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內與他的四本小說：一無所有的時代，你什麼都想擁有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12.11.2018

談到中國文學，我們會第一時間想到余華、莫言、王安憶、畢飛宇⋯⋯等，但在中國近年，「南路北乙」的板塊漸立，七〇後的路內與阿乙各據一方，路內奮起於中國文學偏愛都市審美的一代，但是他從來不寫一線城市，回頭寫七〇、甚至五〇年代二線城市工廠與市井的殞落。

路內出生於 1973 年，哇一聲落地的時候，中國文革走在末期，鄧小平的年代開始了，路內在化工廠裡掙活也讀書，一個工人的文藝範養成，他的小說沿著史的筋骨長出了肉，讓夾縫中沈默的人民發出了聲。而後在台出版《少年巴比倫》、《慈悲》、《花街往事》、《雲中人》，在中國已經定位方正的歷史座標裡，路內刁鑽的不是史實，而是人性的尊嚴，路內根據小說談他活過的時代，人們小惡小利的五官，顯影出可愛。

九〇年的工廠｜少年巴比倫：慢拍的青春痛

《少年巴比倫》在 2006 年完成當下，故事發生的時代近十五年過去，工廠正在大量的消逝，也就是說，小說裡抱怨了整整幾十年的廢氣與人民健康問題，已經幾乎被解決了。「我非常清楚的知道那個工廠的時代過去了，這個過去對我來講也是百味雜陳，有點傷感，從前經歷過的那個世界已經不存在了，但是你也會很開心的，終於那些小孩不用在那化工廠邊上生活了，他們至少能夠有乾淨的河水，也不錯。」

在《少年巴比倫》中，路小路在廠房裡遇見了心儀的女孩白藍，他們有文化上階級上的不同，當年的路小路，去不了白藍能去的遠方：

「大約六月底，我收到一張明信片，是四月間從西藏寄出的，上面寫著：走了幾千公里的路，都不能忘記你。給我的路小路。[⋯⋯] 天色濃黑，只有廠門口的一盞白熾燈亮著，許多蠓蟲繞著燈在飛，馬路上一個人都沒有。此時此刻，全世界都在安睡，我愛的人也在安睡，在她的夢境中路過天堂。我一時失控，眼淚落在幾千公里的鋼筆字上。」

這個眼淚落下的時機其實在小說中是遲了，無論在時間或空間上，路小路愛過的女孩、曾經那麼厭惡過的戴城，已經真正的失去。看路內寫告別之所以動人，是因為他緩著不說，愚人的痛後知後覺、因此更疼。我想知道放下筆後，路內是否能與青春的傷感告個段落，他很不服氣：「可是我那時候也才三十三歲呢。」

他要不是留戀不會寫下這本小說：「有時候會有點捨不得，我這一代年輕的時代，過的不如意都是非常小的不如意。比如說，哎呀，我們年輕時候談一個戀愛的話就要靠寫信，打長途電話，長途電話要排隊，打到女孩子宿舍裡去，要等好長時間，阿姨才會把那女孩子叫下來，等的那個時間，五塊錢沒了。很窮困，很匱乏，什麼都沒有。」

因為什麼都慢，所以任何事物都是必須珍惜的。路小路談的戀愛，小說中指涉的「她」，也是對那一整代的告白：「因為我無人可愛，只能愛愛她。」小說裡的口吻越是流裡流氣，越顯真心。

那是送人就醫要騎半小時三輪車的年代，那是計劃生育廠裡女工都要上環（節育）的年代，而路小路日日反覆著擰螺絲拆水泵換燈泡，工人們生活的樂趣不外乎調戲女科員，那就是他一整個青春了，生滿了男孩的煙垢、犬吠伴隨著低俗笑話、廠房裡的糖精味與苯酚味一直飄蕩在空氣裡。

