如說是「是因為當時其他做的事都沒什麼結果，只有電影有，回想起來過程其實是很順利的。」他憑著寫過的幾篇文字，被相中延攬成為電視劇編劇，「大概是因為我便宜又好用吧，但這個你可以不用寫出來。」他笑道。

最壞的時代，其實是最好的時代

甫入行的他，正逢台灣電影最慘烈的階段。台灣加入 WTO，對外片的映演限制被跟著被取消，好萊塢片大舉進軍瓜分市場，國片票房一落千丈。2004 年的時候，他一邊寫劇本一邊報考北藝大電影研究所。準備考試時，他向電影社的朋友借了許多書，臨走前朋友突然神秘地塞給他一本小書，推薦他一看。

蔡宗翰帶著書回家，把巴贊、電影理論與美學拋在腦後，一整個晚上都在讀那本小書，那是魏德聖寫的《小導演失業日記》。那是《海角七號》尚未出現的 2004 年，慘淡的票房讓台灣電影從業者看不見遠方的微光，也許是朋友想勸他不要踏上不歸路。「看一看，覺得真的很可怕耶！但是我還是想不管啦，反正最糟也就是現在這樣吧，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

「在我跟上一代的電影創作者之間有一個大斷層是幾乎沒有人的，因為電影養不起人。」蔡宗翰謙虛地將自己的成功，歸因於電影產業的結構性因素。年輕又有潛力的他，不僅考上研究所，更因此有機會和許多一流的創作者合作，他和高中認識的好友劉梓潔合寫了《野百合》劇本，入選公視的劇本比賽。

後來又在因緣際會之下，又與林書宇合寫《九降風》、與鈕承澤合作《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參與易智言《危險心靈》的編劇，獲得各種獎項與曝光後他的名氣逐漸打開。現在蔡宗翰成立自己的電影公司，專注於自己的創作之上。

一開始只是想寫一個愛情故事

蔡宗翰習慣與編劇合作，共同激盪出故事的構想。四年前，他與夥伴在網路上討論，想寫一個愛情故事的劇本，卻又覺得一般的愛情電影有點無聊，怎麼寫都不滿意。2011 年福島核災爆發，末日場景一度降臨日本。「那時候看到劉黎兒的文章，覺得怎麼能夠一邊寫很嚴肅的反核論述，一邊寫性愛文章！那時就想不如把這兩個結合起來。」當這個靈感一出現，本來將要胎死腹中的故事，忽然找到一個充滿活力的方向。

這也是他首次嘗試非寫實的背景設定，不管是服裝、場景以及世界觀皆需要重新創造。「其實奇想的部分，還蠻花錢的，也比預期要花的時間還要多很多。」他自承在這方面較無經驗，劇組可能也沒有遇過這種案子，因此花費了更多力氣與時間，來打造出具有說服力的美術設計。「但是，我還蠻喜歡做我不知道怎麼做的事情。」

他也是個細心留意觀眾反應的導演，幾場放映之後，蔡宗翰依然在腦袋裡不斷重新創作這部影片，「當初如果這樣拍，觀眾應該會更好理解。」他像是刁鑽的工藝家，逐一檢視自己作品的細微瑕疵。「以一部短片而言，他的背景還是太複雜了，觀眾負擔的資訊量太大，有些地方可以處理得更精準。」

有了這次的經驗，日後是不是將嘗試更多類型片的製作，是不是更往商業電影的路子走？蔡宗翰思考了一下，「對我來說順序是這樣子的，創作的核心才是最重要的，感性的出發點與想說的話確定之後，再來才是架構出一個故事，讓他成為通順而可以理解的語言。」

故事是核心，形式只是輔助。至於是否加入類型元素、是否套用三幕劇結構，只是他用以說好故事的一種工具。如何將電影語言表達地更流暢精確、讓觀眾有反應與收穫，同時又扣緊個人創作的核心關懷，「用最通順的語言，談最嚴肅深刻的內容」是他企圖達到的完美境界。

電影作為商品：產業正常化

或許是念過經濟系的緣故，蔡宗翰對電影這個媒介的定位十分清晰，不若許多人賦予電影一種神秘感與崇高的藝術價值，蔡宗翰務實地將電影放在市場邏輯當中來思考。好比片子在高雄電影節放映後，媒體多半報導的是演員吃下蟑螂的感想，對於片子想要談的議題較少著墨。「我不覺得這不好，畢竟電影本來就是具有娛樂性的，我知道這些點會是媒體感興趣的商業性元素，或者說噱頭。」或許會有人覺得這樣的考慮太過媚俗，然而這其實反映出蔡宗翰對於自己，乃至於台灣電影產業正常化的期待。

蔡宗翰進一步認為，融入商業性的元素，不等於會侵蝕了創作的完整與自足，片中的「蟑螂」作為人們直覺中最醜惡、卻也是生命力最強的生物，成為電影裡重要的象徵。作為一個不孤芳自賞的導演，他希望藉由引發話題討論，讓觀眾對電影感興趣願意買票進戲院，讓更多隱藏在影片中的訊息有被理解的可能。

當台灣電影產業（如果稱得上是產業的話）仍相當不健全，觀眾對於國片信心與興趣依然低落的情況下，蔡宗翰選擇做一個與觀眾積極對話的導演，他不打高空，卻也不一味地迎合主流偏好，而是試圖走出以往國產短片不常有的格局與規模，以紮實的故事作為基底，試圖帶給觀眾一種從未見過的電影，《愛在世界末日》便是他開始跨出的第一大步，並獲得高雄電影節、瑞士鈕沙特奇幻影展、台北電影節與其會外賽社會公義獎的肯定。

務實又充滿著創新的實驗性，似乎正反映出他的性格。「選擇拍電影不是一件主流的決定，但是我的個性本來就不太管這個，反正做什麼都不賺錢，不如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看起來蔡宗翰好像想要做一個身先士卒的烈士，不過下一秒他又讓你知道這個決定絕非莽撞之舉。「後來有一大錢進入文創事業，電影變成一門可以做的生意。」

即便現階段仍無法達成，蔡宗翰希望自己的電影未來能夠降低對於補助金的依賴，而靠著觀眾對於故事的喜愛，在電影市場中站穩立足之地，這顯然是一條更為艱難的荊棘之路，展現出他的野心與毅力。

呈現真實的人性

「我不會去分誰是善惡、好壞的，當一個人做一個決定，我不知道那個選擇對那個人的真實意義是什麼，因為我不是他，所以更無法輕易的評斷或批判。」「我想透過我的電影去呈現真實的人，那些人性幽深晦暗之處，對我來說所有電影都是這樣的。」

回到蔡宗翰大四那年，當他還是那個連電影是用底片拍都不曉得的年輕人，有天突然耳聞國中同學自殺的消息。一個在一切正要開始之前就結束了的生命，像是一顆巨石投入平靜無痕的水潭中，逼使他去思考人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而在那之後發生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