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世代電影活路｜傳說中的國際資源，如何看得到更吃得到？（下）
（接續上篇）
紀錄片主要仰賴小螢幕傳播，小螢幕的收視習慣又緊扣各國民情，故創投市場上買家真正在乎的，往往是片子題材符不符合國內觀眾的興趣與理解力，想當然爾，歐洲 buyer 一致對《不即不離》中的馬共歷史霧煞煞，亞洲共產黨他們只認識中共和越共，廖克發向 BBC 提案時，還發現就連殖民了馬來西亞一百多年的英國也都對此不甚清楚，「他們會建議怎麼包裝讓歐洲比較想買，比如有人說可以包裝成『亞洲神祕、失敗的共產黨』，我很抗拒，雖然我知道可以找到更多資金，但我不是商人，我是創作者，我喜歡跟被攝者在一起，片子裡每個老黨員都是我一個個拜訪找到的，我很尊敬這些人，他們甚至不願意把這些過去跟子女說，但是卻願意在我的鏡頭前說，所以我非常介意他們看片子的感受，否則我就不配當導演。」愈是往外找資源，相伴而來的就是各種聲音與意見，廖克發強調要很清楚片子為誰而拍、自己又為什麼愛這部片；此外，現今國際上受到更多關注的是南美洲與非洲國家，當台灣創作者自我介紹時，那份足以讓人留下印象的自信及驕傲，也是需要慢慢尋找累積的。
籌備階段的製片角色
台灣電影環境對於製片一角，長久以來都存在偏頗認知，導演會覺得製片是個限制，或只是管錢的人，哪裡有錢往哪去，陳璽文為此抱不平，「我們其實是給建議，跟誰談會對片子比較有幫助、怎麼找適合的資金。製片通常被認為只考慮錢，但如果我只考慮錢，我根本不會做這行，我們都是在找方式把片子完成。」他舉例，帶著《不即不離》去到「CNEX 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時，雖然他與 Discovery 關係良好，但一經面談，雙方都明白片子並不適合這個頻道，也就不需強求；參加創投會的目的，是找到對的方式賣給對的人，提案不一定只在會議桌，常常也會突然發生在吃飯喝咖啡的時候，製片必須練就隨時隨地都能完整講述故事的功力，而既然無法改變歐洲人不熟馬來西亞的事實，陳璽文便逆向思考設計了一段開場白：「這是你不知道的歷史，而且很多人不想讓你知道。」吸引注意力的效果確實很好。
同樣的馬共與家族史題材，廖克發早在 2013 年就以《波羅蜜漫長的飄香等待》獲得優良劇本獎，但是隨後的籌拍過程碰了很多釘子，人也陷入低潮，一些前輩建議他何不先拍紀錄片，於是才有了長短兩版的《不即不離》，「接下來我跟 Stefano 會發展這部劇情長片，現在滿有信心世界上只有我最清楚、最能拍這個故事，因為沒人像我一樣跑了那麼多地方去見那個年代的人，聽他們怎麼談戀愛，怎麼拿著槍衝進森林過了 41 年的生活，這些人會給我力量，讓我能跑這麼多創投，耗那麼多年。」去年台北電影節與南特影展合辦「國際提案一對一工作坊」，耳聞內部對廖克發的進步給予高度評價，對此他回應：在台上 pitching 大概 7、8 分鐘，其實我覺得沒有多少人在聽的，這些人一年要飛幾十個國家專門聽故事，即使故事很獨特他也記不住，但是他可以記住人，我的感覺是不需要讓他記住你的故事，但要讓他記住你，你的感染力比內容更重要，當我說我怎麼見到那些馬共，怎麼愛那些角色，真心地說他們就感受得到，這就考驗到你是不是真誠。」陳璽文當時搭檔的導演則因為說故事說到落淚，一年後當他又碰到那位講師，對方果真還記得這件事，這讓他確信，性格特質比起故事內容更能烙下深刻印象。
「Asian Network of Documentary」與「Talents Tokyo」工作坊
上文提過的「Asian Side Of The Doc」、「CNEX 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仁川紀錄片提案大會」皆是屬於買賣市場，而釜山影展亞洲電影基金下的「Asian Network of Documentary」（簡稱AND）則是視計劃潛力直接補助部分製作金額，並為獲選者開設研習課程，廖克發是去年的學員之一，「他們給我剪接和拍攝上的建議，而不是將來怎麼賣或放映，有一些緬甸和柬埔寨導演本身是難民的身分，他們想把這些經歷拍下來，AND 因為認為你非得是講這個故事的人，所以就全力幫助，真的站在創作的角度，那是非常溫暖的。」受益於工作坊的諮詢與建言，《不即不離》片長從兩個半小時剪到 80 分鐘，廖陳兩人都有信心能讓各國觀眾看懂並感同身受。
