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輩子，換拍一家庭紀錄片——專訪《日常對話》導演黃惠偵

台灣紀錄片《日常對話》在金馬影展舉行世界首映之後，竟在一向競爭激烈、每年約有 200 部片映演的金馬影展觀眾票選看板上，以黑馬之姿空降在第一名的排行榜位置上十幾天。究竟是什麼樣的魅力，讓影迷在看了一部紀錄片之後愛她甚深？本次邀訪黃惠偵導演來與 BIOS 的讀者們聊一聊這部籌拍 20 年，並在數年來所拍攝約 150 小時的家庭記錄片素材中萃剪而出的 88 分鐘，幾乎是她用一輩子心力所換來的電影形成過程。

Q：您在 20 歲左右時認識楊力州導演，認識了紀錄片，可否聊聊您與楊導以及紀錄片是如何結下不解之緣？

當時楊力州是在做公視 Y17、專拍青少年的案子，他跑來拍我們幾個做牽亡的女生，片名是《兩個女生》。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世上有一種叫紀錄片的東西，不需要大陣仗的拍攝只需要一台攝影機，我還記得他是用一台 PD150 型號的攝影機。那也是我第一次認知到：可以用這東西來擁有詮釋權，來定義我自己，而非被世俗價值觀與標籤（單親、中輟、做陣頭、同志家庭⋯⋯）來決定我是怎樣的人。當時纏著他問了一堆問題例如攝影機多少錢？哪裡買？怎麼用？然後我就存錢買了一台，並且去找到社區大學想學拍紀錄片。當初認識楊力州，善良的他願意告訴我很多事，甚至還寄信告訴我紀錄片影展的事，讓我去看，讓我生命中出現了那麼大的一個轉捩點，如果沒有他，到現在我應該還是沒有多想，繼續做陣頭，或者是轉到戲班，而沒法看見完全不同的人生風景。

Q：您在這部片之前的工作/拍片經驗與所擔任角色是？

我輾轉跑去蘆洲社大學拍片，剛好蘆洲社大他們是一群主要做社會運動的人，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幫助。所以在拍《日常對話》之前，我的正業是以投入社會運動為主。在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工作時，專注在移工議題上頭，為此也做過導演拍過兩部紀錄短片（《八東病房》、《烏將要回家》），我很早就想拍一部自己家裡的紀錄片，只是沒想到會先去拍別人的故事。當時我感覺紀錄片是一種為了社會運動而服務的存在，比起硬梆梆、上街頭的社運，紀錄片可以幫助更多人用較為心平氣和的立場去瞭解社會運動的核心訴求，同時具有直擊現場的存證功能。尤其現在是影音時代，影片的傳播速度確實較有效也較快。

Q：《日常對話》入圍金馬 53 最佳紀錄片，特別的是，片子也入圍了最佳剪輯項目，能否談一下本片是如何完成剪接工作的？

《日常對話》的短片版本《我和我的T媽媽》是李念修所剪，後來她必須完成自己的紀錄片《河北臺北》，無法幫忙再剪長片版本。在台灣剪接師的檔期通常都蠻滿的，我們幾乎是找遍了全台灣所有的剪接師，後來很幸運找到《台北抽搐》導演林婉玉，婉玉有處理影像的細膩能力，我很喜歡。婉玉甚至後來也參與了片名命名的討論。值得一提的是，在短片完成之後，台灣剪接大師雷震卿雷姐看了就跟我說剪長片時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找她。後來長片剪接時，婉玉也被影片拉進去，我們遇上了撞牆期。一直撞牆、轉不出去的那些日子裡，有一天突然接到雷姐的電話詢問剪接進度，我們誠實以報，竟換來雷姐親自和我們一起待在剪接室好幾天，她經驗豐富、又站得夠遠，大刀闊斧地給了很多去蕪存菁的建議，解決了非常多當局者迷的素材取捨問題，真的非常感謝她的提點。