「在我和她之間，迷失是一種永恆的狀態，也是我通往她的唯一的道路。這很像是宿命，假如我不曾迷失，我也就永遠不會遇到她。」——《少年巴比倫》

專訪路內雲中人慈悲花街往事少年巴比倫

六〇年的工廠｜慈悲：文化大革命，活在苦難的眼皮底下

如果說《少年巴比倫》有點少年維特的煩惱，《慈悲》則是路內上一代貧苦人活下去的饑寒與窘迫。2014 年《少年巴比倫》在青島拍著電影版，路內去看，回去給父親講了青島化工廠的模樣，他父親過去是化工廠的老工程師，聽完分享廠房設計的故事：「當年有個工人，看見地上有閥門，地上的閥門彎下腰去關多麻煩，都是用腳踢的。踢了一下，不幸被告發了，判刑了，被判多少年，他說判了十年。哇，就這麼一個動作，他的罪名叫做破壞生產罪。」

十年之後，那個工人回到化工廠，路內的父親問，為什麼還回來呢？「他說就是這些人把我送到牢裡去的，要活還得活在他們的眼皮底下，你們就看著，是你們把我送到牢裡去的。」

本來寫完了一本，路內沒再想過要寫工廠，但是爬梳至他出生前的年代，工廠還有很多事呢，於是《慈悲》記下六〇年代飢貧時期到九〇年代國企改革間，隨時都可以被抓去關被打死的人民，廠房裡的氣氛比《少年巴比倫》嚴肅更多：「我說這個十年的罪，那個年代沒有道理可以講。這故事說實話，編是編不出來的，寫《花街往事》或《慈悲》，有些中國評論者說我是查資料的，我真沒查資料，基本上查資料查不到的。」

他感覺非常冤枉：「這真的是我家裡的故事，七顆黃豆是我岳父的故事。我岳父說，他在安徽農村，家裡就找出來七顆黃豆，黃豆是不能生吃的，生吃會中毒的，他的父親就在炒，幹部就聞到煙火的味兒了——你們家在升火啊，肯定在做飯，糧食都沒有了，怎麼可能做飯呢，就過來查，七顆黃豆，放在帽子裡，一下子叩在頭上，頭上七顆包子，很燙很燙。我說這種故事哪編得出來啊？你說踢閥門也是編不出來的，都是別人告訴我的。」

「吃飯不要吃全飽，留個三成飢，穿衣不要穿全暖，留個三分寒。這點飢寒就是你的家底，以後你餓了就不會覺得太餓，冷了就不會覺得太冷。」——《慈悲》

現實的人生比虛構更艱難，他緬懷貧窮中找樂子的日常：「我寫《慈悲》不費勁，從小就在這個環境長大的，工人以工廠為家，工廠有大澡堂，那時候大陸居民洗澡很不方便，家裡連衛生間都沒有，男孩子光著屁股在街上洗的，如果你父母親是大工廠的，就去澡堂裡洗澡，澡堂下午十二點開始放熱水，小孩就爬窗進去，進去游泳啊，特別開心。」

一個工人要不戮力在廠裡吸著化學氣、就是送去勞改，一個工人的孩子不是成為工人，就是嫁給工人，在那個時代，路內談的不是仇恨，而是人們一面嫌棄一面使勁活下去的信念。

八〇後的街景｜花街往事：再窮也要過日子

如果說《慈悲》是苦難中見幽微之光，那《花街往事》大概是轉個不停的七彩霓虹燈。《花街往事》拉出了工廠外、寫路內的童年與開放後人民生活的轉變，走出工廠，人們迎來跳舞的、虛榮的、小資產階級的年代。故事虛構的薔薇街上，充滿殘缺之人。除了歪頭顧小山，還有聾子方小兵、牢犯的女兒羅佳、破鞋關文黎、四處捋炮 [註1] 的姑父。而這條街橫亙了五〇年戰派與保派的武鬥、六〇年鄰里相殘互相告發的恐怖、七〇年裡童年生活的惆悵、八〇後改革開放新式文化迎來的跳舞時代，直到九〇年，顧小山發現了，薔薇街其實很窄，小時候怎麼一直以為走不完。