10 月 AND 之後，11 月廖克發馬不停蹄到東京參加柏林新銳營（Berlinale Talents）的亞洲分支「Talents Tokyo」，此工作坊有如新銳導演與製片的在職進修，有大師講堂，也有拿拍片計劃和各國選片人、發行商交流的機會。經過一輪磨練，廖克發進一步省思：「容易抹煞導演的地方也是影展，一個人要摸透自己跟電影的關係需要時間，不是拍了一部短片就會知道，這 10 年來世界影展數量增長 10 倍，台灣也是非常多影展的國家，我們對導演有一種光環，我常覺得這個光環有點太多了，對我來說想拍片跟想當導演是兩回事，中國很多紀錄片導演完全沒有受過電影訓練，但是看到不公平的事就想記錄下來，蹲在那邊拍了一兩年，要剪了才去學剪接，那些片就讓很多影展覺得很驚艷，但他徹頭徹尾只是想拍下來，這個衝動就是你跟電影的關係；台灣相對是安逸的社會，我們有很多電影學校，很多影展，請來很多大師，年輕人的電影教育是從看大師作品開始，可是那是他們花了一輩子累積出來的，不可能模仿跟重複，裡面潛藏很多細膩的東西你未必知道。」他發覺很多年輕導演拍了一部短片，因為影展多，需要片量也需要得獎者，只要切對口味、做評審喜歡吃的菜，得獎就不是太難，因循苟且下去，很容易變成只是為影展拍片，他引述李屏賓的話：2、30 年來影展變得很多，真正留下來的電影卻很少。
順著影展話題，陳璽文亦觀察到很多台灣導演仍有柏林和坎城迷思，「這有兩個問題，首先是如果片子九月拍完，坎城跟威尼斯都結束了，只能等到二月的柏林，6 個月內片子都不能曝光；第二是你的片子適不適合去大影展跟那麼多大片競爭，被放在哪個單元其實會決定片子的命，所以這件事要考慮很久，也要很早就開始考慮。如果你的片子很好看，基本上除了坎城之外，不會有影展因為你不是世界首映就拒絕你，有時候一部片不需要去太大的影展，如果在中型影展得很多獎，反而比較容易被注意到。」他笑說他也可以理解「只要去了坎城人生就圓滿」的想法，但制定一套參展策略是體現製片工作價值的重點，除了風格調性的適合度，也要注意評審對片子有無幫助，一味地報名參加也可能會被認為案子老是沒進展、是不是哪裡有問題。（更深入的國際影展討論請見《孰破孰立，哪條是獨立電影真活路？》）
參加創投與工作坊的具體收穫
「不一定是上課時學到東西，而是下課後跟大家聊天，會抓到不同人的想法，很幸運有這些機會吸收別人的經驗。今年南特工作坊徵件時，很多人問我可不可以當製片，因為他們找不到人，我不是台灣人但大家卻只能找我。」陳璽文略感難過，希望台灣業界能更重視製片職能、培養本地人才；坦言跑創投是拍片最痛苦階段的廖克發，雖然覺得過程充滿掙扎，但也體會到一切的目的並非讓手上的 idea 變成電影，而是途中會遇到一些人改變了自己的想法，孕育之後更成熟的創作心靈。
【吾世代電影活路】
生長在台灣新電影落幕之後、如今邁向而立階段的創作者，在育成階段雖汲取大量國外作品精華，卻因歷經台灣電影產業谷底，而缺乏來自本地的影像文化養分，走過蒼涼的 30 多年，必須重新發掘講述自身故事的觀點與手法。
繼 2015 年「新導演的幾道難題」後，2016 年「吾世代電影活路」系列於每月第四週的週四晚間在閱樂書店舉行，放映會將關注青年影人對各種議題與類型的嘗試，亦引進國外優異短片以供觀摩；講座部分則探討當下關於從影的種種難題，以自力救濟的態度解套精進。台灣電影的前路尚未明朗，而我們都能做犯難先行的人。
【孫志熙】
曾任《CUE電影生活誌》、《SCOPE電影視野》主編。現從事專欄與文案寫作、短片推廣、獨立製片、跨國當代藝術組織台北組頭、地下電台主持人等，擁有多重身分與很多款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