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歌，一個時代｜
專訪安溥：用一場演唱會，述說二元論以外的非善非惡

作者BIOS monthly

日期07.02.2018

一九九〇年，安溥九歲，代表她整個青春被包覆在九〇年代裡，這個千禧年前，瀰漫著世紀末氛圍的時代，灌溉了她極大部分的養分。那時的安溥，腦袋裡有大量的，找不到人對話的訊息，於是她執著於尋找，世界上有沒有更高明的思想，更多元的可能。衝破被社會體制切邊削骨的痛，她以張懸之名做了各式各樣的事情，直到三年前《潮水箴言》演唱會，她讓張懸正式退休，進入蟄伏期。

現在，眼前這位女孩子，要她的本名，為張懸完成最後一件未盡之事；直白一些說，安溥看《煉雲》演唱會的眼光並非眾人猜測的重新出發，而是好好結束。演唱會歌曲一字排開，她沒有選唱自己的任何一首歌，因為那也並非她想辦這場演唱會的意志。

「這份歌單，並不是方方面面都能唱到影響我很大的歌曲。很多人說影響，可能就是影響了你這個人，但我覺得同樣身為創作者，我選的曲目可能是它在那個年代的出現、在詞曲的押韻、或主題的選材上，曾給我過很大的震撼或啟發。」安溥要唱羅紘武、趙一豪、葉樹茵這些年輕一輩或許並不熟悉的人名，也要唱陳昇、林強、黃韻玲這些更為人所知的創作者，只是無論如何，她選的歌都是主流之外的副線作品。

「其實衝撞我的青春期，包括在音樂裡啟發我的人，都不見得是和我成長背景或個性相容得了的人，但就是因為不相容，讓我永遠都被提醒，這個世界上，所有人都與我不相同，而這無損於我能不能找到欣賞他們的方式。」這是這場演唱會最想傳達的概念之一，她說，這也是為什麼《煉雲》的主題異常難說明，無法用簡單的關鍵字歸類。

如果我的善良和慈悲，是邪惡教會我的

《煉雲》歌曲很大一部分座落在安溥的青春期，也就是體制上已經解嚴，體質卻還沒調整好的九〇年代。人們急於為不了解的東西一個個貼上標籤，試圖歸類，歸類不成，就成了不被認可的旁門左道。其中，趙一豪的〈改變〉就是一例，這首歌收錄於一九九〇年由水晶唱片發行的《把我自己掏出來》，MV 中能看到他激烈甩著長捲髮，一張臉塗得死白，畫眉又畫眼。要說驚世駭俗嗎？近三十年後的現在看來，其實一點也不，但若放入當年的社會脈絡，就是另一個故事了。

「他影響我很大的，其實是當時台灣社會很少有人願意在台上做一些 underground、受西洋影響的東西。化妝在台灣樂團裡發展得很慢，跳脫俊男美女的既定框架以後，妝扮自己這件事很容易被妖魔化。」這天天冷，安溥在熟悉的咖啡店戶外，又是野菇燉飯配卡斯特，「台灣社會始終沒有了解，傷風敗俗和特立獨行是兩回事。台灣社會範圍非常小，往左就遇見一個龐克，往右就遇見一個立法委員，他們兩個人的世界完全不一樣，但因為地域小，你會在一百八十度裡看到很多不一樣的人，我們被迫要擠在同一個生活空間裡，動不動就覺得別人奇怪，對別人指指點點。」

安溥說，趙一豪最近十年的作品，在音樂方面對她影響也非常大，但她想到這一輩的聽眾，就想選一些在當年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歌曲。

「我就想要唱一些，他那時被指為比較傷風敗俗，覺得怎麼可以把歌詞寫這樣的東西。其實這樣的內容，正是西方搖滾樂的精神所在。不管這其中有沒有表演或造作的成分，他其實異常渴望用音樂的方式，去挑戰人在這個社會上不被允許公開的赤裸面，哪怕這些赤裸面帶著污穢、帶著髒字，帶著每個人可能都有，卻不能說的奇思異想和身而為人的慾望。」