Q：《我和我的T媽媽》和《日常對話》兩版本（中英文）片名的演變故事，以及長短版的差異為何？

短片命名為《我和我的T媽媽》是初始寫企劃時所使用的暫時標題，且一開始還只是叫《我的T媽媽》，其實也反映了我當時還存在的逃避心態。製片李嘉雯（Diana）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她認為電影在拍攝時就應該開始宣傳，加上向各方提案時總需要個片名，於是本來暫時命名的《我和我的T媽媽》後來就變成短片片名。有人跟我說這樣也好，直接了當。但我還是比較喜歡英文片名 THE PRIESTESS WALKS ALONE，聽到 PRIESTESS 或許大家會認為所指的是我的母親，因為她就是那個在家外超渡亡魂的女法師，但那其實同時也是我，我透過拍這部紀錄片想超渡我家內曾有過的所有傷痛。

後來電影重剪成長片，自然不可能再叫做當初臨時取的《我和我的T媽媽》，一方面是 NHK 和一些影展已經放映過短片版，另一方面也是長短片兩個版本內容已經很不同了。《日常對話》是幾乎在定剪之際才決定好的名字，也最接近當初我想拍這部片的初衷。

考慮到短片版權一般會在電視上播出的關係，《我和我的T媽媽》破題的方式和用陣頭儀式當段落都比較能夠抓住觀眾的眼球，不會那麼輕易讓人轉台。但長片版本若是在影展放映為主，就比較能按照我心中想向大家娓娓道來一個故事的情懷，並也較貼近我現下心情。

Q：一般這種家庭紀錄片都是單人自拍自剪直到完成，但你好像一開始就已經是一個團隊？

一開始是只有我和製片 Diana。我和 Diana 是在 2012 年認識的，本來是像朋友或顧問在和我聊我想拍的這部片，期間她一直問「為何要拍？」，也助我釐清真正想拍這部片的切確動機為何？討論到 13、14 年她才被我的執著給說動，也覺得這案子不只是在講一家庭裡的女同志母親而已，是可行的。確定之後我們組成一個小團隊，有攝影師、剪接師，甚至有兩個實習生，拍攝過程中任何環節都是邀請大家一起討論的，畢竟這故事太私人，我怕有一些我認為理所當然但是觀眾可能不懂的事情出現，透過他們的提醒我才不至於說出一個別人無法理解的故事。

創作常常是一個人的事，但也需要經過討論。我知道在台灣尤其是紀錄片導演，在大環境與資源限制下常常只能一個人悶著頭做，怕自己半成品不足以示人、又沒有討論對象，但我認為有時候就是需要在被提點「你這樣做真的不 OK」之後，片子才能變得更好。如果這樣的拍片方式能在台灣成為一種常見的模式，相信整體拍片環境體質都會更健康。當然比起一般台灣紀錄片，很幸運的是我們有尋求到比較好的資金來做這部片，約莫 300 萬台幣，資源來自 NHK、釜山影展和台灣等處。

Q：聽聞這部電影的貴人很多？

這部片一路走來，實在有太多天使了。很多人都很訝異我這部片「怎麼會擁有夢幻團隊？」包括侯孝賢、林強，甚至還有雷震卿和顏蘭權等人的協助。在向 NHK 尋資時，因為我們沒有公司而對方不跟自然人簽約。那時我因有參與三鶯部落社運活動，而候孝賢導演也曾為此剃光頭抗議，所以一直有在互相聯絡社運進度，當然也會聊各自拍片的事。由此，他某天輾轉得知我所處的困境，當晚就來電，問我怎麼不早講？並直率地要我以他的三三公司名義、去跟日本簽約，也真的讓工作室的人動員起來幫我，完全不怕我這沒沒無名的人就此砸了他的招牌。

我在做牽亡時曾遇過林強與羅百吉來為亡者上香，在紀錄片工會時也曾為了會費的事打電話給會員的他。但真正有交流是在 2014 年，因受到釜山工作坊資助，所以去了一趟釜山。當年林強擔任工作坊講師，我跟他大致講了所想拍片的內容，原以為只是聊聊，想不到他竟就把我介紹給身邊所經過的國際影人，並向對方說「我會幫她的電影做配樂」，那時我簡直不敢相信，因林強也沒當面告知我，就這麼義無反顧地公開說要幫忙了。後來他還跟游惠貞老師也這麼說過一次，我們才真的知道他不是說說而已。至於顏蘭權導演（《無米樂》、《牽阮的手》）則是我在社大學拍片的老師。我想學拍片就是為了要拍我家的紀錄片，她知道我想拍的東西後覺得挺有興趣，就說她也想一起拍，並曾真的向公視提過企劃，拍我媽媽和她女友的故事。只不過拍了幾個月以後，我媽和當時女友分手（看新娘房的那一位），案子就以解約告終。但電影還是有使用到她當時幫拍的一些影片素材。

