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餐桌｜原味】廖克發 ╳ 傅榆 ╳ 陳潔瑤：每一部紀錄片的身世，都是人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30.04.2018

五月份，將於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首映的大型紀錄短片企劃「時光台灣」，由公共電視與國家電影中心聯合製作，邀請 14 位導演使用典藏檔案影像創作出 13 部短片，細觀名單，除了發現創作者分散在五、六、七、八年級之外，各別關注的面向和作品特色亦很鮮明；當中陳潔瑤、廖克發、傅榆三位正好坐落年齡中間段，而要找出他們之間最明確的交集，「族群身分」是重要關鍵字。

陳潔瑤：紀錄片必須深耕、才會開花

泰雅族導演陳潔瑤，2011 年起接連以兩部原住民觀點的劇情片《不一樣的月光》、《只要我長大》嶄露頭角。從小不在部落而是都市成長，過去拍片生涯也是從電影劇組開始，一直到進入原住民族電視台，才為她帶來兩個新契機，一是對原民議題的覺知，二是開始接觸紀錄類影片，「在電視台要拍很多紀錄報導、行腳節目，四到五天要講一則人物故事，之前跟片拍的都是戲劇，所以做了一兩次之後才慢慢抓到方法。」就她目前為止的經驗，無論任何類型的拍攝、鏡頭前是演員或是素人，一定得讓他們懷有認同感，如果遇到不信任她的人，她也會尷尬放不開。

「時光台灣」企劃中，她的《32 公里 ~ 六十年》是七年前抱著回饋族人的心情，回鄉拍攝南澳部落的尋根行動，與她另一部八月上映的紀錄長片《漂流遇見你》相同，都是受際遇機緣促成；她坦言自己對「做好紀錄片」定義非常嚴苛，這觀念來自大學時期，系上李泳泉老師介紹的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令她認定紀錄片必須真正生根、花大量時間去琢磨，拍出來才夠豐厚，因此，正準備下一部劇情片的她，同時還有記錄部落師生的長期計劃並行著，就是為了親身驗證拍攝時間的長短，到底會不會影響她給自己作品打的分數。

廖克發：紀錄片的存在，是為了找出不同聲音

馬來西亞籍的廖克發，27 歲時辭掉工作來台就讀台藝大電影系，和陳潔瑤一樣，劇情片也是他從事電影創作的初心，開始接觸紀錄片的理由則很現實──工作機會多，故紀錄片攝影師成了他創作之餘常接的活；至今產出過多部劇情短片的他，2016 年首部正式上映的作品卻又是紀錄片《不即不離》，而該片的起點，其實是他為醞釀多年的劇情片《波羅蜜的愛》做了許多田野調查，隨著蒐集的素材愈來愈多，才決定將之剪輯成短、長版本，片中因講述祖父身為馬來西亞共產黨的過去，毫無懸念在馬國被禁，然後，這樁事件又連帶驅動他為「時光台灣」製作的《螢火》。

「劇情片的訓練是去想像角色和故事；紀錄片是真的見到一個人、對他當下的情感有所反應，你怎麼應對，會直接決定你拍到什麼，那個直接的感覺讓我更喜歡。」拍紀錄片的挫折感和成就感，在他看來是一體兩面，尤其馬來西亞是多種族國家，作品得對背景經歷迥異的觀眾說話，要找到觀點間的平衡非常困難，但也非常值得挑戰，因為紀錄片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嘗試找出不同的聲音。

傅榆，拍一個過去被遺忘的自己

來自台灣外省家庭的傅榆，是三位中血統最純正的──別誤會，是指從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一路都拍紀錄片的這回事。她謙稱自己沒那麼有創意，所以較有興趣把真實世界的素材編排組合，「紀錄片之父 John Grierson 說，紀錄片是對真實做創造性的處理，我覺得很符合我的想法，而且我個性內向害羞，拍紀錄片能幫助我用攝影機去認識世界。」

幾乎都是自導自剪的她，每當把零散的素材組合出一個樣子，便會倍感成就，反之在等待回饋意見的時候，又像在眾人面前裸體一般脆弱；接到「時光台灣」邀約時，她正陷入新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的創作焦慮，但仍想趁此機會介紹自己的出身，讓這部《不曾消失的台灣省》與進行中的紀錄長片產生連結，「到國影中心看了台語老片，但我從小不會講台語，加上以前被同學用台語嘲笑，所以對台語有恐懼感，同時我發現修復片單中有一大批被冷落的檔案，是宋楚瑜任省長期間的下鄉報導，我突然覺得那些影片好像被認為是沒價值、受人嘲笑的，我的感覺很複雜，好像被笑的是以前的我。」觸動她的兩點因素──台語片因推行國語政策而逐漸沒落，與省長下鄉，終歸都和省政府有關，這讓她決意爬梳自己的身分背景，釐清自己對融入主流群體、獲得安全感跟歸屬感的渴望。