「這幾天我看到死亡／他們清楚的放在我的眼前／沒有任何疼痛所以不小心劃破了我的手／流流流......離開了我的身體／紅紅紅......紅紅的模糊」

——趙一豪〈改變〉

「西方可能早我們五十年或更久，去思考社會上到底有什麼東西是非要禁止或不能討論的，搖滾樂大肆衝撞了這件事，並且帶來了可觀的商機，也奠定了搖滾樂是當代主流這件事。而台灣社會一直都還在隱晦的狀態，尤其音樂圈不能隨便提到錢這個概念，好像『我們保了你們一份清白，你們就他媽的永遠清白啊。』但是西方搖滾樂衝撞的、結合的，就是雖然是相對面，但手牽手一起在做的金錢、政治、娛樂跟性啊。」

「所以你看大家會討論音樂圈的緋聞什麼的，但那些都是你非常欣賞的創作者，彷彿他們應該在家焚香、彈琴、用毛筆寫歌詞，一旦他們婚姻不理想、破滅了、跟你不喜歡的女生交往了，或是門不當戶不對嫁出去了，這個社會的鄙夷跟拋棄，在我成長過程中感受是非常劇烈的。」

安溥一次批判了台灣社會對於音樂圈的兩種假道德想像：去商業化、生活人品的純淨無瑕。喜歡的人能不能保有討厭的部分？討厭的人有沒有機會給予自己或喜歡的人一些啟發？安溥想透過《煉雲》叩問這樣的事實。她厭惡建立於二元論之上的比較，程度如同她厭惡懶人包。

「當這幾年的風向願意接受你傳達的東西時，我依然在意我的聽眾是否認為這是因為我特別善良或特別難得。我最心虛的就是，他們現在看到我的面向，可能是他們攻擊或批評的人啟發我的。也許有些人覺得我謙卑或是溫和，但這都不是某個政治正確或善良的人教我的，說不定是一個邪惡或物質主義至上的人，一瞬間的慈悲心或善念，曾經大大震撼過我，再陪我去思考善良是什麼。所以我想唱這麼一次，說不定我們能一起停止歸類，停止活在這個標榜或是縱容二元論的世界裡。」這場演唱會，是對一個二元論不再的未來，所給出的最大祝福，她說。

一個個搜集來的九〇年代

既然歌單裡有不少來自九〇年代的歌曲，我問安溥，在九〇年代度過變化最劇烈的十歲到二十歲是怎樣的感受？從九〇走到千禧年，再從千禧年向前近二十年來到今日，人們資訊搜集的方式大大改變了：從無線電視到有線電視，再到有線電視數位化；從 BB call 到傳統手機，再到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機；從錄音帶到CD唱片，再到數位下載與線上串流。而對安溥而言，她和九〇年代共度了一個「一樣樣把東西搜集回來的年代」。

「你是你自己唯一的過濾器，決定什麼東西能或不能影響你。」安溥停了一下開始舉例，「像如果你認為這世界上 A 片不能只是劣質品，不該只是偷偷看到的東西，你可能會不顧一切地去發掘這世界上有多少人用不同的方式去拍真的情色但不猥褻，高明的，跟慾望或者甚至跟佛洛依德有關的歐洲 A 片（笑）。」這個淘氣的舉例，不曉得能不能讓跟佛洛伊德有關的 A 片站上色情網站的熱搜榜。相較於九〇年代，這個客製化、個人化當道的現在，你看過什麼、聽過什麼，都被網路毫不留情地記錄下來，將你可能感興趣的內容精準推播到眼前，無形中削弱了選擇的主動性。

「所以我九〇年代所有生命中發生的事情，是我和爸爸媽媽一個個找來的，你有的，別家不一定有，別家有的，還要看看你條件許不許可，讓你也可以有。那時的社會現象比較像每個人都在找自己發展的方式，每個人出生其實是歪七扭八的，不會像塞進一個直筒杯裡，會有滿出來的、填不滿的，填進去以後僵掉的，乾掉的，膨脹的，形態各異。九〇年代最明顯的現象，有點像是被擠壓過後，剩下來的獨立個體的表達。因為那時候獨立個體的表達不像現在那麼多元、比較容易被祝福。」

由於離開媽媽肚子後便各自不同，不像年輕一輩出生的人能用可愛巧虎島或是 iPad 作為共通語言，在九〇年代度過青春期的孩子進到校園後，得被扒一層皮，讓每個人看起來相像一點，而這個過程著實疼痛。