《花街往事》用大量篇幅寫顧小山爸爸顧大宏的舞姿，故事出自路內的父親。「我父親一生中有三個本事，第一個是畫圖紙，第二個打麻將，第三個是跳舞。這東西開始瘋起來，其實僅僅就是因為他們想跳舞。」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沒有舞廳、更不可能跳舞，「哎呀這下跳舞不用坐牢了，我父親說他會跳，整整二十幾年他隱瞞了這件事。我們從小不是在廠裡面混大的嘛，看見工廠裡俱樂部裡，我爸抱著一個女工在跳舞，下面多少工人在看啊，我爸那時候也快四十了，底下一群年輕人，女的就全上去啊，喊著老師教我跳舞吧。」他一副趣味打量著父親。舞場混大的路內卻不曾學舞，因為有次父親教了科長與太太跳舞，科長一下子腳步靈活，跟其他女工人舞出了愛情，「我媽說這東西太壞了，不讓我學，我父親的打麻將跳舞我全不會。」

路內一手插著口袋，一手的指頭敲敲桌面，想透了繼續說：「哎呀，以我現在回憶起來，我就覺得那些中年人其實很可憐，年輕時什麼都沒有，沒有經歷過，整個他們的年輕時代就是在一種很枯燥很閉塞的環境裡面，等人過了四十歲了，忽然發現這個國家開放了，可以跳舞了，大家把自己青年時代丟失的那些東西都想找回來了。」

所以顧小山即使窮得沒鞋沒白襯衫穿，他爸顧大宏仍要開個照相館。「他爸爸是個窮人，他們家就是因為受了那種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再加上他長得帥，就一定要過上那樣的日子，才會覺得心滿意足。」小資產階級意識抬頭的前身，其實都是貧乏，路內母親在廠裡工作工資一個月 35 塊 5 毛錢，但是就要買一只 120 人民幣的錶。母親也到上海買布，當時多數人都是破衣爛衫，只有她給自己買好布做衣服。

他數落媽媽的虛榮事蹟：「我們家隔壁鄰居，一個姊姊，唱崑劇的，姊姊天天在院子裡唱崑劇，風氣開放之後，他們家第一個開始放鄧麗君的歌，第一個買了九吋的黑白電視機，我媽一看別人家有了，在 1980 年以 350 塊人民幣買一台電視機，借錢也要買！」

這個錢怎麼來的？加班一塊一塊掙下來的。路內於是回過頭來辯護：「你放在現在的社會，肯定覺得這個婆娘太貪圖享樂，我現在都會覺得，你能有一輛小一點的車子，幹嘛非要去買那豪車啊。但那個時代不是的，因為沒有其他東西可以選，你毫無選擇。」

「你現在覺得省一點吧，那是因為現在你全有了，那個時代是一無所有，你就要擁有。」

專訪路內雲中人慈悲花街往事少年巴比倫

[註1] 捋炮：路內為蘇州人，在當地以「捋炮」說明男性自慰。

九〇年的校園｜雲中人：自由帶著廢墟一起來了

路內前作多是中國改革與開放間七〇一代的記憶史，在台灣最新出版的小說《雲中人》走到了世紀初，大學青春、性愛、搖滾樂，與殺人案交錯一起，體現了千禧年初青年與新世界接軌的悸動與失落。其實這本書 2012 年即在中國出版，距離當時也有一段時間了，他回想起來：「當時對自己身邊的一群年輕人，有一種想把他們寫出來的衝動。寫三流大學裡面剛剛開始接觸互聯網的人，他們聽各種搖滾樂，畢業以後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可能就流失在人海中了。」

《雲中人》有迷亂與沈淪，路內說二十世紀初是中國很有意思的一個時代：「我寫《雲中人》時有個好奇怪的念頭，你會發現整個城市像半座廢墟，全是被拆掉的房子，中國大陸在經歷一場大拆遷，因為要起新樓了。」有次他受攝影師朋友招呼去到上海看一座廢墟：「去我就驚呆了，那個破樓裡面，睡了滿滿的流浪漢，攝影師非常開心了，狂拍。我當然是看到恐怖啊你知道嗎！一會兒地上就坐起一個人，當時那種流浪漢的樣子慘不忍睹。」

