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世代電影活路｜孰破孰立，哪條是獨立電影真活路？（上）

三月下旬，本系列正式在閱樂書店起跑。延續去年調性，依然不會有權威人士、大大、老師來給予外部觀點，只會有同世代的影像創作者及參與者分享自身的努力實作。做為起手式同時也是替未來活動定音的一錘，必須先談論的是：在台灣的當下狀態，有志從影者該如何活出一條路？這場講座將從製片結構和映演宣發兩個角度切入，檢驗現行體制中各種壁壘與舊習，並引介國際電影社群視野，尋找新世代影人的突圍可能。

擔任映演宣發角度的是台北電影節（以下稱北影）策展人郭敏容，除影展工作外，她亦接觸過電影行銷企劃、交易買賣，在英留學時期參與短片製作及短片影展，2011 年加入北影任國際聯絡，2014 年接任策展人，「今天可以分享比較多的是我這幾年去國際上選片、參加市場展，也跟當地的獨立導演和製片交流，了解到他們怎麼推廣影片；同時從北影跟台灣影人的接觸下，知道大家在把影片推出去時會有哪些困難。」另一位講者林聖文則從製片結構出發，學生時代讀三類組的他，自稱是土法煉鋼、沒念過電影系、接近旁門左道出來的人，2010 年在動畫公司兼職剪接，同時參與一部紀錄片當作自學，接著因為認識了一陣子的趙德胤想去緬甸拍第一部長片，才開始至今的合作，並維持小團隊、多功能的拍片模式，「就是什麼事情都要做，影展要去，賣票要賣，申請補助也要做，不是只專注在 editor。我跟敏容是光譜的兩端，但我們常會在國際影展遇到，我真正的位置是電影製作端，所以會面對各國影展的國際聯絡，我們兩個搭配講可以互補。」

分析台灣現存問題，自然要一層層往上追溯源頭，回看 30 多年前的歷史，林聖文開門見山點出：無論影視產業、戲院通路、觀眾，都是不站在我們這邊的。「文化原則上跟經濟綁在一塊，1983、1984 年還有進口拷貝限制，逐步開放到了 WTO 就是無限制，現在美國八大片商在台灣可以進任何美國影片，這件事影響的層面已經廣到就算文化部出來想做點什麼都來不及了，因為戲院業者會反彈，好萊塢美商也會反彈，所以諸位如果想走電影創作，要有這個基本認知，就是你在未來創作的歷程中，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要找到生存的路。」1988 年農民運動即是抗議美國貿易關稅法 301 條款所要求的擴大開放進口，這其實是跟國際政治扣連的社會議題，「當時新聞局的做法是一手開放美國電影，另一手從 1989 年開辦輔導金，但台灣觀眾真的太愛看美國電影，從業人員也沒有力量說要管制，資本主義下的自由市場經濟已經根植人心。大家都說要回歸市場機制，可是永遠就是貿易強國會吃掉弱國，文化更是。如果我們現在的基礎是這樣，那到底下一個階段諸位能做些什麼？如果我們已經失去群眾基礎，還能從哪一步開始反攻？」他認為是去要求文化部制定真正合乎需求的文化政策，逐步把我們應該掌握的權力奪回來，而不是只仰賴輔導金，那說穿了只是給一點甜頭，好讓人民忘記上面的結構問題。

上一段落是關於電影產製及消費習慣如何受到社會經濟、國際政治狀況的控制，郭敏容接著把話題帶往國家電影中心，由此看出的是政府資源的未整合，「北影有個重要的單元是『主題城市』，我在策劃和找尋資料的過程中跟不少國家電影中心合作過，我第一年做瑞典電影，看到他們對自己影片的推廣，不禁會想，當其他國家的選片人要做台灣影片的時候，除了在書籍上知道侯、蔡、楊大師以外，他如果想了解更當代的台灣電影發展，可以怎麼辦？像瑞典電影中心網站，有清楚的劇情片、短片、紀錄片分類，他們的國際推廣部門對我幫助很多，北影比較 focus 在新導演，經手的 manager 就告訴我這五年有哪些片分別在國際哪些影展得獎。另外他們有一本一年出三期的雜誌，其一在柏林影展時發行，會介紹他們在影展主推的片子，等於第一時間就告訴大家瑞典電影在柏林影展沒有缺席。」