「搖滾萬歲」和「MTV」

喜歡的東西，得一個一個自己找來，這段找東西的過程，當時位於士林的搖滾萬歲唱片行陪著安溥。那是台灣最後一段還珍視實體購物過程的歲月，唱片行四處林立。安溥當然也喜歡杜德偉和郭富城，但那些廣播和電視不播的音樂，內行人才知道要上哪找。

「搖滾萬歲影響我中學時期非常大，你可以在那裡聽到各式各樣的卡帶，他們是少數會進像 Pink Floyd、Fiona Apple、齊柏林飛船那種電台不會有的音樂的唱片行。我就是在十塊錢的試聽卡帶上聽到了當時連西方樂評都爹不疼、娘不愛的 Suede，當時你有機會聽到所有經典樂團崛起的過程。」在這樣的情況下，安溥得以透過這些樂團，聽見她在日常生活裡無從得知的，八〇年代前後的苦難。

「那時候最喜歡的樂團是 The Who，很前衛嘛，那怎麼辦呢，我為了要聽他們，除了天天上唱片行問店員能不能幫我播以外，那個羞恥心上來的時候，就會想說把它帶回家就好。那時候聽到不喜歡的音樂反而會鬆一口氣，因為我就可以不要它了啊，就不用想怎麼存演講比賽的錢去買。所以其實那個年代即使是你不喜歡、不珍惜的東西，都會留下影響，因為你選擇的時候是非常認真的，比起這個年代你說『喔，沒興趣』那個情緒是比較大的。」

除了這間影響許多音樂人的傳奇唱片行以外，MTV 台也是當年對另類音樂好奇的年輕人必看的電視頻道。

「那時候是台灣已經遺忘民歌，但是能夠認得的民謠形式還是只有民歌的時候，MTV 竟然在台灣引進了 unplugged 系列，你要去查那個單字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然後才發現，原來 Bon Jovi 可以那樣唱，Nirvana 可以那樣唱。西方音樂圈，不管是出於需求還是出於創意，他們不斷在研發音樂除了突破形象以外還可以回到素樸本質的形式，哪怕這樣的回歸也是為了更多錢，不管。九〇年代，美式搖滾演唱會都還在噴火焰、灑紙花，MTV 卻做了 unplugged 系列，很酷。」

九〇年代，當你喜歡上了什麼，是非常花時間的。迷戀明星的，上唱片行不說，還得花時間守著節目播出，報名歌友會，買報紙、雜誌來剪報。安溥就是在那樣的環境下成長，花十塊錢，才能把看上眼的卡帶拿來正反兩面各播一首試聽，盯著電視看有沒有什麼稀奇古怪的音樂會跑出來。這種挑挑揀揀的過程，讓決定留下的更顯珍貴，決定放棄的，也保存在記憶裡。現在，聽音樂成了本能衝動和追求方便性的事情，所謂喜歡，成分上也多了不少經濟理性。

由有線電視開啟的道德思考

話又說回來，其實有 MTV 台可以看，也已經是後來的事情了，「我可是看了他媽十三、十五年的三台啊！」安溥表情似笑非笑，「我記得我高中那時才有有線電視台，它在我青春期的時候出現，引發了我對道德兩個字的思考。」三台，又不能有別的政治立場，那為什麼不一台就好啦？她笑說。過去一直由這三個台發佈出來的世界觀，在民視出現之後有了改變。

「民視成立的時候，你就發現，再來第四個要幹嘛？因為它在選項裡不曾存在。然後你才會了解，原來電視台的開放其實是言論自由一個非常標誌性的開始，媒體的權力將跟國家開始正式分離，而當你意識到兩者要切割的時候，你才會發現，原來以前新聞跟國家是綁在一起的呀！當所有資訊來源都攤在眼前，我發現我們所知道的『道德』，在人生裡不斷被灌輸給我們的，包括碰撞，或是刺激，如果不是讓我們意識到宇宙萬物的存在，而只是強迫我們接受『這個世界該是什麼樣的世界』、『這個國家該是什麼樣的國家』，那是不是會有問題？」