Q：關於片中母女餐桌攤牌對話的部分，把日常對話變得不日常，也不像一次拍完的，請問導演究竟一共拍攝幾次？

我媽媽在餐桌上接受過很多次訪談，但由我跟她面對面攤牌的那場戲，只有拍一次。我們深知那樣的機會只會有一次，但連我自己都遲遲不願意面對，所以就留到最後。當我們確定片子都拍得差不多了，才跟我媽媽說「我們要做最後一次訪談」，而她也答應了。為此，我們還刻意去租 4K 攝影機，當天一早去架好燈，還有三台攝影機分別架在各自後面以及拍我們兩面對面的位置，準備好攝影師就離開，讓我母女獨處。當時，我媽一出房門看見這陣仗，整個臉就沈下來了，她大概嗅出事情的嚴重性，心情變得很差，一開口就無厘頭地跟我說：「我也知道你很討厭我！」而我根本什麼都還沒說。

我們就這樣坐在那裡，拍了三小時，大部分的時候是沈默的，但我覺得那是必要的沈默。後來攝影師說他人在外面很怕機器拍到沒電而錯失一些畫面，幸好沒有。總之這三小時的影片我在長片與短片版本都只剪取十分鐘出來用，有朋友曾說為了證明這是一鏡到底而無做戲，我應該都不要剪，但不可能，畢竟共有三小時。我們的人生經過這三小時之後，攝影師甚至跟我說，覺得我想拍這部片的目的應該完成了，就算電影沒有做成，也沒關係了。

Q：楊力州導演認為拍紀錄片雖然辛苦，但相信可以藉此改變世界，您覺得呢？

能不能改變世界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紀錄片是可以改變「人」的。當然世界之所以可以改變，是因為人可以改變。拍片雖然辛苦、會遇到具有負能量或沮喪的事，弄得我常想放棄，但可能我從小就已經習慣處在挫折和失望的環境裡了，所以也不覺得熬不過去。「當導演」是一個很幸福也值得我們變得更謙卑的工作，怎麼可以一個人說要拍一部電影、然後全世界就都跑來幫你？能夠創作與表達，是一件很奢侈、很幸福的事。所以在本質上，我會認為拍攝這部紀錄片，對我而言，是一種救贖。

Q：雖是紀錄片，但《日常對話》劇情張力不亞於一般劇情片，請問導演有想過將這個真實故事改編成劇情片嗎？

當初之所以會堅持要拍成紀錄片，就是因為我想強調這是真實發生在這個世界的故事，如果變成劇情片的話，就算拍得再好可能觀眾都還是不會全然相信吧？我瞭解每種故事載體都有其侷限性，例如我爸爸的部分，因素材有限，紀錄片拍成這樣已經算蠻緊繃的了，但我還是沒想過要拍成劇情片找誰來演他，與其如此我會選擇去撰寫一本散文書，提起拍攝《日常對話》時的過程，畢竟那是療傷之旅的一部份，但它也不會是電影書，而是回到家族式的書寫。這樣對於我父親的部分也會有更大的空間可以好好講他。例如我的父母是在媒妁之言下結婚的，他們兩個都只是在社會與各自家庭促成下被湊在一起。後來我聽說，母親早在結婚之初就跟我爸說：「我一輩子都不會愛你，遲早有一天會離開你。」並且她在還沒帶著我跟妹妹離家時，就有帶女友回家，而我爸爸也知道。加上兩個女兒從小就知道對油漆工的父親不可期待，對他態度也不好。對我爸而言，或許暴力是一種讓家庭問題可以立即噤聲不外顯的解決方式也說不定。

Q：在這部電影之後，導演還想做的、或是以後想做的會是什麼？

太多人想當導演了，我這輩子最想拍的一部片已經完成，之後覺得自己沒有一定要再拍片或當導演不可。我只覺得我這輩子一定會和紀錄片在一起，可能是幫忙行政事務，行政它很隱性，觀眾看不到它，但很重要，值得為之付出。如果還是要我去拍片的話，我想會是之前有承諾過三鶯部落的片子。至於其他，我並不排斥自己是以協助別人的角色來過我的紀錄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