現場她還帶來韓國電影中心每月寄到北影辦公室的刊物，以全英文內容向國際間的研究學者、選片人，或想買韓國片的片方介紹本國電影，也包括票房狀況的分析。讓觀眾傳閱的同時，她繼續導覽法國影片推廣組織 UniFrance 的網站，內容包括法國影片的全球發行動態、在各地媒體的曝光、即將舉行的影展和市場展、票房數字，這樣有組織的國家電影中心和清晰豐富的資訊，雖然不代表片子比較好，但對影展選片人而言是極佳的助力，「他們在推廣時也有強烈的脈絡，如果已經在一開始補助你，也會好好照顧這部影片到最後。我會覺得台灣現在好像是你劇本得獎了，好謝謝再見，長片拿到輔導金，好謝謝再見，影片去參加影展得獎，好給你鼓鼓掌，可是你在這個過程中全部都是單打獨鬥的。」在她的合作經驗中，這些長期發展的電影中心，不僅窗口分得很清楚，部門負責人也會有強大的資料庫，這點她在與丹麥電影中心接洽時深有體會，「因為北影之前做過哥本哈根專題，我第一次跟 manager 碰面時，他就說他非常了解北影要什麼片並直接勾選出來，我很驚訝他做的功課足到這樣。次級的電影中心會丟給你導演或製片的聯絡方法讓你自己去追，好的電影中心會把這些全部統整在一起，像丹麥跟瑞典都成立了線上試片，只要是他認可的影展節目組，就可以直接線上觀賞，這樣的一體性可以看到國家機制一直在幫忙。」隨後她補充，並非一定要國家單位出面，自己單打獨鬥也行，但就需要很多經驗的累積，而台灣體制對於電影工作者如何接觸國際影展，事實上是沒有太多協助的。

經現場調查，觀眾有不少是已經拍過片或想拍片的創作者，那麼在了解以上的台灣現狀後，到底能怎麼做準備？林聖文從製作談到國際電影社群，「數位化後已經不用膠捲拍，成本確實是降低的，剪接的成本就是個人電腦設備，要送影展所需的數位拷貝也是自己可以獨立完成的，當 production 這一端你都可以自己做完，代表 low budget 的電影在這個時代是可行的，可是目前為止比較少在台灣聽說過有人這樣做，趙德胤的前兩部《歸來的人》跟《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可能是你比較知道的。《歸來的人》幾乎到輸出 DCP 階段才是委外處理，在那之前包括調光跟混音，全部都是我跟他兩個人處理掉。如同敏容會找國外新導演，國外策展人也會找台灣新導演，那一年釜山跟溫哥華的策展人都在台北電影節期間來台，只要是新一輪的創作，他們都會在那個時間密集看完，所以並不是要自己下載報名表去投國外影展，在台灣大家習慣按照機制去報名北影、金馬等等，但如果你接觸的是比較國際電影的社群，就會有別的管道。」

郭敏容說明，北影尤其是台北電影獎期間，的確會有國際影展選片人齊聚，其年度回顧的性質是國際關注台灣影片時的重點之一，也因其代表性，時常接到「能否出資邀請國外選片人來台」的詢問，當市級單位的影展被要求做中央級別的事就是個窘境，北影其實沒有這樣的資源，她無奈道。

 

繼 2015 年「新導演的幾道難題」後，2016 年「吾世代電影活路」系列於每月第四週的週四晚間在閱樂書店舉行，放映會將關注青年影人對各種議題與類型的嘗試，亦引進國外優異短片以供觀摩；講座部分則探討當下關於從影的種種難題，以自力救濟的態度解套精進。台灣電影的前路尚未明朗，而我們都能做犯難先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