「所以我這幾年常常在想，如果國中時老師有告訴我，其實有一個發明家叫特斯拉（註 1），我的人生會不會從此以後就改變了？因為那會提早告訴我一件事，這世界上很多正在發生的事情，你還不能知道。用這個道理來想的話，那我就不能說，我『知道』現在這個世界是怎樣，我只能說，我『以為』現在這個世界是怎樣了。如果現在所有的資訊，十五年後會告訴你其實是錯的，那我們現在到底在講什麼呢？這是異常實際的問題，也是九〇年代給我最大的啟發。」

居然從有線電視，思考到了哲學知識論的問題。安溥說，她不得不喜歡，也不得不討厭九〇年代，他們形塑了彼此的生命。她玩笑著說，也唯有那個年代成長的人能夠說自己並非在玩復古的音樂，因為他們就是九〇年代出來的活化石，於是，我請眼前的九〇年代活化石，聊聊那個年代的音樂故事，而她選擇從八〇年代開始說起。

九〇年代音樂：千禧年前最絕望的華麗嘉年華

「八〇年代台灣有民歌，西方有重金屬搖滾樂或是什麼的，但其實不管你唾棄什麼、痛恨什麼、信任什麼，比如說嬉皮式的音樂，甚至我們講的靡靡之音、流行音樂，裡頭都是帶著很強烈的情感，要讓大部分群眾共感。」

「但是到了九〇年代，我看到的西方樂團都開始在做一件事，就是『我想要留下在千禧年以前我身而為人想要留下的最後的態度』不管這是世紀末帶有恐懼的慶祝，或是帶著一點點喜悅跟厭世感而帶出的吶喊或什麼的，情感面開始大量地轉移，從 Grunge（註 2）的崛起就可以發現，社會邊緣的次文化青少年再也不覺得，我的厭世跟髒兮兮是需要自我檢討的，我把我的自我檢討，變成一種自殺式的、音樂型態的控訴。身而為人，我不再因為在大家共同努力的東西上失敗所以生無可戀，因為我們永遠都那麼難堪、那麼狼狽、那麼破爛。」

「這個浪潮也造就了一堆我們覺得前衛的樂團，比如說像 Garbage 、Suede，形塑了大家千禧年後聽到的英式搖滾，在 Beatles 以後跟 Oasis 中間有個大亂鬥的時期，我覺得受到 David Bowie 的影響可能很大。那種心態其實是，想要在千禧年前用絕望的姿態做一場嘉年華，所以東西就越做越鬼魅，態度也比較像千禧年後我們常聽到的音樂，比較厭世的口氣，但又帶著一種性感的情調，就是『我不會很努力去活，但我也不會很用力去死，我覺得都太做作了～』他們在唱的其實是對於這些東西的批判思考，但那已經不是抗爭式的批判，而是回歸一種冷靜態度或是狠狠凝視時代發生的荒謬現象，出來的一個很華麗的東西。」

「總的來說，九〇年代是一個，物質與精神，以至於宗教與藥物文化，都不再只是單純二元的相對面，而是把最衝突的東西，去大量融合或廝殺。藥物文化的崛起其實也跟宗教脫不了關係，當你發現這個世界上除了禱告之外，還有一個東西可以帶你的心靈到你從來沒有想像過的地方，藥物文化對於九〇年代，或者說我身邊認識的所有青少年，包括大我十歲以內，我覺得好帥的大哥哥大姐姐們，其實都是異常重要的。」

能夠誠實地去討論這些事情，才不是一般泛指的消費型文青或衛道人士，安溥這麼說。我們必須去正視在千禧年前，各種影響了現今世界的現象，無論是最後浮上檯面的，或是潛入地下爛掉的。不這麼誠實去做的話，我們仍然會停留在鬼屋有鬼、毒品有毒的討論上，拿安在前頭的形容詞去刻板定義某個東西在當代對於世界的影響，自然也就無法更深入討論我們在日常所遭遇的各種議題。我們必須重視真正的脈絡，看見輸送血液的過程，也才能把造成栓塞的東西看清楚。

聽安溥講話極為燒腦。為了不要讓講出來的某個詞彙成為並非她想表達的意思，她時常一補述就補到了遙遠的天邊去，神奇的是去了天邊之後總有一刻會再繞回來，只看你有沒有發現而已。這顆九〇活化石演化至今，說起那個年代的事情，眼睛還是會發亮，她將帶著那個年代的精神，持續與社會對話，往前走到一個無論在音樂或生活上，都更多元的地方。