兩千年的自由如此，當時中國的火車站無人管轄：「那就是中國最亂的地方，有無數流浪兒，連我都在火車站被人打過搶過。生活在那個時代感受很複雜，一方面覺得這世界很自由，沒人管你，有互聯網想去哪都可以，另一方面很不安全。我當時就想寫這個，你想要一個理想的世界，但這個理想的世界可能是一個廢墟式的世界。」

「我的任務就是維持系統的運作，盡可能地不讓病毒發作──辨識，延緩，控制，備份，殺除。然後，等待好運來臨。我只需要證明自己不是個 bug。」——《雲中人》

他眼中七〇年代末到八〇年代初出生的年輕人肖像如此：「他們身上有種寓言性質，你在現在年輕人身上看不出這樣的東西，我也說不出現在的年輕人為什麼這麼上進、又那麼膽小？」路內說的寓言，可比《雲中人》寫老愛去破舊廠房裡聽搖滾樂的青年：「這個心態是，我天天在聽搖滾樂，我就跟其他人不一樣，這裡面會產生一種⋯⋯現在說來是很文藝青年，文藝青年這個稱呼前幾年在大陸被人罵的你知道嗎？」

我說台灣也是啊，他玩笑怪罪：「是喔，就你們台灣傳過來的吧？不過也有人憤起來——媽的老娘就文藝青年你能拿我怎麼樣？我說文藝青年在我們那時是很好的詞，它就是一個具體行為，聽聽搖滾樂，不太想上班，就是很帥很跩。玩一些我們在八〇年代先鋒的東西，比如用 DV 拍影像，去互聯網上自己組織 BBS⋯⋯。」所謂寓言，可能是除卻人民幣、對生活還有理想的人，像《雲中人》獵奇獵艷，保有探索。

二十世紀初中國年輕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也就是路內自己生活的經驗，他經歷過政商苛刻的生活、來到了更多自由與開放的中國，這一切也會使他懷疑：「哎呀，我個人對這個世界的不滿意，會不會僅僅是我文學上的不滿意？當然文學從來對世界是不滿意的，而這個世界並沒有那麼不好。」

「你會發現，九十年代那些抱怨痛苦的年輕作家，數量遠遠超過六十年代，但並不是九十年代比六十年代更痛苦，只是九十年代給你寫了就是，六十年代誰要抱怨的話就坐牢去了。但九十年代那些青年常把生活寫得非常無聊非常虛無，那種虛無的話，我覺得都不一定是對一個國家表達出的無聊，而是他根本就是懷疑這個世界。」九〇後的自由，帶來著更多虛無與懷疑，在這些不安定中，路內只能將人性的微光為軸心，避免失去方向。

我想起《少年巴比倫》與《花街往事》中的眾生相，經歷過幾回合，他仍是個被警察棍打也只會怪自己倒霉的人。這樣良善應答社會，是不是有點鄉愿呢？「這麼說，有很多層面的表達是一種文學上的表達，並不是一種政治表達，如果政治表達我就上街去了，只是一種文學上的審美訴求，近似寓言的訴求。現實與回憶的落差，產生的空間，可能就是寫作動力所在，這世界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不是我想要怎樣就能怎樣的。」一如他筆雖鋒利、口條像在說相聲，心卻溫潤，沒能寫滿一個惡人，人像倉鼠，都有不得已之處。

生存的煩悶仍然一棍棍打在他身上，他也悶頭挨著。我相信他是善於忍耐的人，因為我們拍照走了很長的路，他後來說前陣子膝蓋受傷，其實走不遠，久了會疼。

我問要不要休息一下？他以大叔燦笑回應：「沒事兒。」

沒事，路還長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