「生而為人」和「成為人」是兩回事

相對於傅榆的自我觀察與自我投射傾向，在劇情片體系中養成的陳潔瑤和廖克發，則是熱衷觀察世間人物，因為喜歡某個人、某群人，所以找機會去拍攝、記錄對方。

「我的兩部劇情片被大家說很像紀錄片，可是也沒什麼不好，表示 setting 得很真實。拍劇情片我什麼都可以妥協，只有對演員不行，我會經過很多觀察，他會說什麼話、做什麼事、這些是不是可以融入到故事裡？這個過程跟拍紀錄片的觀察是一樣的。」陳潔瑤認為拍紀錄片就像做實驗，需要用不同變項與方法去驗證原先的推論；廖克發同意這個說法，他也把所有注意力擺在被攝者身上，「我們習慣用議題去看人，但人是很複雜的，身上交會了很多議題，如果有能力去面對這些，才是拍片的意義，拍紀錄片是我成為人的過程，因為『生而為人』和『成為人』，是兩回事。」他分享一首讀過的詩，述說每個人只有半副靈魂，必須經過修煉才能完整；他相信紀錄片可以幫助創作者進入這個狀態，讓拍攝的角色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身分，唯有能力這樣對待人的時候，才會成為真正的人。

另一方面，在媒體渠道量創新高、器材門檻創新低的現在，影像片型的分野，或者紀錄片和劇情片之間，還有明確的界線嗎？

依據現場狀態機動改劇本、讓演員感覺不到自己在演等等，用這些紀錄片手法拍攝劇情片早已屢見不鮮，「創作者不該一開始就決定要拍劇情或紀錄片，但要想怎麼讓觀眾喜歡與接受你要說的故事；有時沒拍到的畫面反而會留在你心裡，影響你認識自己創作的中心思想、剪接時怎麼處理，總之要對你接觸的人和拍攝的方法很誠懇。」對廖克發來說，並非每部片都要完成，如果對方覺得不舒服，或認為應該結束了，這部片就不應該拍完，也許可以放個幾年，等大家更成熟時再回頭看，當然，那是最理想的狀態。

電影審查與政治正確：什麼是有價值的電影？

儘管近年台灣劇情片產出狀況堪憂，紀錄片卻可說是持續蓬勃發展，入行二十年的陳潔瑤親身體驗到片量的明顯增長，只是在法國電影院看過千奇百怪題材的紀錄片後，反觀台灣，能正式發行上片的紀錄片還是不夠多，種類也略為單一。傅榆曾拍攝在台陸生從事社會運動的《我在台灣，我正青春》，因而意識到創作者的自我審查，「我們很自由，但也有我們的悲哀，既然和中國的關係已經密不可分，就應該去正視這樣的處境。」不只對外，對內亦然，不具某種政治正確性的片子，在台灣似乎不容易受到關注，她指的是自己參與製作，沈可尚導演的《幸福定格》，目前尚未有機會在影展或影院放映，該片探討婚姻關係，她推論即使片子有藝術性，但若不貼近流行議題、不做批判，便難以被觀眾看見，在這種評判標準下，恐會錯過許多有價值的影片。

廖克發則不意外地提及政府審查問題，「我很羨慕台灣紀錄片產量多、各種題材都有人碰，而且完全沒有禁播和刪減的條規；馬來西亞的紀錄類影像只有電視報導專題，導致觀眾沒有分別影像真假的能力，看到的永遠只有新聞或非常誇張的劇情片。」但他也有和陳、傅兩位相同的擔憂：為了迅速吸睛，媒體總要用大眾化、標籤化的議題來包裝紀錄片，這是否牴觸了紀錄片為多元發聲的本質？

有土地，才有人

回到三人在「時光台灣」的新作，其實承襲了他們一貫關注的主題，自稱政治狂熱者的傅榆，的確就以舊時兩項政策做為《不曾消失的台灣省》的切入點，「我在前一兩年曾經非常低潮，好像拍不下去了，但是做完『時光台灣』跟長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後有了新的體悟，發現我為了被理解，或去理解更多不懂的事情，是可以去做些什麼的，我相信我還沒有做完，所以會繼續這條路。」

陳潔瑤近年深耕著部落文化的教育傳承，主因是拍完《只要我長大》後，觸發她更細膩地去理解青少年議題，短片《32 公里 ~ 六十年》使用七年前部落青少年尋根行動的影像，片中領路的耆老阿公雖然在拍攝《32》時正好住進醫院，但陳潔瑤記得當時下山前，阿公回頭再看了一眼部落舊址，並向它揮手，「我今天早上還在剪去年上山的片子，只要看到大家站在土地上對祖先說話，就會覺得『這就是泰雅族！』雖然面對的是一片荒蕪，可是我們跟土地的關係很親密，有土地才有阿公，才有我們，儘管我沒有在那裡生長，那樣的情感仍會召喚我。」

廖克發來自種族多元國家，作品常見他對人本的探究、對平等的嚮往，亦描繪跨越族群階級的愛，他在《螢火》中選取的老影像，是五〇年代台灣政府號召僑生來台，「他們興高采烈地來，也被熱烈歡迎，那個年代的年輕人雖然很多事不懂，可是積極參與社會，當年馬來西亞學生要到台灣或中國，英殖民政府就會警告他們那裡生活很慘，但他們還是要去建設新中國，有些人心中的新中國是台灣。」如今，多元祖國的現象仍存在現代馬來西亞人的身上，廖克發希望一步步深入挖掘族群間的情感，接下來或將標的轉向自身的馬來血統，嘗試述說馬來人的故事。

這次 BIOS Monthly 電影餐桌邀請三位導演以紀錄片出發、尋根身世。也將在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公視合作的時光台灣特映場放映對談，邀請你參與【電影餐桌｜原味】紀錄片與手沖放映對談，週日午后，與廖克發、傅榆、《32 公里 ~ 六十年》的製片陳芃伶一同愜意品味單品、並深入紀錄片的拍攝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